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

　　初次见到总理

　　周恩来这个名字，在我参加革命以前就以十分敬佩的心情铭记在心。但我亲眼见到周恩来并有机会直接聆听他的指示，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

　　建国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争破坏，国民经济满目疮痍；国民党统治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更加剧了国家财政经济的困难。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安定和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繁荣城乡经济，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先要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主要由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负责统筹研究解决，但重大决策周总理也亲自过问。

　　当时，我在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开始有机会接触周总理。1950年初的一天晚上，周总理召开会议讨论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和稳定市场物价的问题，会前总理办公室通知要整理一份京、津、沪等八大城市的主要物资库存和主要商品价格等方面的材料。当时财经委员会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宋劭文同志，把这件事交我来办，并要我把材料整理好经他审核后直接送给周总理。

　　我接受这一任务后，心情很激动，既想很快见到周总理，又不知见到总理以后说什么话好。当我把材料送到总理面前时，紧张的心情立即消失了。总理亲切和蔼的谈话和询问，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动，深受教育。更使我难忘的是，总理还鼓励我多做些有关物价问题的宣传解释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受到周总理的教育。1953年我调到国家统计局工作以后，总理经常使用和查问统计资料，我受到总理教育的机会也就更多了。

　　生活在群众中

　　周总理始终生活在群众之中，在国内是这样，在国外也是如此。1956年11月，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等东南亚七国时，我有幸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同周总理出访，接受总理交办的工作，受到总理的身教言教。

　　总理这次出访，是建国初期我国对外交往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外事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明确阐述了我国政府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了我国人民同这七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加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好合作。总理的访问，受到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非常热烈的欢迎，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这里，我讲一件当时受到印度人民热烈称赞同时也使我深受教育的小事情：总理结束对印度的友好访问，在1956年12月9日晚上于加尔各答举行完记者招待会以后，陪同总理访问的印度记者和工作人员，要求同周总理一起照一张相留作纪念。总理欣然同意。当时，在准备合影的宾馆大厅里，事先摆好了6把坐椅，计划安排周总理和陪同访问的贺龙副总理、中国驻印度大使和夫人、印度驻中国大使和夫人坐着，其他人员站着合影。总理来到大厅以后，印度外交部的礼宾官说明了他们的安排意见，并请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就座。总理没有同意这种安排，笑容满面地对礼宾官说：“请把椅子拿走，我们一起站着照吧。”总理的意见出乎礼宾官的意料，他不同意让周总理站着照相，坚持请总理就座。正在“争执”之中，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笑呵呵地席地而坐，并要两位大使和夫人坐在椅子上。总理这种打破常规、与普通工作人员平等相待的政治家风度，使在场的礼宾官、记者和工作人员不少人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再次请总理坐到椅子上，两位大使和夫人也恳请总理就座，但总理还是不肯，并亲自拉着两位大使和他们的夫人就座，自己仍席地而坐。大家说服不了总理，也就只好按照总理的安排合影留念了。

　　这件事，使参加合影的人都十分感动，在印度的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第二天印度的报纸刊登了中国总理、副总理坐在地毯上与记者和工作人员的合影照片，并发表了赞扬周总理亲切接近普通工作人员的评论。周总理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生活在群众之中的优良作风，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每当我看到这张保存至今的珍贵照片，都引起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思念。

　　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

　　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风，在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仍然表现得很突出。这一计划实施了半年，就明显地暴露出很多问题，不能不进行调整。据此，中共中央于8月中旬提出了调整当年经济计划指标的建议，并要国务院研究后向二届人大五次常委会提出报告，请求审批。

　　周总理于8月25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建议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同时指示国家计委再提供两张计划调整表，作为报告的附件一并报送人大常委会审批。当天下午和晚上，总理再一次审查修改准备于26日上午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稿。

　　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要我负责对总理报告中所用统计数字进行核对，看还有什么差错没有。我于下午7时核对完毕后就回家了。回到家中不大一会儿，刚要准备吃晚饭，电话铃嘟嘟地响起来了，我拿起话机一听，是周总理亲自打来的，只听电话里讲：“你是杨波吗？我是周恩来，你们的数字怎么算的，百分比都弄错了。”我听了总理的问话，心情顿时紧张起来，心想我校对了好几遍，不至于出错呀，故立即向总理报告说：“报告稿中的统计数字我都反复核对过，我马上再去复核一遍。”总理说：“不是报告中的统计数字，是所附的计划表中的计划数字算错了。”我一听说是计划数字，就向总理报告说：“我只负责核对了统计数字，没有看到计划表，那是国家计委报送的，不是统计局提供的。”总理说：“不管统计数字、计划数字，出了差错我都找你，你吃了饭就通知计委的同志到我这里来。”接完总理的电话，我顾不上吃饭，就去找计委的两位有关负责同志，说明了刚才总理来电话的情况，并一同于当晚10时赶到西花厅，我们去了以后，总理因临时有别的急事要处理，我们就在那里等候。到11点多钟，总理通知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进去以后，看到在总理办公桌上摆着的那张计划表上，每一行计划数字的备注栏里，总理都用红蓝两色铅笔计算了一个百分比数字，蓝色的表示数字无误，红色的表示算错了。总理见了我们，就指着那张计划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说：“你们工作这样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错了也不核对，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负责任，这样工作怎么行呢！我如果不再仔细看一遍，就象你们那样马马虎虎送到人大常委会去，明天一报告，公布出去，那不出大笑话吗？！”我们听了总理的批评，深感内疚，立即向总理作了检讨，并当场把表中的数字又全部复算一次，把总理发现的错误全部纠正过来。临走时总理又亲切地说：“你们作为富春同志的助手，要认真负起责来，对工作要一丝不苟，切实当好助手。”

　　我离开总理办公室回到家中，已近凌晨1时，心情很不平静，反复想着刚才总理的批评和教导，想着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尽到责任，浪费了总理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实在太不应该了。同时，也深深感到，总理工作那么忙，日理万机，还亲自用笔算核对计划数字，纠正错误，这种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倡导说真话鼓真劲

　　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我受到的周总理的教育，也是永生难忘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也使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受到很大损害。为了纠正这种“左”的错误，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加强民主集中制，进一步贯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

　　当时，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参加了大会的具体会务工作。周总理在这次大会上就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作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报告。为准备这个报告，总理提出了报告提纲，并请有关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和起草报告稿子的同志开了多次座谈会，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总理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既要看到形势好转，又要把困难说够，既要鼓真劲，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又要明确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和具体措施。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总理又主持开会通读一遍，一段一段地讨论，一字一句地斟酌。这次讨论，从晚上8时开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7时。工作结束时，乔冠华同志提出要总理请喝酒，总理欣然答应，立即叫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家拿来他自己的两瓶茅台酒和一包花生米，“招待”参加作文字工作的同志。总理这种对党、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不知疲倦的忘我工作精神，以及对下属干部的亲切关怀，使我受到了一次既生动又具体的党的优良传统和民主作风的教育。

　　大会期间，总理一方面照常处理内政、外交等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又尽量挤出时间参加地方同志的小组讨论。总理在2月3日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时，当听到下边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风、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讲了一篇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接着，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的那一套东西。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总理又说，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要发扬民主，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因此，“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少奇同志在七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小平同志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都讲到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但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

　　总理这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引起了到会各地同志的极大反响，一致认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的内心要求，表示坚决拥护。时隔27年，今天再来重温周总理的这篇讲话，仍感语重心长，意义深远，值得我们铭记在心，身体力行。

　　民主作风的楷模

　　周总理一向提倡发扬民主，提倡“兼听则明”，并且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从195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13年中，因工作的关系与周总理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受到这方面的教育也特别深刻。这里，我讲两件事：

　　1956年12月中旬周总理访问缅甸时，在两国政府首脑会谈中缅甸政府领导人提出，希望妥善解决两国边境的货币问题，亦即要求中国的人民币不在缅甸边境地区流通（注：当时中缅边境贸易中，双方商人和群众愿意用人民币作为交换手段，致使缅甸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流通着一部分人民币）。总理听了以后，表示要尽快把具体情况调查清楚，由双方妥善加以解决。

　　会谈结束以后，总理当即指示要我留下来，向我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同志和使馆商务参赞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然后专程回国向云南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了解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再赶回北京向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汇报，并请李先念副总理考虑解决的办法。

　　总理对这个问题的原则意见是：从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出发，要尽快想办法不使人民币出境，不在缅甸境内流通。但总理没有作决定，而是先听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的意见，把具体情况弄清楚以后，再由李先念副总理最后决定解决的具体措施。我直接经办了这件事。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总理在处理问题时“兼听则明”的民主作风。

　　再一件事是，1961年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总理对我的教育。这次会议是总理主持的，议程中的一项内容是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问题。“大跃进”中各地上报的工业统计数字，有相当大的虚伪部分，其中既有人为的浮夸成份，也有计算口径不明确和计算方法不科学的因素。这方面手工业产值数字更为突出。鉴于此，总理指示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一定要把前几年的统计数字认真核实，去伪存真；同时，要明确解决并统一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科学方法，使统计资料和计划工作能如实地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

　　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不完全一致。在这次国务院会议上，财政部的负责同志讲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我即代表国家统计局发言，讲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听了双方的发言，总理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我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的结论。于是我又站起来发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这时，总理即指示我们会后再商量一下，尽快把意见统一起来，早日作出明确的规定，通知各地照办。

　　会议结束后，到会同志都留下来吃午饭。吃饭时我的心情有点不安，心想在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站起来讲不同意见，所以我就坐在饭厅的西南角最边的一个桌上。刚刚开始就餐，忽听总理叫我的名字，我立即站来起答应，接着总理就叫我到他老人家就餐的饭桌那边去，并要我坐在他的身边，亲切地对我说：“你为什么坐得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这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深为总理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所感动。饭后回到家中，就把总理对我的教育、鼓励讲了；下午到机关又向与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照述一遍，大家都同声称赞总理是民主作风的楷模。

　　难忘的关怀

　　人们都说，1966年开始的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周总理这个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那我们党和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结局，是很难想象的。我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忍辱负重，排除万难，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他不仅为保护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血，也为保护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操尽了心。就连我这样一个普通干部（当时我任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总理也挂在心上，为“解放”我说话。这是我当时怎么也不敢想的事，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野心家、阴谋家陈伯达就点名批斗我，“罪名”是“反党分子”、“田家英的高级情报员”、“黑线人物”，等等。陈伯达1962年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计委研究室的工作，从这时起我与他接触较多，我知道他不少反党言论和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尽管他在1966年3月已正式宣布不再管计委研究室的工作，但他作贼心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淫威，点名审查我，要我交代散布了哪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流言蜚语，妄图堵住我的嘴，致我于死地。据我所知，陈伯达用这种卑鄙手段在“文革”中整死了不少了解他的反党言行的好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如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同志、马列主义研究院秘书长柴沫同志等。我是1966年6月30日在国家计委第一个被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挨批斗的，直到1969年初，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没有斗出陈伯达所要求的能置我于死地的材料。但陈伯达仍不死心，还要继续管制我。

　　敬爱的周总理在1969年春节期间接见国家计委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询问了我的惰况，说：“杨波还可以工作吧！”总理的亲切关怀，使我不久就被允许可以自由行动，随后通知我参加机关办的“学习班”（当时这是“解放”干部的一部曲），并于1969年8月13日得到了“解放”。接着就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直到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以后，我才有了重新工作的机会。

　　周总理接见国家计委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我没有听到传达，而是几位关心我的同志私下里告诉我的。当我听到总理亲切关怀我的话，顿时泪如泉涌，思绪万千，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心想：“总理啊，总理！您老人家为国操劳，为党分忧，呕心沥血，日理万机，心里还想着我这样一个干部，我和我的全家怎么能不感激万分呢？！但我不能只是流着感激的泪水，要振奋精神，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导，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敬爱的周总理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心血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为我们树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榜样，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无限爱戴。他将世世代代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