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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探索白区工作斗争经验

2019年04月12日15:1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共党史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编者按: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与上海有着特殊的密切联系。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在上海参加并领导革命斗争;解放后,他对上海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周恩来在上海画册》以画传的形式,再现周恩来在上海工作与战斗的经历,展示他与上海各方面的联系与关系。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失败后,10月初,病重中的周恩来,被转移到香港。周恩来患的是恶性疟疾,持续高烧,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经过精心诊治,半个多月后,健康状况稍有好转,这时周恩来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去上海。

  1927年11月上旬,周恩来又一次来到上海。这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心脏。国民党为巩固它在上海的统治,疯狂镇压革命力量。在敌人的屠刀下,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损伤。1927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刚一成立即遭破坏,省委书记陈延年等人被捕,7月初陈延年英勇就义。代理省委书记赵世炎也于7月2日被捕,19日牺牲。上海的共产党员从8000骤减到1220人,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从82万减至28万。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会屈服的,就在这腥风血雨之中,中共中央机关又迁回了上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继续战斗。

  周恩来此次被中央召来,是为了参加11月9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次会议进行了两天,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进行。会议通过了由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这个决议,强调“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全国的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这个决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会议还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的政策,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但由于周恩来的能力、才干,在会上周恩来仍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不久之后周恩来又担任了组织局主任,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周恩来作为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分管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从1927年11月一直到1931年12月离沪去苏区,在长达四年的时间中,周恩来一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坚持地下斗争。这是他一生中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一段。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了低潮。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条件,整顿组织,恢复发展白区秘密工作,是党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对此,周恩来在理论上、实践上作了积极的探索。

  周恩来刚到上海时,正是“左”倾盲动主义急性病开始支配全党的时候,一些党组织不顾敌我力量强弱悬殊,急于举行武装暴动。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全国党员由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当时周恩来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左”倾盲动的错误,但他从实际出发,认为举行暴动必须具备主客观条件,反对盲目暴动,在工作中对“左”倾盲动的错误有所制止和纠正。从1927年12月到1928年2月,周恩来先后为中央起草了致浙、闽、皖、陕、鄂、粤、赣等地党组织的指示信。在这些信中,他多次提出暴动要注意实际。如在致浙江省委的信中,周恩来批判他们的暴动计划“太不切实”。针对江苏省委提出的定于元旦前后发动全省暴动的计划,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日期不能如此定,要看预备的程度。在给云南临委的信中,他更具体地说明,决定暴动的日期应当依着环境情形、斗争程度、革命情绪、组织力量如何而定。在给福建临委的信中,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凡是斗争就认为暴动的观念要纠正过来,即使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党的主观力量尚不具备时,应先加紧党的工作。他要求各地注意开展艰苦的群众工作,从日常斗争着手,以培植斗争和组织基础。周恩来的指示减少了“左”倾盲动主义给革命所带来的损失。

党的六大根据中国革命的形势,制定了争取群众的总路线。1928年11月,周恩来在起草中央为贯彻六大决议而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中,把了解实际作为对每个支部、每个党员的要求。他指出:“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它的政治环境与工作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地运用,首先要了解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必须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党员才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

1929年3月,他在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的给各省委的一封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目前党的总的政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

1930年9月,周恩来在起草给长江局的指示信中又指出,你们的首要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弄清”。而且,不仅要注意先进分子的要求,更要注意“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如果不知道下层群众的实际情况,“要想定出一个切实而具体的计划,是万万不可能的。”周恩来认为,了解实际,不仅要了解全局,而且要了解局部;不仅要了解客观形势,还要了解主观力量,如此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当时,许多外地来沪同志都希望能见到周恩来。只要条件允许,周恩来总是尽可能地与他们谈话,了解当地阶级关系的实际状况,过去与现在的变化情况,了解当地党的工作情况以及各个干部的特点等,取得第一手材料。他还经常教育身边的同志要尊重实际,记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六大以后,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如何从组织上保证六大提出的“争取群众”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周恩来提出要“深入群众”。

1928年12月,他在起草《中央通告第廿一号》时提出,全党应坚守“深入群众”的口号。1930年3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组织工作报告时又进一步指出:“深入群众的组织任务不是党员环绕在党的机关周围所可解决,而是要分散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才有办法。”党的工作主要的不是在党部,而是在群众中。当时在干部中有忽视下层工作的错误观念,周恩来在干部分配工作中,特别注意基层,强调干部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工作,要求他们“脱下长衫”,到支部中去,到工人群众中去。1930年夏,帅孟奇从苏联回国,被分配在上海的沪东区。周恩来同她谈话时,就具体指导她怎样深入群众。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党内“左”倾盲动的影响,许多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要开展工作必须恢复发展党在白区的各级组织。以前,地方党组织被破坏后,一般是中央或上级组织派人到该地去恢复组织,但在工作尚无基础的情况下,这样由上而下恢复建立机关,往往使党员聚集在机关周围,脱离群众,脱离社会,也极易被敌人破坏。为了改变这种头重脚轻的状况,周恩来提出了设立各级秘密党组织必须由下而上的原则。他在1929年3月给顺直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其所管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下层组织被破坏后,“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党的组织必须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恢复和建立。”这个原则为恢复白区党组织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为了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和秘密工作的需要,周恩来着手制定各项具体的秘密工作制度,提出了著名的党员职业化,机关群众化、社会化的重要原则。1928年5月1日,周恩来在起草《湖北工作方针决议案》中就提出:“机关的群众化,负责同志的职业化是很重要的问题。”1929年3月,周恩来在给顺直省委的指示信中又明确指出,在白区,必须“找有社会职业或下决心找社会职业的同志,去恢复党的工作和建立党的基础”,“县、市委负责同志也要多由在业同志担任。”周恩来倡导的党员职业化,既能够使党员更好地深入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又有利于保护自己,避免暴露,是白区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

为了进一步完善秘密工作制度,周恩来在1928年10月主持起草的《关于湖北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中,具体提出了秘密党工作的六个必须条件:“一、要深入群众,必须找当地的在业工作人员。二、机关少而密,要职业化与社会化。三、开会人数要少,时间减短,开会时尽量的余留一部分人在外。四、指导机关集体分工,……注意养成各级党部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五、全省交通网要有严密的布置与几个交通路线要避免相互知道。六、技术工作人员要尽可能的减少,技术工作在省委要分散到各区办事处,无必要的与纯技术的接头减少,一切技术事件,尽量的秘密。”这些规定,对于保证秘密机关的安全和党的工作开展十分重要。

为了提高各地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1929年中,周恩来还举办了几期秘密干部培训班。每期一二十人,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办了二三期,至多四期。

在上海党的工作中,文化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周恩来虽然主要分管组织和军事工作,但是他对文化工作也十分关注。周恩来刚到上海时,由郭沫若等组成的创造社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但创造社内党的力量比较薄弱。为了充实创造社中党的力量,周恩来指示郭沫若,多调些人去创造社。他派阳翰笙和李一氓到创造社,阳、李与原在创造社出版部的潘汉年一起组成了一个党小组。

周恩来不仅认识到开展革命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也十分关心革命文化工作者。1927年12月,郭沫若在上海突发急病住院,周恩来不便去医院,就派李一氓等人经常去照看。对大革命失败后从日本回国、充满革命热情的青年作家,如朱镜我、李初梨等人,周恩来则从政治上给以关心。他在郭沫若家会见了他们,勉励他们为革命事业奋斗。后来这些人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上海文坛发生了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争论。由于受到当时国际上左翼文艺运动中“左”的影响,加之许多同志政治上还很幼稚,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缺乏足够的认识,争论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和偏见。一些年轻同志把鲁迅作为主要的论争对象,对鲁迅进行批评和攻击,鲁迅也对他们进行了反批评,指出他们脱离实际的小资产阶级弱点。周恩来知道后,认为这样围攻、责怪鲁迅是不对的,他决心解决这一问题。1929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左翼文艺队伍内部的论争,要求尊重鲁迅,立即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并准备成立统一的革命群众组织,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和潘汉年、冯雪峰等人专门会见鲁迅,谈了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意见。为了做好筹备“左联”的工作,周恩来还调来与这场论战没有牵连的夏衍参加筹备工作。经过多方努力,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召开。“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期间,周恩来还同来自党内的“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对派进行帮助和挽救,对李立三冒险主义和王明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进行必要的纠正,尽量减少他们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害。同时还具体指导了上海法商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

为指导白区秘密工作,恢复被打散的各地党组织,周恩来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使党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有效的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取得了不少的进步。全国党员人数,在六大时是4万,六届二中全会时已增加到6.9万人,到1930年3月时更发展到10万人,已经超过了大革命高潮时的全国党员总数。周恩来对白区工作的探索,为日后党在白区工作方针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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