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45岁生日写下《我的修养要则》 以明心志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历史地考察民主生活会制度的由来与演进，对当前加强党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田会议：“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中国古代虽然早有“朋党”“同党”等名称，但科学意义上的政党是近代才出现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由于国民党的成立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成立后的国民党一直是一个松散的政党组织。组织涣散是国民党与生俱来的痼疾，有人甚至讥笑国民党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只是填写入党志愿表和登记表时20分钟的关系。据一位20世纪40 年代在安徽省政府机关工作过的国民党党员回忆说：“我自1940年入党后，除在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的区党部参加过两次党员大会外，就从来没参加过什么组织生活。”同一基层组织的党员彼此不认识，党员不知道自己所属的区分部和区分部书记，甚至区分部书记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职务。

　　而中国共产党则不同，成立初期，就制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党员开展党内组织生活。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实际经验，党内组织生活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加上当时我党早期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比较严重，极大地挫伤了党员参加组织活动的积极性。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西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是一直不断。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所作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其后，红四军出击闽中，冒进东江，结果连吃败仗。

　　在这种情况下，8月下旬，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报告后，决定组织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来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需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陈毅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为基础，并依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周恩来又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有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于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经过两天民主而热烈的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并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曾经在红四军中发生尖锐思想对立的一场争论，最终在古田完全化解。

　　在古田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勇于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大局为重，最终凝心聚力；他们亲历亲为、重视调查研究，深入连队、农村召开座谈会，听取不同意见，详细调查了解红四军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正是由于做了充足的会前准备，只用了短短两天，就正确解决了关乎红军未来发展和前途命运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决议》明确指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强调：“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古田会议，以冲突开始，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以团结告终，开创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

　　古田会议后，由于对党内民主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没有形成惯例，且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加之革命战争年代，斗争形势异常复杂，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全党达四年之久，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扼杀了党内民主生活，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首先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但同时又强调失败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所致。然而，博古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与会者的认可，甚至没能得到同为最高“三人团”成员周恩来的认可。在周恩来的副报告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而非其他。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了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

　　接下来，毛泽东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即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主要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发言代表了中央各位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想法。

　　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成为了全党遵循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正如邓小平所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

　　延安整风：“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始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就党内民主生活而言，刘少奇曾反思，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生活的国家，我党在过去大部分是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同时还由于某些同志有不正确的思想和对于党内民主的不正确了解，所以在党内民主生活上还没有养成一种习惯，以至在客观条件可能时，亦不能很好地很正确地实现民主生活。”

　　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党内民主问题时指出：“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同月，刘少奇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也谈到这一问题：“我们不只是要在形式上执行一些民主手续，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提倡一种民主的工作精神。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负责人员在党内没有特权，不应斤斤于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不自高自大，应服从多数，服从纪律，接受下面的批评，倾听同志的报告，详细地向同志解释，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同志，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这是民主的精神，我们每一个干部都应当具备这种精神。应当用这种精神来改造自己并教育同志。这正是党内所需要的民主。”

　　1941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党性等。

　　1941年9月起，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由此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会上，党的高层领导人开展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会上进行了深刻检讨，不少同志两次发言，甚至三次发言，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

　　会议的第一天，在毛泽东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后，张闻天第一个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损失，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我应当承认错误。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拔到中央机关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和损失。在9月29日的会议上，张闻天再次作自我批评说：“这次会议精神极好，对自己很有帮助，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严重，理论与实践脱离，这在过去是没有深刻了解到的。”张闻天的自我批评不是说空话，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就去了农村接触实际，以自己的行动“补课”。

　　博古也两次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的错误，自己感到十分痛心。现在我有勇气正视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克服。

　　在南方局整风学习期间，周恩来曾多次主持会议讨论如何“自我反省，各人检讨自己的缺点”。他认为，领导干部应在自我批评方面起示范作用，“一个人或一个政党，如果不愿做反省功夫而自满自傲，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或者不善于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而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敢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那么，这个人和这个政党就一定不免于失败”。1943年，他在45岁生日这天还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以明心志。

　　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又先后作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党内政治生活。解放战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序健康开展，是我们党能够顺利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政治保障。

　　“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更加强调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1956年召开的八大，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党的八大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即将拉开大幕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而加强党的建设，也就自然成为会议的一个核心议题。无论是刘少奇的“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的论述，还是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无论是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还是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都涉及到如何发展党内民主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的问题。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强调了“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八大通过的新党章，科学界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合理内涵，把七大党章中“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改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虽一字之差但意义深远。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教训。对如何坚持和发展党内民主生活进行了反思和探索，正式提出了“党内生活会”的概念。

　　会上，毛泽东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他要求大家“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会上，邓小平和刘少奇提出了建立党内生活会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赞同。邓小平说：“根据党章规定，人人要过支部生活。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

　　刘少奇接着说：“可以有这么个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委员会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不一定一个月，三个月有一次也很好了”。邓小平指出。

　　“一季有一次，一年四次也好，开党内生活会。这么一个建议，行不行？每一个委员会，省委也好，地委也好，县委也好，一季开一次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过党的生活……”刘少奇接着说。

　　毛泽东也表示：“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

　　最后， 邓小平在发言中提出：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这样做，对于同级里面讨论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也是很重要的。

　　应该指出的是，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党内生活会”，就其概念的实质和内涵来讲，应该理解为后来所说的“民主生活会”。这说明，在七千人大会上，党的高层领导对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建立有了一定的共识。

　　“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参加组织生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恢复了正常。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981年，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要求县级以上党委坚持每半年开一次党委常委（党组）生活会，认真检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准则的情况，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90年，中央印发《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要求“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既参加所在支部、小组的组织生活会，又参加定期召开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党章第8条也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从此，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被载入党章，成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党的民主生活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并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有的流于形式，只是走过场；有的庸俗化，成了聊天会；有的溢美化，成了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的“表彰会”。针对这些问题，中央纪委、中组部于1997年联合印发了《关于提高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意见》，规定上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参加下级党组织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组织部门干部列席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2007年，党的十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还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

　　打铁更需自身硬。2013年6月22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听取中央八项规定贯彻执行情况和对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情况的汇报，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一发言、对照检查自己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情况，讨论研究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和制度。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关注。

　　紧接着，习近平总书记用了4个半天时间全程参加了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在此前后，李克强到广西、张德江到江苏、俞正声到甘肃、刘云山到浙江、王岐山到黑龙江、张高丽到四川参加各省的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随之在全国迅速升温。这种敢于亮丑的做法，也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回顾我们党97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什么时候党内民主贯彻得好、民主生活会这个制度执行得好，党内就风清气正，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能得到加强，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什么时候党内民主遭到践踏、民主生活会缺位或者错位，党的缺点错误就难以得到纠正，党的事业就不免受损失、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