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临危受命出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

（中共党史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编者按：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与上海有着特殊的密切联系。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在上海参加并领导革命斗争；解放后，他对上海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周恩来在上海画册》以画传的形式，再现周恩来在上海工作与战斗的经历，展示他与上海各方面的联系与关系。

1926年底，在广州工作的周恩来奉中央之命来到上海。周恩来这次调来中央，名义上是担任中央组织部的秘书，实际上是要负责整个党的组织工作。

　　距离赴法离沪已整整六年，此时的上海正处在风云激荡之中。北伐军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击破直系军阀吴佩孚主力、大败孙传芳军队的消息不断传来，上海工人阶级的热情无比高涨。为响应北伐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6年10月，上海工人阶级联合国民党、资产阶级举行了旨在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建立市民自治政府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但是，由于对资产阶级的软弱，对国民党依靠流氓“买空卖空”估计不足，起义没有成功。在第一次起义中，上海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上海市总工会执行委员、码头总工会副委员长陶静轩，工人自卫团指挥奚佐尧血洒浦江。但是，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并没有被封建军阀的屠杀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在吸取了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后，又从总同盟罢工入手举行了以工人为主体的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7年2月22日，中共上海区委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并领导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刚到上海两个月的周恩来临时接到中央指示，迅速赶往南市指挥行动。周恩来与起义指挥部成员徐梅坤一起赶往指定地点――南市警察署对面的一幢房子。但事先约好在这里集合的工人纠察队却因戒严等原因没能按计划前来。周恩来和徐梅坤在了解了这一情况后，便于次日撤离了南市。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有36万工人总同盟罢工，斗争也已发展到与军警直接交战、工人纠察队试图夺取武装的阶段，但终因最后乏力，各区行动不一，浦东工人因接应的汽船未到，无法按计划在起义的军舰上提取武器和夺取兵工厂，起义的中心任务没有实现。考虑起义难以成功，中共中央与中共上海区委果断地在23日发出了“为准备进攻而停止暴动”的命令。在第二次起义中，又有11位工人兄弟和青年学生壮烈牺牲。起义失败后，封建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任意搜捕惨杀工人，全市陷入一片恐怖之中。上海千百万群众因总同盟罢工而高涨的斗争热情，面临严峻的考验。就在这黑云压城，工人武装起义面临两次失败的危难之际，周恩来怀着对封建军阀残酷暴行的强烈愤慨，为夺取武装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的使命，担负起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重任。

　　为了加强对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2月23日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等8人组成，并在特委下面设军事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和指挥机关。周恩来担任军委书记，武装起义发动时，又担任了总指挥。

　　为了领导好这次起义，周恩来认真地总结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验和教训。3月3日他在军委会议上作了《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充分肯定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时认为起义失败“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

　　针对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周恩来特别重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在被任命为特别军委书记的第二天，就参加了上海区委各部书记联席会议以及召集各区军事专员会议，详细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研究敌方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恩来在当天晚上召开的特委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认为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状况，起义的重要依靠力量有三支：一、工人纠察队，目标5000先组织3000；二、自卫团，能用手枪，现有300人，目标是500人；三、特别队。

　　同时在这次会议上就军事准备工作提出了五条具体意见：第一，建立领导机构。军委除原有5人外，再增加罗亦农，各部委（即区委）分别成立军委。第二，加强队伍的训练。对纠察队先着重形式，编符号。自卫队从事训练，查考人数，发宣传大纲，教授巷战等。第三，加强敌军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成立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第四，武器准备。他从当天的调查中得知，现有枪支100，其中还有不少是坏的。需要集中起来，添置购买，武器的运输工作也要准备好。第五，情报工作。设法与北伐军保持联系。

有了队伍，还要加强训练。周恩来对训练抓得很紧，花了很多心血。他深知工人纠察队的作战能力将直接关系到起义的成败。为训练武装起义骨干，在闸北宝兴路一座石库门房子中举办了两个星期的军事训练班，由各部委和大厂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参加，从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实战经验的党员做教员。他还从到达浙江的北伐军中调来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侯镜如，让他负责工人纠察队的训练工作；调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彭干臣，化名何樾，参加南市区起义指挥部工作。周恩来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的一幢房子里，建立了军委的秘密机关。为使军事训练工作落到实处，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纠察队中去，亲自指导浦东、南市、小沙渡、杨树浦、商务印书馆等地区的军事训练，教工人练习射击、进攻与防御。周恩来还主持制定了《武装暴动训练大纲》，详尽地规定了各项细节。据当年周恩来从北伐军浙江前线调来担任纠察队指挥、黄埔军校毕业生侯镜如说：周恩来“冒着随时被捕牺牲的危险，亲自潜到各个训练地点，与纠察队干部们谈话，并亲自作政治形势报告，甚至有时还亲自对工人们进行军事训练”。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力量之一，晚上在印书馆的铸造部翻砂车间利用那里的噪音，练习实弹射击。周恩来很重视这支纠察队，多次去指导。一次，一个队员的手枪走火，另一个队员受了伤，周恩来马上说“大家不要紧张，不要乱，要镇定下来”，稳定了大家情绪。南市纠察队的起义准备工作在三山会馆，周恩来身着黑色中山装来到这里，询问训练情况。他亲切地说：“小心枪支走火，不能大意呀，一定要好好训练，消灭敌人。”

在注重军事训练的同时，周恩来也十分关心解决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装备问题。由于第二次武装起义后所余枪械仅百余支，与纠察队计划发展规模显然不相适应。因此周恩来在特委、军委会议上多次提到枪械的筹措，将原先分散的枪支集中起来，还专门派军委委员顾顺章赴兵工厂，接洽军械购买事宜。后经多方努力，从军阀部队、兵工厂等处买到200多支枪。

当时闸北的工商业资本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组织了一个叫保卫团的地方武装来保护自己，周恩来及军委的赵世炎知道后，提出派商务印书馆工人打进去，以便控制和利用这一武装组织，有的工人很不理解，周恩来笑着问他：“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工人回答：“枪支和弹药。”“对。”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加入了保卫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枪支和弹药吗？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利用保卫团这个合法地位进行军事训练，掩护我们有关起义的其他准备工作。”于是有20多个工人参加了保卫团，成为攻打北火车站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周恩来在做各种军事准备的时候，也非常注意对敌我友动态的关注和了解，他到任的第二天，就派出干部，到杭州、南京、无锡与北伐军取得联系。派工人代表前往慰问，并促早日来沪。对驻守上海的军阀部队情况也进行调查，随时掌握动向，做到知己知彼。

一切准备就绪，什么时候起义？1927年3月后，上海总的形势对举行武装起义十分有利。由于前两次起义的失败与时机选择不当有很大关系，因此对于此次起义时机的把握，成为领导者关注的焦点。3月5日晚，特委会开会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特委会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今秣陵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3月20日，北伐军过松江，傍晚到达上海近郊龙华。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7年3月21日上午9时，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委会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午12时起实行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以响应北伐军对封建军阀残余势力总攻击。中午12时正，中共上海区委发出起义指令，全市8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按照预先布置，黄浦江上的轮船和各大工厂同时汽笛长鸣，各路工人纠察队听到这汽笛声，纷纷拿起武器，涌向集合地，对各区的警署、兵营与军队驻地同时展开进攻，准备了近一个月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开始了。

这次起义分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淞7个战区，参加行动的工人纠察队员有5000多人，在前线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和赵世炎。各区均设有指挥部，前线总指挥部设在宝山路横浜桥南的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原来的分工是，闸北区由赵世炎、顾顺章负责；南市区由周恩来、徐梅坤、陆震负责。后来由于情况需要周恩来调至闸北。起义发展得非常顺利。由于毕庶澄的鲁军为了便于撤退，兵力主要集中在北火车站所在的闸北。起义当天下午，南市工人纠察队和起义工人进攻警察署和淞沪警察厅，警察都已经吓跑了，枪支扔得满地都是。工人捡起枪武装了自己，又向高昌庙兵工厂进攻，敌人争先恐后登上黄浦江边的船只逃命。接着，工人纠察队又占领南火车站，战斗很快结束。在浦东，工人纠察队虽然只有十多支枪，但是工人一面开枪，一面把爆竹放在火油箱里放，声音像打机枪，警察马上竖起白旗投降了，两个小时就拿下了警察局。沪东、沪西、吴淞也都很快取得胜利，结束了战斗。最后，战斗焦点便主要集中在闸北。

闸北是敌人主力集中地，共设有20多个据点，其中主要的有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东方图书馆）、湖州会馆和三处警察署。那里的敌军装备较好，因而战斗非常激烈。起义当天下午4点前，工人纠察队迅速攻占了湖州会馆和三个警察署。黄昏前后，闸北、虹口、沪东的起义队伍合力攻下天通庵车站，消灭了从吴淞逃回市区的400敌军，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大大增强了纠察队的战斗力。

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是敌人的军需所在地，是总指挥部和北火车站之间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守军有一个排的兵力，但是弹药充足，火力强，又凭借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易守难攻。工人纠察队员牺牲很大，大家气愤万分，准备硬拼。周恩来亲临前线，制止了大家的这种情绪，指挥大家占领四层楼窗口，用步枪组成火力网封锁对面敌军的大门，利用附近建筑物包围敌人，改用“围而不打”的办法，同时对敌人进行攻心劝降，敌人在坚守无望的情况下被迫弃械投降。总指挥部随之迁入东方图书馆。

最后，只剩下北火车站的敌军还在负隅顽抗。这里的敌军力量最强，盘踞在北站内的敌人有2000之众，而且配有重机枪、装甲火车和迫击炮。上海总工会派人前往驻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军指挥部请白崇禧出兵助战，但是，白崇禧却婉辞推托，按兵不动。周恩来听取汇报后，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消灭军阀残余部队。他亲自指挥了对北火车站的围攻。由于敌军开炮射击，引起民房大火，给起义队伍造成很大困难。周恩来一方面组织工人纠察队灭火，保护老百姓撤退；另一面加强前线火力配备，防止敌人偷袭。第二天下午，被围困了一天的北站守敌企图向租界逃窜，工人纠察队早有防备，用火力封锁了敌军。下午5时左右，周恩来到前线向工人纠察队讲话，介绍了两天来的战斗情况，同时下达总攻命令，要求6时之前占领北火车站，起义队伍高呼：“保证6点前消灭敌人。”

一声令下，来自沪东、沪西和闸北的各路工人纠察队立即向北站发起猛攻。随着战斗的进行，敌人据点一个个被工人纠察队占领。敌人军心涣散，土崩瓦解，就连他们的首席指挥官毕庶澄也迫于大势，换了便服，偷偷地逃入租界，敌人顿时群龙无首。6时整，上海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拿下了敌人固守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经过两天一夜共30个小时艰苦激烈的战斗，一共消灭北洋军阀部队3000余人和武装警察2000余人，缴获了长短枪近5000支，大炮若干门及大量弹药和装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完全胜利。当天，上海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有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等，还有钮永键、杨杏佛、虞洽卿等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回到了人民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