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周恩来总理对我的教诲

1945年作者与邓颖超在延安周副主席办公的窑洞前合影。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他对我的谆谆教导和人格魅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我出身于一个四川的资产阶级家庭，抗战初期，在学校党组织的影响和教育下，我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1938年夏天，经组织同意，我不顾家庭反对，偷偷离开家，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我先后在抗大、中央党校和延安女大锻炼、学习。由于不愿意让家里人找到我，我将名字改成了岱沙，连姓也不用了。

　　1939年夏季，指导员找到我说，有一位首长要见你。当时我就紧张起来了，怎么会有首长要见我呢？带着几分疑惑，我来到女大校门外的延河边。经介绍我才知道，来的人是邓颖超大姐。她拉着我的手，在延河边一边散步一边交谈。慢慢地我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了下来。邓大姐听到我和家里闹僵来到延安的事情后说，你走后，你母亲因为牵挂你生病卧床，你父亲托恩来同志把你送回去，你看怎么办好？我说:我想到前方去抗战，不想回四川。大姐又说:你留在延安学习、工作或到前方去都很好，但你想想你回四川工作不是更具备有利条件吗？大姐又给我讲了许多道理，临走时又嘱咐我要同家里建立通讯联系。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特别是陪都重庆云集了国民党大批党、政、军要员、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金融大亨和大资本家等。我家是四川著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父辈四人均留学日本。大伯父康心孚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并在北大任过教授，当时和李大钊很要好。二伯父康心如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曾被称为四川金融巨子，是当时的重庆市参议会议长。我父亲康心之主持银行、矿山、地产以及出资办《国民公报》等。父亲交游甚广，社会关系也很复杂。于右任、邵力子等国民党元老常年住在我家，周恩来同志间或到我家去探望于先生和邵先生。1941年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就是在我家成立的。当时我家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个点。我的叔父康心远擅长经商，经营银行和桐油、猪鬃等出口业务。我婶母王棣华是邓大姐在天津河北女师的同窗好友。
　　

组织决定我随周恩来同志回重庆

1940年春的一天，接到通知让我去见周副主席。我走在去杨家岭的路上，一面走一面想，反正我已经同父亲谈崩了，最好争取不回家。到了周副主席的驻地，很快就进入了谈话的主题。周副主席问:你学过统战课吗？国统区工作很重要，组织上决定你回去，是对你的信任。我说:我非常厌恶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方式，憎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不愿意回四川，我要到前方去。他耐心地开导我说:做一个剥削阶级家庭的叛逆者诚然可贵，但既然革命，就要服从革命需要。何况你回重庆有着良好的条件，在那个环境里锻炼不也是很重要的吗？同时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要重视剥削阶级家庭的烙印、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影响，以及社会关系带给你的影响。但反过来说，这样的环境也能使你更加自觉地加强锻炼、改造世界观，这不是很好吗？周恩来同志通过讲道理说服了我，我终于同意回到重庆工作了。

　　回到重庆后，我先在红岩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休整了两三天，周副主席抽出时间帮助我对家里的主要成员、重要社会关系、以及某些统战对象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教我如何区别地对待工作。他还特别叮嘱我，不能向任何人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甚至包括我的父母，如果一旦暴露，就会产生无穷的问题。他说:这次你回去，可以争取你父亲送你到美国读书。不行的话就争取考上国内的大学。

　　两天后，我穿着办事处为我赶制的旗袍，由周总理和邓大姐亲自把我送回家，交给我父母。他同我父母寒暄了几句，就告辞了。由于父亲当时对我尚待“观察”，没有同意我去美国留学。不久，父亲就任省粮食局和粮食储运局局长，带着全家迁到成都。我按照周副主席的第二套计划，于1941年考上了成都光华大学经济系。

　　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国民党特务到处抓捕共产党员。6月中旬，我被捕了。在狱中我按照周副主席的叮嘱，死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来经家里的亲戚营救，我被保释。

　　这一年的冬天，突然有一天组织上通知我赶快进城，准备送我去延安。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城里的家，并准备很快回延安。我给父亲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我的处境不好，有可能再次被捕。我将很快回延安，请双亲放心。回到延安后，我详细地写了在狱中的经过和在出狱后的对敌斗争情况报告。先由原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和我谈话，进行审查，周副主席在百忙中又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以陈潭秋烈士的牺牲为例，深刻地阐述了共产党员威武不屈的节操。
　　

做于右任先生的工作

我家的人都知道于右任先生一向对国民党上层争权夺利、贪污腐化是很不满意的。他任监察院院长多年，有意做一些澄清吏治的工作，一直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抗战期间，于右任长期在我家居住，有一天他突然离开我们重庆的家，迁居成都，住在一个陕西同乡家里。后来我才知道，在上世纪40年代初，监察院揭发出了一件很大的贪污案，被弹劾的人涉及蒋介石身边的要员。于先生坚持执行监察权力进行弹劾，而蒋介石执意庇护。于是于先生愤而辞职，离开重庆迁居成都。周副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嘱咐于的女婿屈武代表他前去慰问，并要屈武去成都陪伴和照顾老人的生活，帮助老人解除一些心理上的苦闷。周副主席嘱咐屈武对于先生说，他的这一举动大得人心，请于老先生不要悲观。

　　解放前夕，于老先生被胁迫去了台湾。他一直怀念着祖国大陆，眷恋着家乡的亲人。1961年3月，章士钊先生写信向周总理反映，香港有位吴先生传来有关于右任的消息，于右任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一点，我十分伤心。”周总理得知后，嘱咐屈武以女婿的名义为于老夫人做寿。屈武携儿子屈北大、儿媳梅汶君和于老先生的外甥周伯敏等同赴西安，所有于老先生在西安的故旧、陕西知名人士和省委统战部负责人共二十余人，设宴为于老夫人祝寿。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庆的气氛。

　　过后，屈武在写给于老先生的信中，谈到了鲜为人知而于老先生知道的周总理的别名，连同祝寿场面的照片等，由香港的吴先生转交给于老先生。后来吴先生在写给屈武的信中说:“于先生收到我的信和照片等，高兴到了极点，真是喜出望外。特别是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他非常地感动。他要我告诉你，向周总理表达他诚挚的谢意。”屈武向周总理报告了来信的内容后，总理很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

　　记得上世纪40年代，有一次我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谈起新认识的一个出身显赫的留美学生，据了解他还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周副主席说:“和各界人士交往是在国统区的一种必要的特殊方式，不仅是个人之间的友谊，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交流思想，提高认识，促进工作……”通过周恩来同志的教诲，我更深地理解了做统战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的真谛。
　　

解放后，陪周总理去南方

解放后，我调到外交部工作。1961年4月初的一天，外交部办公厅通知我到章汉夫副部长办公室去。汉夫同志对我说，总理要到外地去，由于他刚动完手术，医生不让他参加更多的活动，让我一路上照应总理，设法让他多休息。我们乘的专列在武汉停留几天后，4月9日到达了广西凭祥。到达的当天，总理便就有关老挝问题同越南领导人会谈。下午4点多钟，总理要张茜和我送胡志明主席乘车“出关”。胡主席坐在轿车后座中间，张茜和我一左一右坐在他两旁。在驶向友谊关的路上，胡主席左手拿着一个大口罩，很快罩在胡须上面，这是因为胡主席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比较谨慎，不愿意被人认出来。车子很快到了友谊关，我们就和胡主席告别了。

　　4月11日，周总理到达昆明后开始了与缅甸总理吴努会谈。在相互通报关于老挝问题的消息时，周总理说，如果美国要在那里打局部战争，那么对美国来说，那将是一场比朝鲜战争更加错误的时间、更加错误的地点和更加错误的战争。只要美国不干涉老挝问题，老挝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老挝国内的和平是有希望的。4月16日，根据中缅双方达成的共识，中缅两国总理发表了联合公报。在中缅双方会谈的几天里，周总理还两次抽空到中科院热带、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关心着我国橡胶种植业的发展。同时向当地干部了解中缅边境地区易货贸易的集贸市场和农业发展情况。当周总理了解到当地农民务农不施肥，也不搞水利，习惯于靠天吃饭时，周总理说:种地不施肥怎么行？他嘱咐当地的干部说，西双版纳在东南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定要把它建设好。

　　西双版纳的气候炎热，蚊子多而且个头又大，我和同行的卞大夫一再提醒总理要多休息，但总理白天要秘书和北京通电话，询问情况，晚上要处理国内外大事，当时我们作为随行人员都感到很疲劳，但周总理似乎没有感到劳累，他只要有空总要抓紧时间体察民情。整个南下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但他所到之处，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想到此，也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