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抉择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备感振奋，随即纷纷响应。而九三学社公开响应“五一口号”则是在1949年1月26日。此时距离“五一口号”发布已经过去近9个月。

　　九三学社为什么沉寂那么长时间？是主观原因导致还是客观条件限制？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拾起岁月残片，在回望那段难忘历史过程中探寻答案。

　　“迟到”的宣言

　　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致信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告知准备邀请许德珩等人赴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5月31日，毛泽东致函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

　　请考虑将张东荪、吴晗、许德珩等尽快从平、津接出来，以便征得他们同意后，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长。

　　9月20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电告华北局：

　　平、津地区可邀请张东荪、李烛尘、许德珩、张奚若、符定一、李锡九等24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并征求他们对筹备新政协的意见。

　　从广播中和报纸上获悉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在北平的九三学社总社负责人深受鼓舞、备感振奋，随秘密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响应“五一口号”，并由许德珩起草《宣言》。由于九三学社负责人与中共在国统区地下工作负责同志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共希望九三学社在地下工作方面有所作为。因此，九三学社没有立即公开响应“五一口号”。

　　虽然没有立即公开响应“五一口号”，但九三学社继续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表明立场、发挥作用。1948年6月28日，九三学社许德珩、袁翰青、黎锦熙、樊弘、杨人楩、杨振声、黄国璋、鲁宝重、楼邦彦、薛愚、严济慈、方亮等同北平（今北京）各院校教授104人发表宣言，呼吁美蒋飞机停止破坏文化机关及轰炸古城开封。傅作义的挚友、“剿总”副司令邓宝珊与九三学社许多社员有深厚友谊，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是北大学生，与九三学社许多社员有师生之谊。九三学社通过这些关系，配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做傅作义的工作。1949年1月16日，傅作义宴请袁翰青、杨人楩、王铁崖、黄国璋等10名教授，商谈北平和平解放问题。在此前后，许德珩、劳君展、薛愚等还向中共地下工作同志建议，希望去解放区参加新事业。

　　1949年1月26日，北平和平解放之际，九三学社在北平《新民报》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以全社名义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宣言指出：

　　本社自对日战争结束以后，即主张以政治协商方法，解决中国内政问题之唯一途径，数载以来，本此目的，奋斗不懈，早为世人所见。不幸政治协商会议为国民党反动派一手撕碎，内战迁延至今，殊堪痛惜。去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无反动派参加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本年一月十四日，中共毛泽东先生复宣布和平八项主张，同人等认为唯有循此途径，始可导中国于民主、自由、富强、康乐之境，愿共同努力，以求实现。

　　同日，九三学社许德珩、袁翰青、樊弘、薛愚、劳君展、黄国璋、俞平伯、方亮、鲁宝重、楼邦彦、王心正、孟昭威等，以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名义发表《拥护毛主席八项主张》。1949年1月27日，许德珩、张奚若等在徐冰指示下，约请北大、清华著名教授开茶话会，请董必武讲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安定人心，促进大学教授们办好大学的积极性。

　　由于《新民报》本身影响面有限，加上新华社未及时报道，因此，当时知晓九三学社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人并不多。

　　新华社为何没有及时报道？据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领袖与战友》一书记载，当时新华社进城后首先碰到陌生而又敏感的问题就是关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宣传问题，经常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就是发生这样那样的疏忽：

　　我记得有两件事周副主席特别生气，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一件是九三学社在北平刚刚解放就发表一个对时局的宣言，拥护我党主张，反对国民党继续打内战。但新华社北平分社没有报道。另一件是1949年8月5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起义通电，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和四野总分社均迟发。

　　周恩来为此先后多次把陈克寒(先后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和吴冷西找去，严肃批评新华社落在迅速变化的形势后面，没有及时重视这方面的报道。周恩来谆谆告诫他们：

　　新华社是党的通讯社、是国家通讯社，同时也是人民通讯社。新华社所有编辑记者都要明确认识新华社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这个根本性质，无论作报道或写评论，都要记住新华社这个身份，要照顾各个方面，当前特别要照顾你们不熟悉的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你们的宣传报道要充分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

　　“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缓急可共、生死可抵”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进驻北平入城式，许德珩、劳君展等被邀请在前门箭楼上，同北平各界人士一起迎接人民子弟兵。

　　1949年2月26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市人民政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大会，热烈欢迎由东北、华北来北平以及留北平各民主人士、各团体的代表。许德珩与李济深、沈钧儒等14名民主人士发表演说，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28年来领导的中国革命表示敬意，对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表示祝贺，并表示坚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

　　3月25日，许德珩、劳君展及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热烈欢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到达北平。事前，徐冰约许德珩、劳君展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集合，许德珩、劳君展同乘一辆汽车去西苑机场。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下飞机后即举行阅兵式。

　　当晚，毛泽东约许德珩、张奚若、张东荪、吴晗、谭平山等到颐和园乐寿堂吃饭，并约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任鸿隽等商讨和谈问题。在乐寿堂吃饭时，许德珩被安排同周恩来、郭沫若同桌。周恩来在吃饭时对许德珩说：“这几年你辛苦了，一别两年多，你所做的事我们都知道。”周恩来的话使许德珩深受鼓舞。晚饭后，即开始座谈，一直谈到次日清晨。

　　毛泽东进北平之后，九三学社社员、北京师范大学代理校长汤璪真，以同乡及少年时同窗好友身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信后非常高兴，当即打电话给汤璪真。当毛泽东得知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黎锦熙、同乡同学黄国璋都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后，1949年6月17日，高兴地驱车去和平门内师范大学教工宿舍看望大家。

　　久别重逢，毛泽东与黎锦熙、黄国璋、汤璪真、董渭川等师友晤谈甚欢，不知不觉天黑了下来。田家英进来提醒毛泽东该回去了，毛泽东见大家谈兴正浓，就说：“再和大家多讲一会儿话，就在这儿吃饭吧，我请客。”毛泽东掏钱让工作人员从西单菜馆叫来两桌酒席，分别摆在客厅和旁边的一个房间。

　　入席时，毛泽东扶着黎锦熙的胳膊说：“这里您年龄最大，又是我的老师，哪有让学生坐上位的道理？”席间，毛泽东向大家一一敬酒，情谊欢畅。直到晚上9点左右，毛泽东才起身告别。黎锦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1920年3月17日润之到我家后，至今不见快30年，身体比从前强壮。”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接黎锦熙、汤璪真到中南海叙谈。

　　九三学社的“迟到宣言”、历史作为与积极贡献得到中共中央充分理解和高度肯定，充分体现了解放战争期间，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结成“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缓急可共、生死可抵”的肝胆情。

　　“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胜利召开。九三学社推举许德珩、潘菽、黎锦熙、袁翰青、吴藻溪为正式代表（由于潘菽出访苏联改为薜愚），叶丁易为候补代表。另有梁希、茅以升、严济慈、涂长望、陈鹤琴、侯外庐、储安平（候补代表）、孙荪荃、樊弘、张雪岩、王之相、卢于道、谢家荣等13名九三社员以其他界别代表身份出席会议。

　　九三学社首席代表许德珩在大会发言中指出：

　　各个不同革命历史时期和各个不同方面的代表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很自由的、民主的、融融合合的、空前未有的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的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有了这种团结，就一定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建设起新中国。

　　九三学社在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贺电中指出：

　　这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的结果。本社同人谨以无比的热忱，致最崇高的祝贺和敬意！……愿尽一切力量，拥护大会的决议，将革命进行到底，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招待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的盛大宴会上，毛泽东频频举杯，谈笑风生：

　　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到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无党派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老，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和华侨老人陈嘉庚、司徒美堂……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

　　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梁希被任命为林垦部部长；许德珩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梁希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部长，是由周恩来提名的。当周恩来宣布国家政权的组织机构时，宣布梁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林垦部部长。梁希很不安，递了个条子给总理，上写道：“吾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立即回复一纸条，写道：“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散会后，周恩来来到梁希的身边，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梁希，梁希坚定地说：“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

　　1949年10月1日，许德珩、梁希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梁希感慨地对同登天安门城楼的蔡邦华教授说：“今天的北平历尽金、元、明、清多少朝代，至少经历了700多年的艰苦岁月。没想到我们两个穷教授会穿上毛主席新送的制服，能站在天安门上庆祝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多么幸福呀!”

　　参加新政协，标志着九三学社革命历史被社会所公认；使九三学社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为九三学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

　　“包罗万象的天书”里有了九三学社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次日通过的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显示，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国共产党和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23个单位134人组成，其中并不包含九三学社。

　　134名代表中，虽然有九三学社社员3人，但均分散在其他界别，其中许德珩和梁希分别作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授位列于“民主教授”界；侯外庐作为历史学家位列于“文化界民主人士”。

　　然而，3天后的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参加新政协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中，在45个参加单位中，九三学社却赫然在列；510名正式代表中，九三学社有5名，另有1名候补代表。这是怎样一个变化过程？

　　话还得从1948年说起。新政协筹备会议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飞快，后来改在北平。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负责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李维汉向中央提交《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并附《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经周恩来审改、毛泽东审定后，委托中共中央代表分别在哈尔滨、香港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多次协商，广泛征求意见，最终就新政协筹备会重要问题达成共识。决定由中国共产党和赞成“五一口号”的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6个小组。李维汉任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第一小组组长，副组长为章伯钧，组员有许德珩等23人。许德珩同时担任负责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第三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周恩来）。

　　在周恩来运筹帷幄下，第一组认真甄别把关，经过3个多月艰苦努力，终于形成1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5个方面、45个单位662名正式（候补）代表的名单。这份名单具有极大代表性和广泛包容性，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团结。中央统战部同中央组织部把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印成一本很厚的资料报送中央，毛泽东看到后高兴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

　　当时，许德珩代表九三学社向筹备会提交了由他和黄国璋、薛愚、潘菽、笪移今等5人具名要求参加新政协的申请，并附上《九三学社工作报告》。报告介绍了九三学社成立经过、所做工作和发挥的作用，其中特别说明身处国统区的九三学社无法像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及时公开声明，响应“五一口号”的情况。

　　第一小组向筹委会提交的审查意见认为，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抗战时期一批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重庆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改名为“九三学社”。由于处于国民党政府高压下，直到1949年1月26日才发表宣言，拥护中共“五一口号”。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为争取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应邀请其参加新政协。

　　1949年6月16日，周恩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筹备会由提出“五一口号”的中国共产党来发起，而赞成这个口号的，或在文电中表示过或经协商过的，都被邀请来参加筹备会。这是有团体、有组织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当时不便以团体面目出现的。根据这样的情形，我现在分类说明一下，因为这一点在筹备会代表中也还有不完全清楚的……我们根据这样的情况，凡是响应过的团体，都应该邀请，赞成这个主张的每个团体、组织、民主人士也要邀请，方针就是这样。但是进行时不能不考虑当时有的团体在某种情况下还不便以团体面目出现，还希望那个团体在地下工作上有所作为，所以当时就没有邀请。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北平许德珩先生领导的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的领导人物跟北平的地下工作同志是有联系的，曾经掩护过很多同志进行民主运动。当时我们还是期待着这个组织在北平继续开展工作，因为当时北平还没解放。

　　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九三学社被正式确认为中国民主党派，成为参加新政协45个组成单位之一，其中正式代表5人、候补代表1人。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作报告，阐述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党派标准时说：

　　凡是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响应了“五一”号召的，就可以作为参加单位。现在参加筹备会的14个党派单位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决定的。其中有三个单位，一是九三学社，一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一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需要做些说明。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号召。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