深切怀念新中国科技事业的伟大奠基人周恩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在我国的科技事业中，同样凝结着周恩来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智慧，他是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伟大奠基人。

　　我于1950年春从美国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历程，并有幸在核工业技术领域接受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多次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的风范，使我深受教益，终生难忘。他在科学技术事业方面的不朽功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的光辉思想和行为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关键作用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医治多年战争创伤的同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注意到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1963年1月，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指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此后周总理多次重申“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到1975年1月，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以无比顽强的意志，用激昂有力的声音，再一次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要求。他在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令老一辈科学家敬佩不已。没有周总理在科学技术事业上的这种高瞻远瞩，新中国前期的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是不可设想的。

　　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制订并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亲自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保证了我国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

　　1956年1月，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于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当前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力量很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目前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一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他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知识分子要给予信任和支持，使他们有职有权；要给高级知识分子配备助手，解决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历史问题；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注意方式方法，等等。

　　周总理的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评价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而又循循善诱地开导知识分子，使我深受教育。有的老科学家读过这个报告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使他们倍感亲切，深受鼓舞，从而大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然而，事情常常会有反复。后来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以及“大跃进”运动中，批判所谓“白专道路”、“拔白旗”等，又大大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1962年2、3月间，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会议，周总理到会讲话。他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压在头上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负担这个问题，明确指出：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三座大山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从观望、中立逐渐靠近革命。真正成为反动统治阶级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少数。“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中。”“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他还说：“现在大家肚里有气，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帮助不够，要把这个扣子解开。”讲话后他还不放心，又嘱托陈毅副总理再到会上讲话，这就是那篇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著名讲话。陈毅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对我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科学家们顿时欢欣鼓舞，反应强烈。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受到冲击，一些知名科学家和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甚至受迫害致死。周总理忧心如焚，他连夜给中国科学院、二机部、七机部等各有关单位的军管会负责人打电话，要他们开列出需要加以保护的科学家名单，并亲自一一交代和安排保护措施，使一大批科学家幸免于难。

　　亲自领导和主持制定了《1956一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全面推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周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响亮口号，并指示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部门，抓紧制定《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12年科学规划）。他对制定规划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指出：这个远景规划必须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规划确定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既涵盖了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包括尖端技术、冶金、能源开发、长江黄河综合治理开发、几种主要疾病防治等等，又突出了国家急需的重点；这个规划指明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又勾画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到六十年代前半期，规划中的许多目标提前实现，有的接近或达到当时世界的较好水平，为以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周总理在制定规划中的民主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使科学家们尤为钦佩。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有很多争论，周总理、聂老总他们一方面在大的规划原则上掌握方向，另一方面在具体项目上又放手让科学家们去讨论决定。关于规划的原则，当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按任务来规划，还是按学科来规划。通过充分讨论，中央决定“按任务带学科”作为这次规划的基本原则。这项原则虽然得到多数科学家的赞同，但仍有一部分科学家，特别是搞基础理论研究的，还有不同意见。对于这少部分人的意见，周总理也十分重视，他细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决定增加“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一章，作为重点任务的第 12项，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周总理的民主作风和善于集思广益的领导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在组织领导“两弹一星”的大规模科学技术攻坚中创造了成功经验，树立了光辉典范

　　周总理是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决策者之一，同时又是这项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对尖端技术事业的领导是高瞻远瞩和深入具体的。从方针、政策和基本原则的提出，到各级专门机构的组建，专业人才的调配；从发展规划的提出和制定，重大项目的实施和攻关，到每次试验任务的具体组织和部署，都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和智慧，创造了许多成功经验，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概括起来，有以下6点：

　　（1）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规模系统工程，必须在国家顶层确定或成立一个有权威的组织协调机构，统一审议、决定各种重大问题。“两弹一星”就是这样的“大科学”、“巨型工程”，技术复杂，综合性强，涉及的范围广、部门多。而各部门、各系统之间又需要紧密联系，协调行动，因而强有力的领导、指挥工作非常重要。1962年11月成立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就是这样的一个权力机构，它由总理、副总理和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周总理任主任。委员会下设有由司、局级干部组成的精干的办公室。钱学森同志曾经说，周总理、聂老总他们就是按照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把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组织起来，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2）大力协同，联合攻关，是这项事业取得成功的又一条重要经验。1962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报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和试验“两年规划”报告。10月底，罗瑞卿副总理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同意二机部提出的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安排，并成立中央专委。11月初毛泽东主席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在 1964年10月我国首次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之前的近两年时间内，周总理主持召开了9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解决了100多个重大问题。随后，一直到70年代中期，在原子弹、氢弹、核潜艇、核电站和导弹、卫星事业发展中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讨论、协调落实，全国各地方、各有关部门也都本着“大力协同”的原则给予配合，不提困难，不讲条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3）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也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引以自豪和骄傲的是，原子弹爆炸和卫星上天，主要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然而也必须说明，在“两弹”事业的起步阶段，我们曾经得到当时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援助。周总理要求我们既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也不能无限期的依赖苏联专家。毛主席也告诫我们：对于苏联的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所以，在“两弹”事业的初创时期，我们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并没有放松我们自己尖端事业的建设和尖端技术人才的培养，十分注意发展壮大自己独立的科学技术实力。因而，1959年6月苏联毁约停援时，我们能够迅速组织实现全面自力更生的大转变，使我国的“两弹”事业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在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问题上，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政治远见。

　　（4）科研工作要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中央专委会成立后，在1962年12月初召开的第三次专委会会议上，由刘杰、钱三强同志汇报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两年规划”及进展情况，我作了补充。汇报完后，周总理作了重要讲话，概括起来是科研工作要遵循的这4个要点，共16个字，即“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后来成为指导“两弹一星”事业的一条重要原则。它虽然带有一定时代烙印，但也揭示了科学研究工作的特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当时的中国，虽然在政治上纠正了“大跃进运动”不从实际出发、不尊重客观规律、急躁冒进的错误，但在具体问题上人们仍怕犯右倾保守的错误，“左”的影响远没有消除。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总理说：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指导原则。要认识客观规律，也不能怕失败。在科学实验中，有时必须经过失败，甚至多次反复，才能成功。要循序而进，想超越阶段跳过去是不行的。还要坚持不懈，做任何事，总靠突击是不行的，只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时才能突击。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要戒骄戒躁。略有所成就骄傲起来固然不好，急躁也容易犯错误。

　　遵照总理的这四点要求，在核科技领域，从1964年10月开始，我们在原子弹装置塔爆试验和飞机空投核航弹爆炸试验之后，又安排了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和氢弹原理塔爆试验，到1966年底，一步接着一步地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的所谓“三级跳”计划。

　　（5）坚持质量第一，确保万无一失。周总理作风严谨，历来重视科研生产的质量和安全，强调质量第一是个政治问题。特别是1964—1965年进行我国第一、第二次核试验期间，他对做好各项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经整理、概括成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6字方针，并在后来成为历次核试验和各种重大科研试验实施时必须遵循的方针。周总理不仅是要求大家这样做，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每次核试验前听汇报，他总是要仔细地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而且要求我们把各种不利或意外情况考虑周到，并设想多种预案，做到万无一失。他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搞试验关系重大，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还很穷，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

　　（6）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管理，也要实行民主集中制。钱学森同志常说，周总理、聂老总当年抓科技工作，管“两弹一星”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对此，许多老一辈科学家也都有切身感受。比如在“两弹一星”事业发展的岁月里，每次专委会开会，周总理总是嘱咐多找一些人参加，以便全面听取大家的意见。他还不时提出问题同大家讨论。他尤其重视不同意见，只要有一个人提出疑问或有道理的反对意见，而又难于下定论的，他都不马上拍板，暂时休会，要求大家回去把问题搞清楚后再复会讨论决定。只要听到不同意见，哪怕这个意见来自一位普通科技人员，他也会立即加以考虑，对照研究自己原来的决定。他曾不止一次当众宣称：“我批过的事，错了也要改嘛！”总理的这种民主作风，使在场的科学家们都深为感动。当他们听到总理把不同的意见巧妙地集中起来，得出比争论各方更为高明的结论时，又甚为敬佩。

　　与此有关的让大家深受教益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周总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知识渊博，但仍然十分重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他在抓尖端技术的过程中，总是力求弄懂一些关键技术问题，不厌其详地听取一些技术难点的讲解。他还常常教育周围的干部要虚心向科学家学习，应视科学家为国家的宝贵财富，不仅要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工作上支持他们，还要在生活上关心和爱护他们。总理在接见科学家们时，常常径直走到站在后排的科学家中间，和他们热烈握手，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令科学家们十分感动。

　　“两弹一星”的成功，是周总理在我国科技事业上建立的不朽功绩的光辉篇章。那些成功的经验，都闪耀着他的智慧火花。他的一言一行，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一贯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认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早在1956年1月，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就指出：“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他还特别指出：“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理论研究的忽视。”

　　然而，由于我国在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的投入有限，基础理论研究又往往不能较快收到实际效果，与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相比，总是难于得到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基础理论研究更是被批判为“理论脱离实际”、“经院式研究”、“理论至上”等等，使基础理论研究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这种状况，许多科学家身处困境，一直是十分忧虑。

　　周恩来一贯重视基础理论研究，非常理解科学家们的这种心情和处境。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总理着手清理整顿、落实政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尽可能对科学家们的要求给予有力的支持。举两件事为例。一是 1972年 7月他在北京大学会见美籍华裔学者参观团时，用巧妙的语言鼓励北大校长周培源同志提倡一下理论研究。不久，周培源同志提出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建议》，周总理立即批示：要求“在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另一件是，1972年张文裕同志和我等18位科学家为要求加强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工作上书周总理。9月11日，他在复信中批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中国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项目之一。”然而，在1972年8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后期，周总理的这些正确意见，却遭到“四人帮”的批判，这次会议也被定性为“复旧回潮”的典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周总理在尖端技术开发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乃至整个科技事业领域的光辉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得到了发扬光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学说，大大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追昔抚今，使我们一方面感慨万千，另一方面又倍受鼓舞。让我们抓住历史机遇，努力开创我国科技事业的新局面，以更大的成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