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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曹应旺

2019年04月10日14:41    来源:人民网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他们通过几个月系统的调查研究,同几十个部门的负责人谈话,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然后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阐释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与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

  在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形成过程中,周恩来参与了最高决策层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周恩来曾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汇报会议,如 1956年 3月 1日至 27日,先后七次出席毛泽东召集的轻工业各部、交通部、邮电部和财贸各部工作汇报会议;4月9日至11日,到毛泽东处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4月18日至21日、23日至24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设想的汇报。在这些汇报会上,周恩来对几个关系问题提出了重要看法。

  1956年3月4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基本建设和劳动工资等十一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时,阐述了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向一切国家学习、开门建设的思想。他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怎样摆脱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呢?就是要把人家的长处学来,融会贯通,用于中国的实际。周恩来还强调,“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点长处我们都要把他学来”。这是对此前只能借鉴苏联的经验,只能学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向其他国家学习的错误倾向最早的批评。

  当时调查研究的重点,一是如何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是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改进体制的问题。在周恩来过问下,1956年3月26日,国务院体制研究十人小组正式成立。4月2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这个小组的报告。在谈到体制问题时,周恩来指出:体制问题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中央要注意分权,站在分权地位的要注意集权。周恩来还阐述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他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对农业的忽视不能不影响到工业。重工业搞多了,轻工业就要少搞。不要怕搞轻工业,搞轻工业,国家、人民有利可图,又积累了资金。

  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建设的前几年,周恩来就积累了处理政治、经济诸方面关系的经验,阐述过城乡(工农)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等思想观点,也为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提供了思想素材。

  城乡关系又表现为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向来重视正确处理城乡关系。1949年12月他指出:“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我看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①城乡关系不仅是经济关系,也是政治关系。1950年4月21日,周恩来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工农关系。要巩固工农联盟,要使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得到正确解决,对工农关系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②。1953年我国开始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为避免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轻工业,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指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注意发展农业,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地方党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业外,主要的力量都应该放在农业方面,这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很大的作用。”上述关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认识,首开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并举并重思想之先河。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起,周恩来就十分重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1949年12月,他把上下关系作为必须正确解决的新中国经济的六种关系之一。如何正确解决?他认为既不能片面追求集中、统一,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既不要犯本位主义,也不要妨害地方的积极性。他指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③1950年4月12日,周恩来又把上下关系作为处理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四大关系之一。1951年1月12日,在政务院第6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水利工作时,周恩来强调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统一性与积极性的关系。几个月后,他在全国秘书长会议上作报告,当谈到财政问题时指出,要继续巩固财经统一,但不应妨碍地方积极性。他说:“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应留给大行政区、省以至县以因地制宜的权力。中央如此,地方亦应如此。过分统一的倾向是不对的,应该在适当的情况下,让地方分管,有计划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④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实践,对恢复经济,对新中国站稳脚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时,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财经会议以后的高饶事件,中央过分强调了集中,使这种探索一度中断。从1956年起,毛泽东、周恩来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认识,继续了上述探索的过程。

  关于党派关系,1950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指出:“这里包含参加党派和无党派的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应该主动地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处理好党与非党的关系就是要使联合性与排他性结合起来,运用得当,不然的话,便会破坏统一战线。”⑤“一五”计划开始后,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周恩来多次提出民主党派也要发挥积极作用。从周恩来的上述认识可以看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调动民主党派的积极性的思想决不是突然产生的。

  关于民族关系,1950年4月12日,周恩来指出,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必须团结合作。“我们要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首先要在政治上使他们求得解放,然后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再帮助他们发展,稳步前进。”⑥两个月后,他在政务院第3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时指出:“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矛盾很大。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今后我们汉族同志要代为受过,向他们赔不是。”在经济上,“今后就应该多补贴、多支出一些,让少数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⑦。周恩来处理民族关系的论述,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提供了先行的思想材料。

  在内外关系上,开国以来,周恩来始终坚持内外交流的方针。他指出内外交流的基础是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西方国家的消费品市场。国家建设要以国内力量为主,但不拒绝国外援助,争取同一切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贸易往来。他多次论述内外交流的必要性。1955年11月15日,他对日本来宾说: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孤立地进行经济发展,不可能把一切需要的都生产出来,也不可能把一切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不出口。周恩来对内外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积累了经验和素材。

  此外,周恩来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工商关系的论述,关于“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的认识,也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分析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提供了先行的思想材料。

  毋庸置疑,建国以来,毛泽东自己的探索及所积累的经验,对其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是主要的方面,但最高决策层其他领导人的探索及积累的经验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忽视和低估。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国务,站在处理方方面面关系的第一线,要进行实际操作并解决问题,他的经验和认识尤为重要。加上周恩来是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能手,是建国伊始就认识到“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领导人,因而,他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是很自然的。

  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宣传、阐释和发挥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的讲话。此后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会议上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了传达、阐释和发挥。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宣传、阐释和发挥,在方法上有重要的特点。

  第一,抓住中心。毛泽东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此,周恩来阐释道:“三大改造取得胜利,生产力又会更大发展,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因此,在各种制度上也就需要作相应的改变。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中心,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了分权给地方的问题,以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便于动员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周恩来指出十大关系是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个中心、这个前提下提出来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具体地说就是为发展生产、建设国家服务。这不仅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心思想的阐释,而且是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就十大关系、十对矛盾而言,周恩来没有将其平列看待,而是突出了重点。1956年11月10日,他指出:十大关系“前五种关系直接联系到建设”⑧。7月中旬他还指出:十大关系头三种属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即第一,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第二,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第三,建设与国防行政的关系。11月9日,他说:十大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其他各条有政治生活上的、思想上的和是非问题,而主要的是经济关系,中心是这个。

  第二,掌握钥匙。提出十大关系或者说十对矛盾,是为了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在论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已探讨了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20年前,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双方互相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20年后,毛泽东面对十对矛盾,总结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判了抓住一点不及其他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指出了对矛盾的非重点方面“欲要取之,必先予之”的辩证方法。例如,对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矛盾,毛泽东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意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一方法看成是解决问题的钥匙,予以高度重视。1956年7月15日,周恩来阐释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时,强调掌握解决问题的钥匙:你要搞更多的重工业,就要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你要真正地去建设内地工业基地,就要很好地发展沿海工业;你要加强国防力量,你就要很好地进行经济建设;你要集体利益更发展,你就要适当地照顾个人利益;你要巩固中央的集体领导,你就要适当地分权给地方;你要达到全国人民团结的目的,你就要加强各民族团结,和党外群众、各民主党派合作,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你要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少犯错误,你就要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你要巩固革命的专政,就要更好地改造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你要巩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扩大工人阶级的和平的统一战线,孤立美国好战集团。

  第三,联系实际。周恩来身处总理国务的第一线,善于将理想与现实、远景与近期、目标与步骤、理论与实际沟通起来,重视将原则具体化,对毛泽东的十大关系思想亦是如此。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时强调:这十种关系也就是十种矛盾,关系到政府工作的地方很多。因此,政府部门要结合实际工作,准备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讨论。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与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周恩来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处理好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他对不切实际的冒进倾向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和斗争。为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5月至8月,他具体负责了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工作。周恩来认为要把十大关系的思想原则具体化是一个过程,需要进行细致的工作。他说:“我们要认识,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措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比如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可能回答得很完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⑨联系到后来发生的“大跃进”的失误和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不能不令人叹服,周恩来上述清醒的认识是多么难能可贵。

  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坚持、补充和发展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积累与消费,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等等的矛盾发展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农民与工人的积极性受到伤害。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到60年代初,党中央不得不采取调整国民经济的新的措施。

  周恩来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一开始就强调要坚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调整十大关系。1960年11月16日,周恩来说:“目前仍有继续调整十大关系的必要。”他特别重视调整农、轻、重之间的关系及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对于农轻重关系,他说:“工农业关系是国民经济的根本比例关系。目前农业落后,影响工业发展;反过来,工业建设规模过大,占用劳动力过多,又影响农业发展。”“轻重工业关系是关系到市场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大问题,千万不可忽视。”对于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他说:“这方面存在问题不少,主要是大集体侵占小集体利益,集体侵占个人的劳动所得,对群众必需的生活资料照顾不够。”他认为农村有“共产风”,“主要表现为:大集体共小集体,集体共个人”。“农村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把所有制搞乱了”。他主张以“明确所有制”的措施来调整和解决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⑩。

  从1961年到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坚持十大关系的思想,调整农轻重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始终是他思考的重点。1962年5月1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11为调整所有制关系,周恩来多次作过重要论述。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一个突出的教训是破坏了生产关系中的第一要素——所有制,在农民看来,什么东西都是公家的了,加以生产工具没有发展反而削弱,于是农民的积极性差了,生产的东西也少了。结果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同自己的愿望相反。1962年1月,周恩来向党中央和刘少奇建议,对“七千人大会”报告中的基本经验教训部分,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由于重视调整农轻重的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农民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村的经济形势好转起来,从而带动了整个经济形势的好转。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周恩来仍然注意坚持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敢于强调要吸取“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他重视从政策上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如1970年11月1日,他批评“文化大革命”中强调集体养猪,忽视个人养猪,猪的头数一度下降。他认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经济建设符合国情。1973年3月26日,周恩来说:发展经济首先还是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其次是轻工业,再其次是重工业,就是农轻重的次序。因为人首先是要吃东西、穿衣服。如果粮食国内不能自给,有求于人,那是很费事的。我国有8亿人口,进口粮食不仅要付现款,而且光运输也不得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把农业搞好,靠什么人都是靠不住的,谁也没办法来帮助我们。他抨击闭关自守的极左思潮,重视发展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他批准价值43亿美元的重大成套设备的引进,不仅对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提高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后来我国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大规模引进提供了经验。

  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不仅仅是坚持,而且还有十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

  第一,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的关系,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国家建设需要利用科学技术,离不开知识分子,而广大知识分子是能够为国家建设服务。周恩来认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2。他不仅提出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具体措施,而且提出了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在数量上加以扩大,在业务水平上加以提高的具体途径。会后,周恩来为贯彻会议精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贯的。建国初,他就深切感到中国人才缺乏是各项建设中最困难的问题。在这之后,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在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我们党出现了一些错误认识。在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他宣布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同月,他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再次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说:“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此,必须重视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技术力量,“这是国家的宝贝”13。科学技术是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的关键,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此未加论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周恩来关于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作用的论述具有极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论十大关系》的内容起了十分重要的补缺作用。

  第二,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反对急躁冒进,保护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1956年2月8日,周恩来说:“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14。多、快是指速度,好、省是指效益。如果只追求速度不讲究效益,势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影响人民的积极性;还有,超过生理界限过度使用劳动力会直接损害劳动者的积极性。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已包含了保护人民积极性的问题。但是,毛泽东未能论析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这是论十大关系的又一个缺陷。正是这个缺陷的滋长,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十大关系思想提出之后,针对1956年初以来经济建设中严重存在的急躁冒进倾向,在宣传十大关系思想时加进了对速度与效益关系的论述,开展了对冒进倾向的批评与纠正。周恩来为什么要反冒进?集中到一点:冒进只能带来低效益甚至负效益,即只能带来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在党的八大上,周恩来说:“在1953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到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1956年初,当《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15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谈到远景规划中钢的指标不能定得过高时,周恩来说:“因为定到3000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16对于国防工业,周恩来认为国际局势的缓和,它的步子可以放慢;而从宏观经济效益看,它的步子应该放慢。

  尽管周恩来当时并未使用“效益”这个名词,但他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的两个报告,通篇洋溢着讲究效益的思想。还必须指出,周恩来此前曾多次从效益,即从投入与产出的比较上使用“经济”这个概念。如:1955年2月3日,周恩来指出:我们现在讲建设,第一是适用,第二是经济,第三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照顾美观。在60年代的经济调整中,周恩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论述了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关系的思想,他认为“大跃进”的教训之一是: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这几年贪多、贪大,不算经济效果。这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17钢铁工业过分突出的发展,不仅挤了农业和轻工业,而且利用一些设备简陋的小企业炼钢,虽然增加了钢的数量,但由于它所消耗的原料、材料、燃料和劳动力较多,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他多次强调要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

  周恩来因反冒进曾一度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但他在反冒进中论述的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关系的思想,补充和发展了毛泽东十大关系的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真理的光辉。

  周恩来还通过对水利、地质、交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关系的分析,提出水利、地质、交通是先行部门。通过对新建和改建企业与原有企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关系的分析,提出不能只顾新建和改建的企业而不注意原有企业;每个行业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要有适当的比例;反对原有的不用,再去建新的,认为这是最大的浪费。通过对生产与流通、工农业与商业关系的分析,提出加强商业工作,发挥其纽带作用。通过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分析,提出要治理“三废”,搞工业不能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利。凡此种种,都是对十大关系思想的补充与发展。

  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来发展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矛盾同一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十大关系思想被淡化。周恩来对十大关系思想的坚持也不可能不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限制。他对十大关系思想补充与发展的那些重要观点,更是难以成为全党的共识。但是,周恩来对十大关系思想的坚持、补充和发展,则为党中央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 释:

  ①、③、④、⑧、⑨、⑩、11、13、 15、 16 《周恩来经济文选》,第29—30页、第 34页、第 93页、第 265、338页、第 338页、第413—415页、第 487—488页、第 503、505页、第 281页、第 340—345页。

  ②、⑤、⑥、⑦《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0页、第162—163页、第 164页、第 192—193页。

  12、 1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第190页。

  17 周恩来在冶金等七个专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2月24日。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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