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取消卢绪章访英 周总理批评我“气盛”

　　一

　　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我奉派以新闻联络官的名义，负责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务是：（1）协助发言人组织新闻发布会；（2）接待来访记者。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我拒绝了。事后我报告总理，并建议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周总理问我，为什么？我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总理蹙了蹙眉头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呢？你应该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我说，总理批评得对，是我想错了，我不经请示，就把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总理说，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当然，组织性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重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要做到这一点，不只靠水平和经验，关键在于事前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认真的准备。代表团在北京集中以后，我要大家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一一提出对策，经过讨论批准作成预案。有了这种准备，我们就比较主动。当然，不可能事事都预先料到，那不是唯物主义。应当并且可能预料到的事而没有预料到，就是失职。你也作了预案，但你没有设想国民党的记者到日内瓦来，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工作中难免有失误。有了失误就追究责任，会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工作。但是，有了失误就要认真吸取教训。我要在碰头会上讲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训。首先是联系这几天的实践，检查有没有偏差，进一步设想还可能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拟出对策，这样，继续战斗就更有把握。我说：我就召集新闻办公室的同志开会，按照总理的指示，进行检查和讨论。总理说，你们开会，再增加一个内容。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这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你们先研究一下，区分几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办法，写出来送给我。

　　总理还关照我，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二

　　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注意。在“新闻之家”登记的记者近千名，这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周总理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

　　总理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有时应接不暇。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总理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此外，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了这些材料做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总理指定人进行了检查，认为没出差错。总理听了汇报后说，没出差错，只能算勉强及格。你们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还太呆板，还只是“守株待兔”式的，效果还不很大。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吃中国菜，边吃边谈，让人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活泼。这不是吃吃喝喝，是为了便于你们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我们原先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总理说，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是为了这一点。总理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

　　这些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未采取的。外国记者反应很好。有的说，中国人熟悉西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于使人了解中国。有的说，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并不拒绝外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有的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有的说，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

　　总理及时了解这些反应。但他更注意对我敌视的反应。美国有个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总理了解到这种反应后，让我们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节的纪录片。他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们放映了《1952年国庆节》，能容纳350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向我们握手祝贺。普遍反应，印象深刻。有的说，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也来看，不知他们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苏联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说，这是个创举，表示要向我们学习。

　　听我们汇报了这些反应后，总理问，有没有批评意见？我说，间接地听到美国一个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总理说，即使是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拍的彩色戏曲片。当时刚刚拍出，我还没有看过。为了便于向外国记者介绍，我们在旅馆里先行试映，旅馆的一些瑞士职工闻讯也来看，但放映不久，他们就一个个地走掉了，显然是看不懂。我要是不看字幕，也听不懂唱词。我想，让外国人看这部电影，真是“对牛弹琴”。但还得尽力而为，便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写成一本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我先把剧名译成英文，叫做“梁与祝的悲剧”。

　　我向总理汇报试映的情况以及所作的准备。不料总理批评我是在搞“党八股”。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

　　总理给我出主意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个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我说，说明词写好后，请总理审定。总理说，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

　　我们照总理说的去办。为了停车方便，租用了旅馆的大餐厅。放映前10分钟，250个位子坐得满满的，王家松也来了，后到的无处可站。放映过程中，和上次不同，全场肃静。我举目四顾，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到“哭坟”、“化蝶”，我听到啜泣声。放映结束，电灯复明，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大约1分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普遍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友好的记者为电影的成功感到骄傲。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色彩、音乐的美，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电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总理还让王卓如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也称赞不已。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贴切，多么吸引人，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啊。

　　我向总理汇报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时，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说，这使我进一步懂得对外宣传的重要。总理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宜传。--他告诉服务员，给我一瓶茅台酒，记他的账。

　　三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曾在1960年5月访华5天。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他印象颇深，但感到时间太短，要求1961年9月访华3周，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要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制定日程，组成接待小组，由国防体委主任李达上将率领，全程陪同。

　　9月7日，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即：一、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二、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总理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他要我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总理指示，要放手让他看，旧中国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让他自己看了作出结论。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尽量从本质上了解新中国。

　　从9月9日起，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9月20日傍晚回到北京。21日凌晨2时许，总理找我到西华厅向他汇报。

　　我的汇报较简短，总理问得很仔细，对政治性问题问得特别细。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看来总理还满意。我觉得总理该休息了，准备告辞。但总理不让走，又问我，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我从包头谈起，谈到在洛阳时，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让我们陪他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中间休息时，他走了，回到宾馆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我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我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他不吭声了。

　　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伸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总理的批评很尖锐，但使我心服，我很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总理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我：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我答：杂技，特别是口技。总理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总理从文件框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总理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总理马上打电话给俞沛文，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9月22日晚，总理在饯别蒙哥马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蒙哥马利提出的“三原则”是“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总理还说，这次蒙“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正在辛勤劳动，从事和平建设”，但“我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要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说，这次访华“使我了解了整个国家解放以来获得的进展”，“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62年，英国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书中详述了他访华的见闻和观感，强调指出：“从长远看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兴起是必然的，这符合人类总的利益，有助于缔造一切国家的普通人民深切期望的和平世界”。在这本书中，他还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和《抢椅子》的演出情况。

　　四

　　1962年8月，我到伦敦担任驻英国代办。9月间，英国贸易大臣埃儒尔通知我：英国政府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于当年12月访英。我请示国内后，回答埃儒尔：中国政府感谢英国政府对卢的邀请，卢将如期访英。埃儒尔非常高兴。他说，这是英中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英国政府将于3天内发布消息，希望中国政府也同时发表消息。我说，副部长出国访问，提前3个月发表消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作法。英方如何处理，由英方定。

　　第二天，英国政府宣布了这件事。

　　10月，印度再次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我国被迫自卫还击。英国一些政客和报刊借机反华。《苏格兰人报》称，英国政府对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英事将另作考虑。我马上往见埃儒尔，要他澄清。他说，这完全不是事实。英国政府对卢副部长的邀请以及访英的日期不会改变。

　　过了几天，埃儒尔紧急约见我。他说，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卢的访问，半小时后就正式宣布。他个人认为，这不是由于政治原因。

　　我竭力抑制愤怒的情绪，简要回顾了前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指出：英国政府出尔反尔，使我惊讶。卢的访问日期是英国政府提出，中国政府同意的。现在英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商量，单方面决定无限期推迟，而且马上就要宣布，对这种不正常的作法，我个人表示遗憾。我将报告本国政府，并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

　　回到代办处，我召集主要外交官开会。我说，对英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应当予以打击。根据我的意见，急电外交部和外贸部，说明埃儒尔同我谈话的情况以及我的表态，并提出三点建议：（1）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主动宣布取消卢绪章的访问；（3）削减从英国的进口。

　　外交部复电同意我对埃儒尔的表态，并要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他重申，但不提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复电指出，三点建议不妥，不予采纳，要我联系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进行研究考虑并复。这显然是认为所提建议不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让我作检讨。我感到不能接受。在给外交部的复电中，我只表示，所提建议仅供参考，现服从部里决定，今后将在实际工作中加深对我国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的理解。

　　1963年春，卢绪章应邀访英，访问很成功。这年秋天，我回国休假。总理找我谈话，提到此事。总理说，去年你提出三点建议，当时外交部和外贸部基本同意，到我这里挡住了，我让外交部给你泼了冷水，希望你考虑考虑。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我没有再跟你打“电报官司”，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三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

　　我说，我本想当场对埃儒尔提出抗议，鉴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我只表示遗憾；我觉得不够分量，应该用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英国虽已衰落，有时还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气焰。他们认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请卢绪章访英；他们认为不利，就单方面宣布推迟，这有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我们主动取消卢的访问，可以表现我们的高姿态。我们以自力更生为主，对英国无所求。而英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靠外贸，削减从英国的进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内部矛盾。对英国该拉就拉，该打就打，当时我觉得对这件事有必要给它沉重打击，这是针锋相对。

　　总理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住这一点。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取消，把文章做绝呢？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做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开国的时候就宣布了。进口的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是计划经济。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消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还是提一提，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卢绪章访英成功，证明我原来的想法和建议错了。但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理从方针政策上作了具体分析，使我豁然开朗，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总理说，我记得你是1919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五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总理让我以他的助理名义参加会谈。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闻震动了世界。

　　这年10月，基辛格一行14人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总理主要同基辛格谈判被称为“上海公报”的内容，并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1972年1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18人（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来华作技术安排。齐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他着重指出，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亿万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极为重视。

　　总理让我约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与会的其他同志听后，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于会泳的“首长”是江青一伙。

　　我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

　　总理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讯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一个，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对此，齐格勒表示，他没有经手租用过通讯卫星，但料想租金一定很贵，尼克松访华8天，8天的租金估计可能要100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供美国记者使用的通讯卫星，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我说，修建地面站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至于是否租用通讯卫星，我们再作考虑。

　　我向总理汇报，并说，既然美国政府已作了准备，我们不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通讯卫星。总理立即批评我，他说，让你商谈租用通讯卫星，你一听100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你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我按总理的三点指示向齐格勒讲了，他很惊讶，想了一会儿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很合理。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互相关联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镡德山、谌筱华记录整理）

　　《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