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常说“领导者应该经常反省自己的缺点”

　　在周恩来同志波澜壮阔的伟大一生中，处处体现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事事贯注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工作第一，是他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我曾有幸跟随周总理工作十来年，深为他的一心为公，奋不顾身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所感动。从他的一言一行中受到终生难忘的教益。这里，仅就回忆所及，记下他无数感人至深的事迹的点滴，与大家同温他的谆谆教诲，共同缅怀他的伟大品格。

　　一、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做一分钟工作

　　周总理曾对身边工作的人员说：“我们老了，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做一分钟工作，要抢时间工作才行啊！”他不仅晚年在争分夺秒、忘我工作中度过，而且一生都是这样工作的。一年３６５天，周总理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往往一项工作没完，约谈别的工作的同志已经在等着他了。他夜以继日，日以继夜，一天要精神高度集中地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总理常常晚上十一、二点钟才开完会或接见完外宾，回到办公室，还有很多文件，有些是特急件等着他审批。虽然他已很疲倦旭还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发困时就擦点清凉油提提精神，实在太困乏了，就用温毛巾擦擦脸。身边的同志劝他早点休息，他却说：“有那么多工作等着我办，我怎能去休息呢！”有一次，他在夜间见外宾，结束时外宾问他：“该休息了吧？”他说：“我的工作才开始呢。”几十年来，总理保持夜晚工作的习惯，因此晒太阳的时间比一般人少得多，长期下来怎能不有损健康呢，可是他好象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是只讲夜间工作的好处：安静、效率高，可以与白天工作的人流水作业，处理问题及时。他很少能睡上五、六小时的整党，就是这样短的睡眠时间还常常因为一些紧急工作而被打断，真是“三更未眠五更起”。听说１９６８年胡志明主席来中国治病，向总理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总理回答说：“我做不到。”胡主席说：“打一半折扣，每天多睡一小时吧。”总理说：“尽量做到。”后来事实证明他并未做到。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周总理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那么满，工作效率总是那么高。１９５４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的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我做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同前往，帮助总理做秘书工作。由于当时会内会外的斗争极为复杂，中国代表团的每次发言，每个细小的反映都为各国代表团和世界舆论所关注。因此，在整个会议期间，周总理每天都要亲自掌握会议进展情况，大量阅读外电报道，了解世界舆论的反映，及时召集代表团的内部会议，汇报情况，分析形势，讨论和制定对策，一切大事他都要亲自决策，并在每天夜间亲自口授电文向中央汇报请示。电文由我整理出来送他审改批发，常常要忙到凌晨三、四点钟。同时，会议期间他还要频繁地开展会外活动，与各国代表团广泛接触，进行耐心的交谈。他不仅同一些大国代表团进行了交往，还拜访了几个小国代表团，甚至找了南越的保大代表团成员谈话做工作。总理在会议期间广交朋友，把统战工作与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收到很好的效果，《华盛顿邮报》反映说：“周总理通过日内瓦会议会内会外的大量工作，消除了当时国外一些人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印象。”此外，总理与英国外交大臣兼副首相艾登举行了多次谈判，达成了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协议，创造性地建立了半外交关系。总理还会见了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如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和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等。请卓别林观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征求他对该片的意见。

　　６月下旬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别国代表团团长休假去了，周总理却抓紧时机，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签订了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后又赶回国内，与当时在我国休假的胡志明主席讨论印支问题。

　　７月下旬总理从日内瓦开完会回国途中，顺道访问了民主德国。在柏林，为起草接受洪堡大学的荣誉博士的讲话稿等忙得一夜未睡，上午１０时又去接受荣誉学位。

　　他出席日内瓦会议前后近３个月，从未抽空去游览有“世界公园”之称的瑞士的名胜古迹，不在因公外出时游玩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说过，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始终没顾上去游览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１９６３年底到１９６４年初总理进行了历史性的亚、非、欧十四国之行。１９６３年的除夕，计划到阿尔巴尼亚休息，但到达后，又不顾长期旅途疲劳，参加了当晚的宴会、晚会和会见工人代表等五项大型活动，直到次日凌晨两点才结束。一清早总理又起来同正在干活的阿方清洁工、警卫战士、司机亲切握手，祝贺新年了。在这次出访中，他不慎摔伤了右手，本应上药包扎，但他考虑到访问工作的需要，不让包扎，一直忍着手疼与外国朋友握手，只在临离开阿尔巴尼亚时，才告诉我使馆的同志们，因手伤不能与大家握手告别了。

　　在国外工作是如此紧张，但总理说，“出国对我来说是个休息”，因为只干这一件事。平时在国内，要操劳几亿人口大国的方方面面的大事，更费心血。他曾说：“我是总理，要负全面的责任，上对中央，下对群众，不多管一些怎么行呢？”

　　新中国刚成立的最初几年，总理兼任外交部长，他每周有一个晚上到外交部去办公，与各司处长以上骨干开会，分析形势，研讨政策，有时还传达中央的指示。由于太忙，常常要夜晚十一、二点或更迟才能到外交部，一直谈到夜里两、三点钟，甚至天亮。周总理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为人民工作了一生，正象他自己常说的：“我们要象蚕一样，尽力吐丝，直到生命止息，春蚕到死丝方尽嘛！”

　　二、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

　　周总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他总是站在全党全国的高度，从全局、从整体利益来考虑问题，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推诿的工作态度，对那种“大而化之”的作法，他多次提出评批说“这是不许可的”。他经常告诫身边工作的同志“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他不仅以身示范，为我们做出表率，还时刻对我们提出严格的要求。

　　为了一刻也不耽误党和国家的大事，他常对我们秘书说：“不要怕我忙嘛，有急事就随时找我。”他要求有急事必须立即向他报告，即使在他休息或接见外宾时，也得写条子报告，秘书报来的急事他总是马上就看，必要时当场批示处理。因此，他掌握情况和处理问题都非常及时，有时掌握情况比主管部门领导还快。

　　有一次，我收到一份急电，没有立即送去。总理晚上批阅文件时看到这份电报，马上把我叫去，问为什么没有立即送他阅。我答：电报来时总理正在休息。他不满地问：“是革命工作重要，还是休息重要？”他总是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去争取时间，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和最有利的时机。

　　如果由于秘书疏忽、懒散，没有及时办好交办的事，他就和善而严肃地问我们：“你们比我还忙啊？”“你们只管一方面的事，为什么还办得不及时呢？”

　　对于办案，他要求抓住重点，掌握案件的重要情节，弄清来龙去脉和问题的实质，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做出简明扼要的汇报。如果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加工就把文件送他批，一经发现，常常是把文件打回去重办，甚至把主办部门找来，当面告诫：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如果由于我们想当然，不去查清，甚至想打马虎眼，把文件送给他，也绝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会说：“这点你为什么不查清？赶快去查！”我们向他汇报工作，回答问题，如果说：“不知道，”他不责备；如果说“也许”、“大概”之类的话，就要挨批评。他要求能向他提供最新的准确情况，并能及时无误地传达他的指示，办完后一定要向他回报：此事已办妥无误。这样，他才放心。

　　总理要求秘书在经手办案时，能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如果我们没写什么意见，他就问：“你的意见呢？”他要求我们多动脑筋，做造创性劳动，不要只做技术性事务性工作，要能帮他出主意，提政治性、政策方针性意见。他有时故意反驳我们的意见，启发我们思考问题。这样既训练培养了干部，也使问题经过讨论得以妥善处理。

　　总理发现工作受到较大损失时，十分痛心，对有关同志提出严厉批评时，总是讲清所犯错误给工作带来的损失。受过他批评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批评是出于对工作高度负责，为了维护革命原则和人民利益，使人受到深刻的教育。

　　总理批评人总是当面批评，从不背后议论。他的批评是直率的，有时是尖锐的，但态度是诚恳亲切的，与人为善的，肝胆照人。受批评的同志感受到的是他对干部的爱护而不是打击，因而在他面前没有顾虑，没有戒心。

　　总理关心爱护知识分子干部，但要求也是严格的，常常针对他们的弱点提醒说：知识分子不要翘尾巴，如果把你关在屋子里，让你几个月看不到报纸和文件资料，听不到报告，接触不到群众，你能写出好文章吗？写文章只是开加工厂，如果没有组织上为你创造各种条件，没有广大群众的实践，你能凭空写出东西来吗？应该看到自己的成长是由于党的教育和培养。他举例说：“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不是代表团了不起，而是由于全国人民的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代表团只是依据党的政策做了一些工作。”

　　对于少数有名利思想，向组织争名要利的人，总理既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又毫不迁就他们的个人要求。他说：凡是自己向党伸手的人都不能同意其要求。他从来不迁就那些伸手要官的人。

　　总理对干部政治上是关怀的，思想上、工作上是严格要求的，使用上是任人唯贤的，他坚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总理在政务会议上指出：“要敢于提拔人才”，但不能“滥用私人”，不能“凭主观喜怒来评定和提升干部”。用人的标准是“要看他的历史、工作态度、经验和能力”以及“群众对他的认识”。

　　总理不仅非常关心干部，在工作中严格要求干部，而且对干部子弟，也从关心和爱护出发，提出严格的要求。他不赞成解放后还办干部子弟学校，他指出：那是战争年代的需要，在和平环境如果还办，势必使干部子弟脱离群众，特殊化。他主张干部子弟上普通学校，与群众的子弟打成一片。他交代要取消干部子弟学校。他说，我无子女，但我要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不怕得罪人。他还反对干部子弟享受特殊待遇，如看戏时与首长一样，坐在前排，他看到时总要提出批评。

　　三、外事干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个中国人

　　周总理领导外事工作几十年，他不仅为开拓和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亲自组建和培养了我国的外事队伍。他为我国的外事干部制定了十六字守则，要求一切外事干部必须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他说：外事干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要懂中国历史，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的主权，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学西太后、袁世凯、蒋介石跪着办外交。”“我们反对失掉民族自尊心”。他说；“加强我们的自信，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对我们外事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爱国主义能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它与国际主义是结合着的，是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总理１９６３年勉励在国外工作的同志说：入污泥而不染，不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是最难能可贵的革命品质。总理一向反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求外事人员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总理要求驻外使节向驻在国学习，指出一个民族能存在到今天，一定有其长处，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要学习驻在国语言，尊重驻在国的风俗习惯，熟悉驻在国情况。总理特别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思想，１９５２年召开使节会议时，发现有的大使有大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便抓住这个问题，大讲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提倡对外平等待人。他说，对亚非国家，我们应当有“以大事小”的胸怀，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例如，１９５４年夏，总理访问印度就交代在机场的讲话要先译印地文，后译英文。在万隆会议时，总理同阿拉伯人谈话，强调要用阿拉伯语。当时我国很少人懂阿拉伯语，他指示要培养阿语人才。他还说，到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要学《古兰经》，了解宗教情况，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学吃牛羊肉。有一次总理率代表团出访，有的同志不习惯吃当地口味的饭菜，就从使馆拿饼干吃。总理知道后批评说，应当尊重人家的款待。总理自己就与主人一起吃当地的饭菜，主人很高兴。总理的这些言行使驻外人员受到很大教育。

　　周总理对外事人员的业务学习抓得很紧，并千方百计地提高大家的学习自觉性。有时他利用分析研究国际形势的机会，向在场的同志询问国际上和各方面的情况。如果属于重要情况，主管的同志答不上来，总理就要责备，然后他会耐心地讲解学习业务知识的重要性，外事干部应具备的知识范围和怎样提高业务知识的水平等，引导大家钻研业务。他还要求外事干部政治上、业务上都要练基本功。他有时还考问一些中外古今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科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引导大家注意掌握必要的广博的知识。

　　建国初期，从部队调来一批干部，总理为他们开办外交业务学习班，还亲自参加讲课，手把手地教，使他们逐渐学会办外交。那时驻外使节出国前，回国述职，总理都热情接见，对工作做得好的表扬，不好的批评。他还要求使节到农村工作参观，了解国内生产情况和人民生活。要使节列席一些重要会议，使他们开阔眼界，了解全局，以便更好地代表国家出使国外。

　　总理对翻译工作人员的要求是严格的：要求翻译练政治思想的基本功、语言的基本功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还要求翻译加强形势政策学习，看有关的文件资料，不要当传声筒，而要参与业务。做口译的则要对领导同志所谈的问题、外宾可能提出的问题预作准备；要熟悉领导同志的意见，领会精神，要能当好领导同志的参谋，帮助把关。他还不止一次地讲过，一个好的翻译不仅要译得准确，而且要译出领导同志的口气和感情。重要的词句怎样译，总理是很注意的。遇有译得不妥之处，当即提出纠正。例如，有的翻译把“毛泽东思想”译成“毛泽东的思想”，总理就耐心地讲解毛泽东思想不能有个“的”字，应当译成“毛泽东思想”。翻译把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译成“大约为９０００米”。总理批评说，不能“大约”，要准确。

　　总理对翻译的理解、体贴感人至深。他对翻译说：“我俩是互相合作的关系。”在会谈前，他常常事先就让翻译知道大体内容，让他们看到有关文件或讲话稿，预作准备。总理最理解和体会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艰苦性，他说：“不让翻译参加政治业务学习是最残酷的。”总理深知翻译工作很辛苦，常常在内部聚餐时向翻译同志敬酒慰问。他看到翻译在宴会上顾不上吃饭，就故意与中国人说话，让翻译抽空吃饭。他看到翻译迟疑时，就主动重复一遍，非常体贴。有一位朝鲜族翻译听不懂上海话，周总理就反过来为这位翻译做上海话的翻译，并说：“你要注意学方言。”总理理解口译工作受年龄限制，就事先物色培养接班的年轻翻译，让老翻译向自己擅长的方面发展；而对初任他的口译的同志则有意用通俗的语言，把讲话的段落缩短。真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四、亲自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

　　总理在会见外宾时，总是抓住时机，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做调查研究。如总理会见韩丁时就仔细向他询问美国的情况。有时只是礼节性的会见外宾，时间很短，他也要抓住这点时间，了解情况。他曾说：“接见外宾，不只是做工作的好机会，也是调查研究，向人家多方面学习的好机会，这是送上门来的学习机会，不要放过。”

　　他过问一件他不熟悉的事情时，总要反复地向专家请教，从不自作主张。在处理涉外问题时，他总是坚持对有关的历史和现状亲自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很重视来自基层的经验，写得好的工作汇报，他都看得很仔细。平时较长的报告，我们为他做出摘要；但我们发现遇有特别重要的报告，他看完摘要，还要看全文，有时还圈圈点点。他也注意听主管科员介绍情况。总理说；“我要先恭恭敬敬地当学生，特别是要听主管同志的意见，然后才能提出指导性意见。”他总是坚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慎重地做出决策。

　　总理有惊人的记忆力，但他从不轻信自己的记忆，遇到问题常常要戴着老花镜查阅原著、资料、地图或《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遇有不熟悉的地名，总要从地图上找出来才放心。如有引语，一定要查到原出处。有时还要查清某事发生的年月日。批阅文件时需要弄清某一情况，就叫秘书马上查资料，必要时向有关部门查询或请主管部门负责查清。遇到有关理论问题，常常要翻阅马列义主著作或毛主席著作的有关章节，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反复领会思索。

　　正是这样长期勤奋积累，不倦地钻研，他才能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对很多具体情况，了如指掌。他掌握的一些细节，有时连主管人员都说不上来。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看了大量材料，向许多专家、教授请教。有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有一段边界线划弯了，下面各级负责人看过，都未发现，送给总理审阅才发现这个问题。在中缅边界谈判期间，总理除仔细查看中外历史资料和地图外，还召集有关人员进行多次研究。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理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我国同邻国之间十分复杂的边界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原则，并且通过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为我国解决同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树立了样板。

　　有一次总理陪一位外国元首参观三门峡枢纽工程，他给外宾详细讲解黄河沉沙淤积给工程设计施工带来的困难，还讲到陕西河南等邻省在处理沉沙淤积问题上的利害矛盾等。外宾听了很钦佩。

　　还有一次，总理得知淮河闹水灾，就在西花厅一连召开了２０多次会议，调查研究上游、中游、下游三段不同的问题，一再强调要顾全大局，统筹兼顾，统一领导，坚持储蓄排放并重的方针。经过总理的调解和协调，合理地解决了上、中、下游的矛盾。

　　五、虚怀若谷，满腔热情地倾听意见

　　总理一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他在谈到如何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时说，“群众比我们强，比我们智慧多，办法多”。他处理问题经常注意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真正做到发扬民主，依靠集体的力量，集思广益。他每次写政府工作报告都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虚心考虑这些意见，正确的就采纳。在研究重大问题时，他特别注意征求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对外国朋友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他也能听取。

　　总理很注意征求一般人的意见和所谓“后排议员”小人物的意见。他经常鼓励秘书们和翻译们提意见，甚至他自己已定稿的文件，如果还有人提出修改意见，不管是谁，只要提得好，他就欣然接受，不因人废言。

　　凡外交重大问题，总理常召集有关同志详细了解情况，征询意见，讨论研究，意见成熟后才请示中央决策。这种会议有时是一竿子插到底，从部长副部长、有关司长处长，直到主管科员都找来，听取意见，特别注意找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来共同研究。１９７３年某国发生政变，总理深夜开会讨论对策。当总理听到有一位同志刚从驻该国使馆回来时，不论其级别，马上派人接到会场，让他坐到自己身边来，谈该国的最新情况。

　　总理主持讨论会，从不唱独角戏，总是鼓励、启发大家提意见，特别是提不同意见，他经常说：“不怕提不同意见，真理越辩越明嘛！”如果听不到不同意见，他就说：“要你们来就是提意见，不提意见来干什么？”“都让我一人拿意见，还讨论什么？”如果有人提出了好意见，他就采纳。事后还讲这个意见是谁提的，他说这叫“不能掠人之美”。

　　总理一向都是满腔热情地倾听同志们的讲话，很耐心地听人家把话讲完，从不打断人家的话或把人家想说的话堵回去，更不是盛气凌人，拒人于千里之外。有这种十分民主的气氛，使很多同志在他面前都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提错了受到批评，也感到受教育，心悦诚服。

　　总理常说，要打破封建的等级观念，在他眼里干部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对各行各业的各级干部一视同仁，对一般干部和工人提出的意见，一样重视。

　　总理真正做到了虚怀若谷，对不同意见、批评意见，能听得进去，并尽量吸取其积极成分，以利工作。

　　六、领导者应该经常反省自己的缺点

　　严于律己是周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常说：“要有点自知之明。”他不只一次地讲：“我只能作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正如人们所说：他从不争权，甘当“第二提琴手”。他从来不谈他个人的功绩，从不讲他历史上做出的贡献，也不让别人宣传他自己。在重庆时，他坚决不让在《新华日报》上登他的照片。他坚决不许开放他在淮安的故居，后来，还交代让群众住进去。他很少答应外国记者谈他个人的历史（据我所知，只在１９４６年在南京与美国记者谈过一次）。１９６３年他在审查赴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大型展览时，看到有他的特写镜头，立即指示取下来。在向外宾介绍党的“七大”时，周总理只介绍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七大”的报告。客人问及他的讲话，他回答说，同代表们一样只发了一次言。总理最不喜欢听吹捧和赞扬的话。正如法国总统德斯坦称周恩来是一个“从不希望为他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

　　总理做自我批评是一贯的，广泛而深刻的。从２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在半个世纪的革命征途中，凡是他认识到自己有错误的地方，总是严于责己，公开地反复多次地检查那些错误，以及犯错误的原因。他深刻地剖析自己，从不文过饰非。他做自我批评的范围广泛，不论是政治原则问题，还是具体工作问题；不论是历史上的问题，还是当前的现实工作中的问题，他都毫不含糊做出由衷的自我批评。如果下面的同志犯了错误，他也主动承担领导责任，而不是单纯责备下面。他批评别人时，也讲自己的责任。他发现自己对别人的批评有误或过头时，就及时作自我批评，向人家道歉，使人感到一种革命挚情，感到温暖。

　　总理还公开向外国人承认错误。例如，“文革”中，造反派于１９６７年火烧了英国代办处。事后，他为了挽回政治影响，指示外交部要在招待会上告诉英代办：火烧英国代办处不是我们的政策，中国政府是反对的。当时有关同志觉得在招待会上有很多外国使节在场，不好开口。他就亲自召见英国代办，讲了这个意思，挽回了政治影响。

　　１９７３年在一次招待会上，周总理当着“四人帮”的面，公开向“文革”中受冲击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外国专家们道歉。并举例说，新华社外国专家史密斯在“文革”中被迫离开中国一事就是工作上的错误，我们不应该让史密斯同志回去，虽然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下，她也住不下去了。这个事情从头到尾，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作为政府的责负人，应该负更多的责任。我现在向她再次表示歉意。

　　他常说：“一个领导者应当经常反省自己的缺点，努力克服。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可以向大家贡献的话，这就是一条，就是要克服缺点。”

　　周总理常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真理最能启发青年人去投身革命，我们年轻时就受这一革命思想的很大鼓舞，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动力。”他在病危时还满怀信心地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他象从容就义的革命先烈一样，在弥留之际，还坚定地相信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要实现。他临终时嘱咐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与祖国的大好河山融为一体。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他把革命工作当成生命的第一需要，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革命第一，工作第一是他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他几十年来日日夜夜为国操劳，紧张工作，不知疲倦。他为革命赤胆忠心，历尽艰险，英勇奋斗，鞠躬尽瘁。他胸中装着全中国和全世界千千万万人民群众，从不考虑个人的安乐。

　　他为人民奉献的最多，为自己索取的最少。

　　他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解剖自己，真正实践了他自己所说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永远保持了革命的青春。

　　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高大形象。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