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知识分子客观定位科学定性

　　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一直都是困扰人们的主话题之一。美国最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博士在其《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写道：“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议论纷纭的主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下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个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就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而言，费博士的这一席话可谓一语中的。虽然我党自诞生之初就与知识分子结下不解之缘，但在几十年的风雨征程中，它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却成为一个难解的“结”。在我们党内，第一个比较彻底地从思想、理论乃至实践上解开这个结的是周恩来。他的知识分子观既富于科学的理论性，又长于具体的实践性，即从理论的抽象层到实践的操作层，无不进行了独到的阐发，达到了知与行的高度统一，从而使其思想形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客观定位

　　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首先需对它进行客观定位，此为最根本的前提和基础。我党在遵义会议后，曾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有过正确定位，因而在民主革命中较大程度地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周恩来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该问题上有其独特的贡献。他不仅肯定“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知识分子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①，并旦还从经济地位上分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迟早都要走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的原因，认为他们服务于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是其理智的、必然的选择，是符合其历史发展逻辑的。而他独特的贡献则在于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正确定位。随着建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逐渐展开，他从战略高度向全党提出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这个极为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指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这是事实”②，“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不足”，“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③。他还告诫全党，若现在不重视这个问题，势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他认定知识分子已成为我国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④，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⑤。所以他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的思想⑥，认为“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是我们国家的财富”⑦。这样，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就得到了客观而有力的肯定，为党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指向度。

　　科学定性

　　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均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它归属何种性质的力量？即如何科学定性。这也是我党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最挠首、因而也最多曲折的一个问题。

　　在此问题上，周恩来是我党内作出最大贡献的一位，也是其知识分子观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点。他首次正确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详言之，他在该问题上的思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第一个提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的科学观点。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党内普遍认为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一样是个单独的阶级。而周恩来还在１９２５年６月就指出，“知识阶级”的说法不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他们完全不是一个阶级，只可说是知识分子或知识界。１９６２年他更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⑧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处于统治地位，知识分子则基本转变到为人民服务。

　　第二，正确解决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属性，即：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一部分。１９４９年４月，他提出劳动知识分子的概念，同年７月，又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⑨。这是我党最早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工人阶级成员的论述。建国后，周恩来运用列宁关于进行阶级划分必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思想，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又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到１９５６年，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就正式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⑩，“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１１。这是完全符合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发展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因此不仅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欣然接受，也被党的八大所吸收。在以后曲折前进的道路上，周恩来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这一观点。

　　第三，要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党内宗派主义倾向。为使以上观点能真正变成党的行动指南，周恩来还严肃批评了低估知识界在政治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否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也很少在知识分子中间吸收党员的看法和做法，认为这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倾向，是放弃领导、妨碍我们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妨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错误做法。因此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他认为我们所应当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同时尽一切努力尽可能迅速地给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使这种改造、扩大和提高的速度和规模能够真正符合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伟大发展的巨人式的步伐。”１２这样，就从正反两方面尽可能地保证了该科学论断能在实践中得以正确贯彻执行。为制止此后知识分子因从事业务而被定为走“白专道路”进而打击、压制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就从另一角度否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左”倾思想，周恩来在６０年代初期的一个明确观点是：一个在本职工作中训练有素的人，比起一个热衷于政治但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对社会主义发展更有价值。他说，“白专道路”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13。这就从知识分子的职业特质上规定了知识分子之所以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内涵，以防止一些形而上学的人借此打击知识分子，给知识分子钻研业务、发挥专长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有力的支持。

　　合理定量

　　定位和定性诚属必要，而定量也必不可少。在此，周恩来又率先在我党对它进行了明确、合理和全面的阐述。他以其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透过建国初尚有大量知识分子失业的表象，清醒地认识到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在数量上极端匮乏的问题，１９５０年８月就明确指出：“培养大批的建设人才，是我们现在最中心的问题”１４。那么如何扩大这支队伍？周恩来在这一问题上总的思路是：开源和节流并举。

　　所谓开源，也即通过各种教育途径逐步建立起一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我们一定要在若干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15。至于培养渠道，他在１９５１年提出了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训练旧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有步骤地从现有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教育以及工厂里的艺徒教育等这样一套教育体制中培养三条措施。同时，他还把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工作也列入了科学发展规划中。特别是他在５０年代提出应将派遣优秀科研人员到苏联等国学习、请来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培养人才及就地向来华苏联专家学习而不只是将其当作普通工作人员来利用相结合，这应当说是当时极为明智、最经济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所谓节流，即充分利用现有力量，做到人尽其才，杜绝人才浪费。周恩来对建国初普遍存在的浪费人才现象表示了其极大的不满和忧虑。他视浪费人才的现象为“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是“严重的损失”，并把造成该现象的错误视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要求坚决加以纠正。不仅如此，在节流问题上，周恩来还提到了学科平衡这样一个颇具专业性的问题。他指出，“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１６这里周恩来已考虑到了学科结构平衡对现有力量利用最大化问题，防止出现类似木桶理论中的短板效应所产生的巨大浪费，这在当时是极富远见的，即使在今天亦不失为金玉良言。此外，通过制订并执行科技事业发展规划，把知识分子工作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密切结合起来，也是周恩来在领导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其作用中的一个创造。它使知识分子的作用及潜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总之，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这一定量颇为合理，它从数量到质量、从要素到结构、从方式到内容等多个方面均作了相当周详的阐述。这不仅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极端重视，还说明了他对当时我国国情的明察，因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具指导性。

　　求同存异话团结

　　如果说上述三条总体上是对周恩来知识分子观中的基本思想内涵即理论层面予以展开的话，那么从此处开始，则是针对怎样在具体工作中对待知识分子，也即主要从实践操作的方法论层面进行论述，正是它使周恩来这一思想达到了知与行的有机结合。

　　知识分子既非独立阶级，其世界观往往取决于其所处环境和条件，因而其政治思想必定不可能整齐划一；而且，他们常常是一小群甚至是极少的几个人在一起工作，因此养成各种不同的性格。“科学家的良心、骨气是可钦佩的，但是科学家的脾气有时是很难相处的，这都是一定的生活环境造成的”17。如对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不予置理，显然很难达到充分发挥其作用之目的，这也正是建国后我党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形成强制阶段与相对放松阶段循环出现的症结之一，其结果是消蚀了知识分子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激情，以至对知识分子的利用率几降至“冰点”。基于此，周恩来认为，为实现整体的共同目标，就要广泛吸纳人才，包括有缺点、有过错的人才，也即他主张求贤不求全，要用其大端。若求全责备，则人才难得，欲速不达。只有广纳贤士，兼容百端，求同存异，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起来。

　　那么求何种“同”存甚么“异”？周恩来对人才坚持德才标准但又不过分看重有才干之人的弱点。对贤者，他主张要看本质，看大节，看主流。这个主流就是我们所要求的“同”，即凡是承认《共同纲领》、凡是为新中国为人民努力服务、甚至只要遵守国家的法令、从事正常的劳动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不管他对共产党曾有过不同看法以至反对过，我们都应该团结18。对海外知识分子，他认为同样不能求全责备，甚至容许其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因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相异，互相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面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而“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19，更不是取消矛盾，而是恰当存“异”，否则，团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一厢情愿。我们“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２０。周恩来正是这种有大勇之人，处处显示出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贤者，携手并肩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信任支持求真情

　　团结之目的在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而这就需为其创造各方面的便利，因为其所从事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给予和谐的环境和良好的条件，此为发挥其作用所应有的必要投入。这也正是我党在抗战时期能成功地团结和发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秘诀所在，即：政治上尊重、信任；工作上放手支持；生活上关心、优待。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险恶战争环境的结束，党转而日益注重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而对如何继续充分发挥其作用则有较大忽略，使知识分子反而无法像在战争年代那样尽情施展才华，这与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亟需显然产生较强反差。周恩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重申上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还结合新中国的客观状况，予以进一步发展。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人最珍贵的莫过于理解和信任。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故周恩来强调，要团结他们，首先必须充分尊重和信任他们，要学会用同志的态度去接近并了解他们，保证他们享受适当政治待遇。“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２１。在工作上，周恩来除重申要放手支持的基本观点外，针对建国后知识分子被非业务性事务占据太多时间所造成的浪费，他提出了著名的“六分之五”原则，即每周保证专业人员至少有４０小时用在业务上。他说，“学习政治我赞成，但是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22。这在当时情况下无疑是非常清醒、理智并不乏勇气的观点。同时，他还勇当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竭力呼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在生活上，他更是为知识分子尽可能提高生活待遇以避免因日常生活琐事浪费太多时间而殚精竭虑，因为他将这一时间的浪费视同“国家劳动力的损失”23，故必须降低这类“影子价格”，要求各有关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务必充分重视他们的生活条件，认为这是解决知识分子生活问题的关键。此外，周恩来在要求根据按劳取酬原则适当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以消除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等不合理现象、修改妨碍新生力量培养和知识分子提拔的不合理的升级制度及建立一系列奖励等制度的诸多方面２４，都提出了其独到、全面的建议要求，从而将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对知识分子真正信任支持的体现，惟有如此，才能求得他们真情的回报。

　　润物无声化甘霖

　　承认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属于劳动者联盟的范畴，并不等于说知识分子已不再需要继续进步。至于如何帮助他们继续进步，则必须照顾到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习惯了急风骤雨式的群众政治运动，建国后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也有意无意间延用了这些做法，进而混淆了政治问题与思想、学术问题的界限，极大地损害了知识分子工作，破坏了党与知识分子在战争年代培养的良好关系。周恩来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毫无疑问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要卓有成效地实现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就必须根据其特点，充分体现平等民主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首先，他指出了党领导的特定范围，即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大政方针、政策、计划”的领导。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人家熟悉，要信任他们，使他们勇于负责。否则，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25。周恩来在此明确摒弃了对知识分子大包大揽式的专制做法。

　　其次，他又指出，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２６。这样才能防止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因个人主观意志随时可能产生的偏差而引起失误，从而影响知识分子作用的正常发挥。这应该说是一条在我国非常有现实意义且具前瞻性的论断。

　　第三，他进一步提出，帮助知识分子进行思想转变，粗暴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改造必须靠自觉，“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２７。他一贯的观点是，作为执政党，当然需要领导，但领导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28，故他强调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２９

　　无疑，这是一种如唐诗所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方法，是一种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符合知识分子特点的有效方式。它既保证知识分子拥有基本的学术自由权利，又给予民主平等而非强制、尊重其自主独立人格的教育帮助，这样的帮助才能使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工作才能做到其心中，因而也才能使我们的帮助真正化为知识分子思想的甘霖，从而使我们与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朝着共同目标前进。

　　扬鞭奋蹄须自强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因而人也总要不断前进，“停顿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思想生锈”30。知识分子亦莫能外。而任何事物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内因的决定性作用。知识分子的进步需外因的推力，更需内因的激发。因此周恩来在主张由外部和风细雨的帮助之同时，还向知识分子及时提出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要求。这也是吸取了我党历来所强调之观点基础上的产物。而周恩来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在于，他特别提倡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方法。在５０至６０年代他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三个著名报告中，都有较大篇幅谈到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问题。

　　首先，实事求是地分析知识分子的状况，率先倡导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并指明改造的主要内涵。他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属于人民内部的改造，其改造的内容首先要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这是解放后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随着知识分子逐步接受党的领导，开始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改造即告结束。此后，知识分子虽然仍要在新的水平上向更高的进步标准前进，但那是同其它人一样的“一种经常性质的任务”了，并特别指出，“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３１。后来那种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作一个长期任务，搞没完没了的改造运动，显然不是周恩来所主张的。

　　其次，提出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途径。他认为这种自我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般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第二是经过他们自己业务的实践，这条途径也有重大作用；第三是经一般理论的学习，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它对于确立其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意义。这三条途径互相联系，不可任意割裂３２，是带有知识分子自己的特点、因而也最为有效的道路。

　　第三，周恩来再次强调了自觉自愿的原则。他认为，我们应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实现他们的这种愿望，但必须坚持民主的、宽容的方法。世界观的改造要有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即便有的人在思想上坚持自己的错误，但只要他并不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对人民，甚至还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人民工作，那么，我们在批判其错误思想的同时，就还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创造条件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而不应采取任何简单粗暴的方式33。

　　显然，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上，充分坚持了求实和民主的原则。他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提出知识分子需要自我改造，扬鞭奋蹄当自强，而非一俊遮百丑；同时，他又特别考虑到了知识分子的特点，认为这一“扬鞭者”主要地应是知识分子自己而不是旁人，是自愿而绝非被迫地坚持自我改造，否则，必定事与愿违，欲速不达。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实了这一预见的准确性。

　　知识武装添保障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了上述从理论到实践的充分论述，按说已属相当完善，但周恩来作为一个卓越的实践家，敏锐地意识到还有一个常被忽略、轻视以至曲解，然事实上对知识分子工作做得好坏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即：党员干部队伍的知识化问题。

　　周恩来指出，我们绝不应设想，既然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就天然地会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我们就天然地不会犯错误。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３４。因为文化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但也最为复杂和专业化的任务，它同我党长期来所熟习的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大相径庭，所以仅靠过去那些知识和经验已远远不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已成为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要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而且要熟悉各自领导范围内的必要的专业知识，掌握其特殊规律。否则，只能是空头政治，只能不着边际，瞎指挥。所以周恩来说，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不懂决不要装懂，“但是必须由不懂变为懂”，“无论中央各部门或各地区都必须学会更好地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因此“我们党必须培养出一大批精通科学和文化各部门知识的干部”35。这是决定我们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好坏的重要保证。

　　在五六十年代那样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周恩来能预见并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确实体现了他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虽然早在３０年代我党就作出了“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36的英明决策，但在建国后的大部分时间中，我党对党员干部的知识化问题常常是忽视的，以至还到过“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致地步。俗语“隔行如隔山”可做为最简洁的注脚。然而周恩来虽有能力及魄力认识到该问题，但欲真正付诸实施，在他所处年代却终究回天乏术。只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才开始纠正这种片面性，并重申和坚持了他的正确论点。邓小平１９７８年３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明确地说：“毛泽东同志曾教导我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安于当外行，要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38这标志着我们党在这一问题上经过实践的检验，终于达成共识，从而为在新时期切实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增添了有力的保障。

　　结语 追根溯源示后人

　　周恩来的知识分子观是全面的，完整的。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寓于其中的战略性、科学性、求实性、民主性和服务性等特点，其思想内容基本涵盖了现今我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精神，因而对我们当前的知识分子工作仍有重要的、直接的指导意义。而且，进一步剖析周恩来所以能形成这一思想之源，并进而反思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工作者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对时下如何更好地做知识分子工作当有极好借鉴作用，也是我们此刻重温其思想的又一目的所在。

　　周恩来能够对我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出巨大贡献，这当然与他在党内长期分管知识分子工作有直接关系，但这一理由显然远不够充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以为至少还得包括以下三种“活水”：

　　第一，对马列思想的承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来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没有他们的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周恩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从他早年在欧洲留学时认定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毕生的信仰和追求后，就再也不曾有丝毫的动摇。他在１９２２年就郑重声明：“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３９。既然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原则，且认的主义不再变更，那么也势必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而实际上周恩来知识分子观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是一脉相承的。这当是形成其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

　　第二，对中国国情及知识分子状况的洞察。周恩来在思考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始终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他通过考察中国的社会状态和阶级状况，认识到由于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所受之剥削压迫尤甚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因此决定其革命性更强烈；而在一穷二白基础上从事建设事业的我们，则更需要知识分子。由此，知识分子问题在我国具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同时，还因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因而他们在近现代大多走了一条由爱国的、民族的思想，继而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并进一步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最终走上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道路。因此我国知识分子服务于革命与建设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可能的。正是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一历史发展轨迹的研析，成为形成周恩来知识分子观的关键性“活水”。

　　第三，博大的个人胸襟及其优秀的个人品德是形成其思想的又一种“活水”。周恩来的知识分子观是知与行的有机统一，也是该思想的一大特色。在其关于“行”方面的思想中，无不体现着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细腻的方法论的并存。这无疑来自于其胸襟和品德方面的特点，即：无我、真诚、民主和严细。

　　周恩来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心中只有党和国家的利益，只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因此，一旦认定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他就能够真诚地想方设法团结他们，平等交往，而丝毫不计个人的恩怨与名誉得失。“谈到名声、荣誉、快乐、财富这些东西，如果同友情相比，它们都是尘土。”周恩来相信达尔文的这番话，也切实躬行了它的真义，因而才有那些宽宏而又精辟的论述。另方面，其性格中又有极为细腻的一面，他能把可以牵动知识分子“全身”的每一根“头发”都悉数考虑到，因而使他的思想具有极强的情感性而富于感染力及号召力。更可贵的是，他将这些思想不仅写在了有形的纸上，还写在了其无形的实践之中，从而使广大知识分子“闻其风而悦之”，赢得了他们的真诚拥戴，成为矗立于他们心中的一尊不朽的丰碑。

　　总之，周恩来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家，更是一个成功的实践家。今天，当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隆升、因而能否做好知识分子工作、“能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的时候４１，揣摩并学习周恩来成功的“秘诀”就有着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这些“秘诀”正是：

　　第一，心到，即对知识分子工作在思想上必须高度重视，并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紧迫感。

　　第二，情到，即对知识分子工作要满腔热情地投入，并坚持在工作中情理并重，以情寓理。

　　第三，眼到，即密切关注知识分子所思所虑，了解其客观状况，体察和反映其实际问题。

　　第四，脚到，即经常深入并扎根知识分子中间，解决其实际问题，少说空话，多办实事，使他们得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最大限度为祖国建功立业。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注 释：

　　①、④、⑤、⑦、⑩、11、12、16、20、21、23、24、２５、２６、27、29、30、31、32、３３、34、3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３５８—３５９页、第２７６页、第２８０页、第４２７页、第２７８页、第４２６—４１３页、第 ２８２—２８３页、第 ３００、２８１页、第１２４页、第４２２页、第２８８页、第２８８—２８９页、第４２０—４２１页、第 ４２３页、第２２０页、第４２４页、第 ３６０页、第２９７页、第４２４页、第 ２９３—２９４页、第 ２９５页、第 ４２７页、第 ３０５页。

　　②、⑧、13、15、2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１９页、第３５４页、第３４２页、第１６页、第３４３页。

　　③、⑥、14、１７、18、19《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４５页、第５０５页、第１６０页、第 ５０页、第 ４８页、第５０页、第 ５１页。

　　⑨、２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３４９页、第１３１页。

　　３６《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６１９—６２０页。

　　37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２７４页。

　　38《邓小平文选》第 ２版第 ２卷，第 ９９页。

　　39《周恩来书信选集》第４０、４６页。

　　40 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１９９０年５月３日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