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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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不久，党中央组成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下简称“小组”），这“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因此，认真地研讨“小组”，不仅对于准确认识遵义会议实现的伟大转折所经历的过程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正确认识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仅就以下几个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小组”成立的历史背景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并在组织上作了部分的调整。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1935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由于在会议上“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即李德，下同）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会议最后作出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被选为常委，表明毛泽东从此开始进入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这在当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的情况下，应该承认是难能可贵的，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转折。但这一转折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伟大转折一样，也有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

遵义会议前，“三人团（博、李、周）处理一切”。由于全党全军工作的全部重心完全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残酷“围剿”，因此，三人团即是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对红军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着重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领导上的错误，“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而李德、博古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又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会议最后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项决定说得很明白，会议恢复了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指挥军事的权力，把被李德控制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拿了回来，不再允许李德对红军瞎指挥了；博古虽然在军内仅是军委委员，但他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会议决定不再让他拥有对红军指挥的最后决定权，改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负责对军委工作的领导。这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仍是博古。

会议一结束，政治局常委即根据会议决定进行适当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很明显，军事指挥上的最终决定权仍属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毛泽东是帮助者。

1935年1月19日，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向赤水地域挺进。20日，军委总部下达《渡江的作战计划》，明确红军实现北渡长江计划的初步任务；同日晚11时，军委又下达了具体行动命令，规定：“我野战军应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夺取渡过赤水为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敌郭勋祺、廖泽旅一部遭遇，由于没有摸清敌情，原来以为敌只有4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同时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加上红一军团二师已北进抵达赤水复兴场一带，分散了自己的兵力，致使这次战斗未能得手，没有达到预期的大量歼灭尾追之敌的目的。红军不得不放弃原定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赤化四川的计划，于29日拂晓前与敌脱离接触，在土城、元厚等渡口西渡赤水河，向云南扎西（威信）前进。

2月5日，部队行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小庄子，这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政治局常委在这里开会，对常委分工再次进行了调整，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至此，博古不仅在遵义会议被取消了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权力，而且按照一贯的党管军队原则，他在党内负总责的权力也取消了，改任“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红军在扎西完成部队整编后，中央决定改变建立川滇边新苏区的计划，出敌不意，从扎西突然挥师东指，向敌人兵力较弱的黔北地域前进，以求在运动中寻机歼敌。2月19日，二渡赤水河，24日击溃黔军一部，重占桐梓；25日，红军在娄山关下与增援桐梓之敌遭遇，歼其过半。红军猛打猛追，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一举攻下娄山关，歼敌4个团，接着，乘胜直追，于27日再占遵义。28日，蒋军两个师赶到遵义增援。红军连续作战，与敌激战于老鸦山、红花岗一线，敌大部被歼，全线崩溃，仓皇南逃。这一仗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极大地振奋了红军士气。这次胜利显示出遵义会议调整军事领导人和改变军事战略后红军的威力。这时的红军恢复了第四次反“围剿”前的传统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迅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遵义战役取得了辉煌战果，然而由于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在较长的时间里统治着红军，因此，要克服它、纠正它也不是靠会议的批评和个别领导人的调整就能完成的，同任何事物的转化一样，它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毋庸讳言，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制定的“渡江作战，赤化全川”、“以川滇黔边为发展地区”、“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等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中，屡屡出现“决战”、“反攻”等忽视敌我实力的非实事求是的思想痕迹。正如陈云在遵义战役后向中央纵队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时所指出的：“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可见，要在实践中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思想，确立符合实际的正确指导思想，并非易事，要有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

为了纠正上述不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继续争取红军更大的机动，使在强敌围追堵截中的红军基干得以保存下来，军委决定进一步加强对部队的统一领导，于3月4日在遵义“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5日，朱德、毛泽东在前线鸭溪发布了作战命令。从1932年宁都会议取消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一切职务后，这还是毛泽东第一次以明确的军内职务签署作战命令。前敌司令部隶属于军委，不是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可是，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却表明他已取得对红军的公开的直接领导权。

前敌司令部发布作战命令后，由于敌军慑于遵义战役的惨败，不敢随意轻进，也不主动与红军主力交战，使红军拟在长干山寻敌作战的计划未能实现。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一军团林彪等发电报给军委，建议：“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即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这个建议，在中央负责同志开会讨论时，“……大家一致要打驻守在打鼓新场的敌人。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由于‘大家一致通过’，‘主席那个时候只好服从’。会后，毛主席‘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周恩来，下同）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几个人的小组，有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

正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缜密地分析和注意到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4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毛泽东以革命利益为重，又一次挺身而出，及时制止了这个几乎葬送整个中央红军的冒险计划，再次挽救了红军。

3月11日，军委在苟坝向一、三、五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调回正向打鼓新场运动的部队。

这时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计划尚未实现。为了认真对待瞬息即变的战争情况，亟需有一个权威的、成熟的军事指挥领导核心，来保证毛泽东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也减少战争环境中频繁的会议。经中央研究决定，才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小组”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根据上述林、聂向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电报时间，是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军委复电取消进攻的命令，是3月11日下达的这个情况，“可以认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1935年3月11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那么，“小组”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和地点成立的呢?从毛泽东、周恩来、洛甫、陈云等主要当事人事后回忆的情况，都与撤消攻打打鼓新场计划有关，因此，可以肯定“小组”不会在3月11日之前成立，只会在11日之后。

据当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叶剑英谈到当年成立“小组”的情景时说：“成立三人小组那个会我参加了，记得正在开会，敌人飞机来炸，我和毛主席还到一间茅草房去躲。”

经查阅伍云甫长征日记，1935年3月12日曾记载：

敌机五架在附近掷弹。十七时出发，至青坑。六分队留狗坝（即苟坝——作者注），工作至次日三时。自随六分队，次日七时许与队伍会合在青坑，休半天。

伍云甫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人。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他家乡区委或县委开会，到全国解放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他经常被选中担任党的重要会议的记录员。“在长征期间，他是三局政委，有时也亲自抄、发电报。从职务上讲，对日期和时间是很注意的。而且他的日记都是当时对他所经历的重要事件的客观记述，既不是过后回忆的，也极少带有主观感情的成分”。因此，根据上述材料，可以认定“小组”是1935年3月12日成立的。

关于“小组”成立的地点，主要根据伍云甫长征日记。伍云甫领导的军委三局，主管全军通讯联络工作，与军委纵队一起行动，所以他们的行军路线，也是大部分中央领导同志的行军路线。现将伍云甫1935年3月12日之前几天的日记摘录如下：

三月九日晴，十二时随一分队出发，经花苗田至狗坎（狗坎应是苟坝之误——作者注）附近宿营……

三月十日阴雨，驻原地休息。

三月十一日晴，驻原地休息……

很明显，军委纵队3月9日进驻苟坝后，为研究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改变对红军的领导方式，12日下午5时才开始离开苟坝。伍云甫3月12日这天的日记虽然是在青坑写成，但记述的却是在苟坝的事。如果上述“小组”成立时间是12日的结论是准确的，那么，“小组”成立地点就应在苟坝，这就排除了“小组”在鸭溪成立的可能性。

“小组”的职责

从以上简略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小组”的成立，是为了避免在紧急的军事行动中召开政治局会议，减少失误，以保证毛泽东实施正确的军事领导。这个军事领导集体，从它一成立起，许多材料证明，是以毛泽东为首；这样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作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的帮助者，成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表明了毛泽东在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显然，这时“小组”是党中央委托的全权指挥军事的权力机构；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军的领导地位。

“小组”成立后不久，红军迅速向西北方向开进，三渡赤水河，寻求新的机动。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增强长江防线，并且继续堵截红军，妄图歼灭红军于长江以南。正当敌人调兵遣将之际，毛泽东判断敌军已被调动，指挥红军主力突然回师东进，与正在赤水河北移动的敌军背道而行，于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四渡赤水河，然后掉头南下，南渡乌江。敌军主力远在江北，红军一部威逼蒋介石坐镇的贵阳，蒋介石急令滇军驰援。滇军东下，云南空虚。红军乘虚西进，连克惠水、长顺、紫云，胜利渡过北盘江，威逼昆明。云南军阀龙云惊恐万状，慌忙收罗民团以死守昆明。红军则绕过昆明，向川西南前进。1935年5月初，红军在皎平渡胜利渡过金沙江，完全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渡江北上的伟大战略部署。

中央红军在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中，纵横驰骋于数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迷惑调动敌人，完全扭转了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部署。这一光辉胜利，突出体现了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的巨大威力。

同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这时，“小组”已没有较大的战役和战斗可资指挥，却面临着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极其严重的新情况。由于两个多月里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彻底粉碎了继敌人第五次“围剿”以来的新的“围剿”，才使全党、全军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因而毛泽东不仅在红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同时，得到党中央更多的同志包括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评的同志的衷心拥护。当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主席行”。所以，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毛泽东不但是正确的军事领导的核心，而且是正确的政治领导核心，为后来毛泽东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打下了牢固基础。这还可以从“小组”的原来名称来说明。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三年说：长征途中，‘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

“一九四三年，周恩来同志在谈到当年撤消进攻打鼓新场敌据点的计划时说：在鸭溪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

“洛甫同志在自述材料中也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博古在一九四三年政治局会议上讲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基本解决问题……以后组织三人团（毛、周、王）领导。’”

如前所述，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博、李、周）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有处理一切的权力，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即取消了它处理一切的权力；毋庸置疑，遵义会议后成立的“小组”就是毛、周、洛、博在1943年所说的“三人团”，因此，毛、周、王组成的“三人团”也具有博、李、周三人团所拥有的权力。

至于“小组”这个名称，据查，最初是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自此之后，所有的回忆录和文章也就沿用了“小组”这一名称。但是，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4位主要当事人1943年的回忆都说是“三人团”，事隔8年的回忆总比37年后的回忆准确，因此，“小组”还是以称“三人团”为宜。这不仅是恢复历史上的原称呼问题，还便于对遵义会议后组成的“三人团”职责的理解。从名称上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容易使人误解为是单纯的军事领导机构。实际上毛、周、王“三人团”不仅具有最高军事指挥权，而且和博、李、周三人团的职责一样，“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可以处理一切党、政、军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党史通讯》1983年第19期。

2.《博古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3年11月13日），《中央档案馆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1980年7月），遵义会议纪念馆馆藏资料。

3.贵州省社科院、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内刊），1980年。

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

5.《叶剑英1983年10月23日接见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叶帅传记编写组、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同志的谈话记录》，《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

6.《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

7.伍绍祖：《关于遵义会议时间问题的探讨》，《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

8.《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

（本文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