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周恩来的“一唱一和”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曾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从1941年12月至1943年4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中，他改写了《棠棣之花》，又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五个历史剧。这是他历史剧创作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郭沫若之所以能在历史剧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与郭沫若之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时期。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拟物色政治部宣传科长的人选，周恩来得知正在广州大学担任文科学长的郭沫若盼望参加北伐，于是就推荐了郭沫若。不久郭沫若又升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南昌起义后，郭沫若在瑞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周恩来。

　　1937年10月，上海失守，郭沫若、田汉等文化界著名人士撤离上海。郭沫若于11月27日离开上海，曾到香港、广州活动，1938年元旦，武汉陈诚电召郭沫若，原来国民党打算恢复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要郭沫若担任管文化宣传的第三厅厅长。对此，郭沫若很犹豫，一是不想当官，二是怕徒有虚名，于干实事无补。所以没有马上答应。在长沙，与田汉再次相见，田汉劝他接受这一任命，这时于立群等又从武汉带来了周恩来的信件，也希望郭前去上任。这样促使郭沫若决定去武汉就职。郭沫若还请了田汉、洪深、徐悲鸿等人担任处长、科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郭沫若团结了一批文化名人，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以及孩子剧团和其他剧团，到各战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把后方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1939年，随着形势的紧迫，政治部开始疏散，郭沫若到了重庆。1940年三厅原有人员在重庆改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郭沫若曾说:“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到愤怒。”郭沫若怀着强烈的愤怒奋笔疾书，写出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一部又一部悲壮激昂的历史剧，他在《屈原》俄译本序中说:“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

　　周恩来一向非常赞赏郭沫若的才华，更珍视郭沫若的历史剧的政治价值，因此，他对郭沫若的创作倍加关怀和支持，这种关怀和支持往往贯穿于创作、演出的全过程，有时甚至亲自参与其中。

　　郭沫若在创作前往往先征求周恩来的意见。比如1942年2月，郭沫若写五幕剧《虎符》，他欲借“窃符救赵”的故事鲜明地体现“生是奋斗”、“舍身取义”的主题，剧中借魏安厘王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影射现实生活。写《虎符》之前，周恩来曾与郭沫若谈起奥斯特洛夫的《大雷雨》，他说，我们东方人是赞美母亲的，何不从历史中选一位贤母来写成剧本呢？郭沫若很同意这样的见解，他在《虎符》中着意塑造了信陵君的母亲这一贤母的典型形象，歌颂了她的嘉言懿行。郭沫若的剧本写好后，常常亲自念给周恩来听，征求他的意见。而周恩来不管怎么忙，总是抽出时间仔细认真地听剧本，听后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与郭沫若商议。比如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写聂政服丧三年，周恩来说，聂政是一个游侠之徒，侠与儒实际上不相容，让聂政来仿儒家的三年服丧，不太合理。

　　周恩来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演出，也总是给予热情的支持。1941年12月，郭沫若改写成五幕剧《棠棣之花》。该剧突出了反对暴政，团结御侮的主题，鞭挞了秦韩狼狈勾结，韩相等的“媚外求荣”，歌颂了除暴牺牲的爱国志士的英雄形象。这个戏在重庆演出时，周恩来一连观看了七遍。1942年1月，郭沫若写成了五幕剧《屈原》，这是这一时期历史剧创作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剧本抓住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冲突，成功地塑造了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爱国诗人屈原的形象，深刻体现了不畏暴虐、支持斗争的主题。屈原抨击楚国统治者残民媚外的反动政策，也是作者对国民党的控诉和抗议。剧中慷慨激昂的“雷电颂”是他的神来之笔，他通过主人公屈原，呼唤咆哮的风，轰隆的雷，利剑般的闪电，渴望犀利的剑“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渴望燃起无边的怒火，“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1942年4月，这出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历史剧在重庆演出，由金山、白杨、张瑞芳等主演，立即引起了空前强烈的反响，“雷电颂”响彻了整个山城。《屈原》的演出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国民党头目潘公展亲自在集会上攻击“《屈原》是成问题的”，周恩来领导大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给《屈原》的演出以强有力的支持。1942年4月演出最后一场后，周恩来又在天官府(郭沫若的住所)亲自设宴庆贺演出成功。席间，他对夏衍等人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郭沫若又写成五幕剧《高渐离》、四幕剧《孔雀胆》、五幕剧《南冠草》等。这些戏中矛盾双方壁垒分明，一方面是反动的侵略者、统治者、汉奸；一方面是爱国爱民，忠贞刚直的英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反对专制暴政、侵略外侮、卖国投降，歌颂爱国、团结和节操的主题，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自然而然地引起观众的共鸣和联系，成为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团结和鼓舞人民奋起抗战的有力武器。

　　解放后，郭沫若担负了繁重的领导工作，然而仍继续从事戏剧创作，1959年2月到1963年间又写出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及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为中国戏剧史增添了新的光辉篇章。而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仍然是郭沫若历史剧的热情支持者。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郭沫若响应党的号召，于1959年2月写成了《蔡文姬》，作者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替曹操翻案。”《蔡文姬》一反历来把曹操固定成为大白脸的奸臣形象，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位卓越政治家的形象，写出了他重才举贤、治国韬略，对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贡献，表现了作者特有的胆识。《蔡文姬》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在首都隆重上演。周恩来亲自前往剧场观看了演出，看后还打电话把自己的意见告诉剧院，最后一场蔡文姬穿大红色的袍子，就是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和郭沫若的友谊非常深厚。1944年11月，周恩来从延安飞回重庆，与郭沫若、柳亚子等人相聚，畅谈延安的情况。郭沫若赋诗以志:“顿觉蜗庐海洋宽，松苍柏翠傲冬寒。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秉炬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光明今夕天官府，扭罢秧歌醉拍栏。”从诗中不仅可以看出诗人对延安的向往，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周恩来的敬仰和深厚友情。1941年，郭沫若50寿辰时，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专文《我要说的话》表示祝贺。文章赞扬了郭沫若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他说:“鲁迅自称是‘革命的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