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特别是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实践的产物，是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负责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领导中共国统区组织期间倡导和培育起来的。这种革命精神因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红岩而得名。红岩精神曾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仍然是鼓舞全国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而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周恩来所倡导并培育的红岩精神何以具有如此伟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呢？本文试图就此作个初步探讨。

　　一

　　红岩精神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产物。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就是国民党统治区。

　　从１９３７年７月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的１２年，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革的历史时期。这个期间，中国人民经过８年的抗日战争，驱逐了日本侵略者，挽救了民族危亡；接着又经过三年半人民解放战争，打垮了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了新中国。红岩精神就是适应这一根本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

　　历史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除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英明正确以外，靠的就是革命精神的巨大感召作用，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亿万人民之所以能够不顾蒋介石集团的白色恐怖，一心跟着共产党，就在于周恩来所倡导和培育的红岩精神具有巨大的凝聚力。这就是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至于红岩精神形成的特殊社会环境，这是显而易见的。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依然同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一样，主要是在两个阵地上开展革命活动：一个是武装斗争地区，即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后期称为解放区；一个是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时期还包括被日本占领的敌占区），国统区后来被称为蒋管区。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两个地区进行活动，都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因为，抗战爆发后建立起来的国共两党之间的新的合作关系，虽然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然而正如周恩来所说：“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的）法定的。”2。对蒋介石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由于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而逼成的。“蒋（介石）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3，他坚持实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国民党一直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不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不断制造磨擦，屡屡掀起反共高潮；在国统区则不给予共产党和其他小党派的合法地位，尤其不允许有共产党组织存在。所以，在国统区工作的共产党人面临更大的困难，他们处在极其复杂险恶又是十分重要的革命阵地。

　　这是因为国统区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有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有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和人民民主性质的革命政权，中共的各种活动都是公开的。而在国统区，则由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一切国家机器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人民没有言论、结社、集会和出版等民主自由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组织不能合法存在，一经发现，便立即受到破坏；即使是具有合法身份，被国民党允许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的任何行动，都被置于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他们在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周围和中共人员日常活动必经的路途沿线，都部署了各式各样的监视岗哨，此外还派专人进行盯梢和跟踪，有时竟然实行非法绑架和逮捕。在国统区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真不啻处于“龙潭虎穴”之中。

　　二、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区）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统区（白区）实行了同样残酷的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致使中共在白区的革命力量丧失殆尽。这个期间，他们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把共产党人描绘成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洪水猛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抗战爆发后，他们又诽谤共产党“游而不击”、实行“封建割据”和“破坏政令军令”，有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就给中共在国统区开展工作造成相当大的困难。

　　三、陕甘宁边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国统区，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前者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各抗日阶层的统一战线的政治体制，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那里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着热火朝天的抗日游击战争、各项社会改革和生产事业，并兴起了朝气蓬勃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运动，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民主中国的模型”4。这里是教育人民，培养革命骨干的大熔炉。而后者则仍然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广大的人民都以很高的爱国热情和激昂的斗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反侵略斗争，但是麇集在国统区的官僚买办奸商劣绅以及潜伏的汉奸走狗，却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因使是国难当头，国统区却遍布舞厅、烟馆、赌场、妓院等污秽场所，社会上呈现一派纸醉金迷的污浊景象，加之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地方豪绅恶霸势力依仗权势巧取豪夺，欺压百姓，黑社会势力亦恣意肆虐，一般百姓更加感到社会上暗无天日。可以毫不夸张地把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比作一个社会罪恶的大染缸。在这里人与鬼、庄严与丑恶、光明与黑暗是并存的。

　　四、总的来说，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不断积蓄抗日力量的重要基地。正因为坚持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保存下来的那一部分工农红军才得以迅速壮大起来，使中国革命的力量得到了空前发展。因此，就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全局而言，这里同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冈山等红色革命根据地一样，是中国革命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阵地。然而，在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还必须同国统区的革命工作，特别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的革命工作相配合。因为，当时中国的中央政权在重庆，只有坚持在国统区开展党的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巩固和发展，党才能够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以便遇事进行交涉、协商和谈判，尽一切可能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与合作；同时广泛地团结各派中间势力，并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而就整个中国革命来说，必须通过党在国统区进行艰苦工作，不断地把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到全中国，使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为全国人民所接受。此外，还必须尽可能同各国派驻国统区的机构及来华人士交往，以便沟通中国共产党同国外的交流渠道，争取国际民主进步力量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的同情和支持。

　　对于国统区工作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周恩来曾明确地指出：全面地来说，如果没有武装斗争，革命当然谈不到胜利，但是，如果没有地下工作，没有统一战线工作，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党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应该说是必要的，是有意义的5。周恩来在这里说的“白区”，就是指国统区。毛泽东也曾强调说，如果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也就是国统区的工作来配合，中共所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民主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6正因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具有如此重大的战略意义，所以，不论国统区的社会环境多么复杂、艰难和险恶，中国共产党都必须在这里站稳脚跟，并不断巩固和加强这个重要的革命阵地。

　　自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周恩来奉派长驻国统区主持同国民党的谈判，并负责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的领导工作，担负起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重大任务。周恩来同他的亲密战友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王若飞、邓颖超等先后在这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国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建树了辉煌业绩，并倡导和培育了红岩精神。

　　二

　　毋庸置疑，红岩精神是抗战以来，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国统区进行革命实践时共同缔造的，但周恩来在其中起了主导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周恩来就是红岩精神的倡导者和培育者，他的博大思想、高尚情操、优良品德、道德风范、良好作风及人格魅力，乃是红岩精神的精髓。

　　从周恩来个人的革命生涯这个角度来考察，红岩精神也可以说就是周恩来精神的一种表现形态。周恩来自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到抗战时期，已有二十多年。他已经在革命的实践和理论方面有了恢宏的建树，而抗战以来在国统区的工作，则是他革命生涯中又一辉煌篇章。他的聪明睿智。领导才能，谈判风格，人格魅力等等均得到了充分发挥，并受到中外各界人士的广泛称道，其个人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具有丰富斗争阅历的著名革命家，在他身上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周恩来精神，而红岩精神可以说是周恩来精神在当时历史阶段的比较完整的体现。

　　周恩来对红岩精神的倡导和培育不仅在于他通过各种场合，并以不同形式发表了大量言论，提出了一系列主张，更在于他在国统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的身体力行和率先垂范。概括起来，可以把红岩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生死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为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正如周恩来于皖南事变发生后，致中共中央报告所表示的那样：“我们一切都准备了，即他捕杀讨扣，毫无所惧。”7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７日，蒋介石集团发表了诬陷新四军为“叛军”的所谓命令和谈话。国共两党冲突几乎达到白热化的地步。当晚，周恩来在南方局工作人员的会议上愤慨地说：“反动派可能下毒手。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么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在周恩来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激励下，南方局的同志“各人都在心里琢磨着在关键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对付敌人，使自己不愧做一个共产党员”8。这种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及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献身的高尚品质，突出地表现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被囚禁在国民党上饶、息峰、恩施等地监狱和重庆军统特务集中营内的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志士所开展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个期间，先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有几百人之多，他们大多是在南方局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其中有些是地下省委一级的负责干部。他们被捕之后，抱着“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愿把牢底坐穿”和“慷慨就死”的决心，把监狱当作特殊的战场，继续同反动派进行搏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二、不畏艰难险阻，进行韧性战斗，坚守和发展革命阵地：由于周恩来早就判定蒋介石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本质“是不会改变的”9。因此，总是教育国统区的共产党员，要不存任何幻想地做好应付蒋介石集团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但是，这并不是主张当蒋介石集团掀起反共逆流时，就直接拿起枪杆子硬拼，而是要牢记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心脏地区工作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宣传和组织群众，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指出：国统区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线，没有第一线的统战工作，抗战就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因此，必须坚持这个阵地。而要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这里就是前线，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哨阵地。我们一定要不怕困难，坚守阵地10。周恩来要求中共国统区各级组织的领导者一定“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11。他说：在国统区工作的共产党员，要树立一个信念，就是“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会到来”，我们“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着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击破的。”每当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时局发生逆转时，他总是带领大家“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12从而使得国共两党关系一次又一次由濒临破裂的危机中得到缓解和好转。蒋介石集团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周恩来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坚守重庆这个政治斗争的重要阵地，向顽固派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终于将这次反共高潮击退。皖南事变后，中共在国统区的处境更加艰难，公开合法机构的工作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更为严密的监视，就连周恩来的活动范围也受到严格限制，但是，周恩来领导广大干部与党员，适应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的新情况，坚决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扎根群众进行党的建设，建立群众工作据点，广泛开展以话剧运动为主的进步文化运动，同时加强对外接触，拓展外事工作领域，这就顶住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使中共的政治影响在国统区更加深入人心，在国际上的交往范围也日益扩大。

　　三、以无产阶级的博大胸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和反动势力：抗战爆发以来，周恩来用最大的热忱为促进全民族的团结而奔走呼号。他指出：在民族矛盾处于第一位的情况下，为了取得抗战胜利，一定要努力把抗战阵营扩至‘大无外’，把反对抗战的敌人阵营缩至‘小无内’。”13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危害统一战线的恶劣行径，周恩来著文告诫国民党当局，“在抗战建国过程中，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14促其勿以一党私利而危及国家民族的利益。虽然国民党顽固派一再制造反共磨擦，掀起反共高潮，而周恩来总是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本着“相思为国”15的态度，坚持通过两党谈判，争取实现互谅互让，以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即使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对顽固派开展必要的原则性斗争，也还是为了制止时局的逆转。这一点，就连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也不得不承认。１９４１年１月下旬，国民党代表张冲同周恩来就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问题进行商谈时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15。张冲在这里讲的“秦桧”和“奸”，指的就是国民党中对中共实行政治压迫，军事进攻的人们。这说明，凡不带政治偏见的国民党人，都无法反对周恩来抨击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的严正立场。致于对各种中间势力的团结工作，周恩来更是不遗余力，他一直重视同中间势力建立广泛联系并同他们广交朋友。对各中间派别，他总是给予积极支持，照顾他们的利益，帮助他们进步和克服困难，对他们以平等态度相待并同他们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从而赢得了广大中间势力的信赖，把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这是周恩来在国统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项巨大成就。

　　四、对盟友采取谦诚相待，互敬互谅，坚持真理，以理服人的态度，与之患难与共，肝胆相照：抗战初期，周恩来在制定有关统战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时，就把“坚定的立场”、“谦诚的态度”列为“统一战线守则”的重要内容。他提出：在斗争中，我们既要不失立场，坚守原则，又要机动灵活，以求成功，但不操之过切，咄咄逼人。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发展，但警惕走向死路，自投陷井。在工作上，使竞争相互让步互相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此外，还要重实际，重信义等等17。这并不是要共产党人充当谦谦君子，而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样做，正是中国共产党有力量的体现。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人民站在共产党一边。所以，周恩来同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国民党代表谈判时，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雍容大度，尊重对手的“党见”和“党格”，与之推诚相见，以便经过认真商谈，争取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前提下，达成互信互让。这就使得他与谈判对手不仅建立了“公谊”，而且还能“由公谊而增私谊”18。周恩来一贯主张对同盟者一定要以理服人。他说：“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必须坚持的，但是，要做到使别人“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19。他坚决反对强加于人的坏作风。他曾说过：强加于人，就只会丢掉朋友，把他推到反对我们的方面去。他一贯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经常教育一些具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在同党外民主人士联系时，“要注意他们的安全，不要把‘尾巴’（指跟踪的国民党特务）带到他们的办公室和家里去”２０。这样就赢得了广大党外进步人士的普遍拥戴。当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时局发展的紧急关头，由于政治上的摇摆不定而发生错误，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时，仍能诚恳接受，继续跟着共产党前进。这在国内外党派关系史上，确实是罕见的。这是周恩来与同盟者长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才结成的牢固的战友之间的关系。

　　五、深入社会，扎根群众，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进行荫蔽的地下工作，尤其需要得到群众的掩护。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以取得人民的信赖。所以，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人到一般共产党员，从南方局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组织，其言行举止一切都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国统区人民普遍爱戴的根本原因。中共在国统区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长期过着如同红军时代的那种供给制生活，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这就使得他们始终同广大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南方局的广大党员，都坚持贯彻周恩来制定的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方针，依托职业、深入社会、扎根于群众之中。这种办法确实奏效。能使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各种岗位上因表现出色而“得到信任，保住岗位，便于埋伏”，且由于广交了朋友，“处处可以得到掩护”，使得国民党特务因此而“找不到捕捉的目标”；同时，由于长期深入群众，潜移默化地把许多青年从国民党、三青团的反动政治思想影响下争取了过来，团结、教育、培养和锻炼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积蓄和壮大了革命力量”31。鉴于国统区环境极其复杂，而革命工作又需要接触社会的各方面，南方局允许有的党员“三教九流都可参加”，但必须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22。根据这一原则，有的党员长期战斗于国民党及其政权机构的核心部门或特务机关。他们既要扮演好与自身职业身份相称的社会角色，又要机智巧妙地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优秀品质，因而随时处于个人生命的风口浪尖之上。还有的党员奉派在重庆和香港等地开办企业，为革命筹集经费，这些企业后来均有发展，有的甚至延续至今，这些共产党员也就成了社会知名的腰缠万贯的“大老板”。然而，他们将企业盈利所得悉数上交党的组织，自己却两袖清风，不从中私占一分一毫，且始终过着平民百姓的普通生活。如果没有坚韧的意志，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这些处于极其特殊岗位上的共产党员要做到不辱使命，是不可思议的。

　　以上几个方面综合起来，体现了周恩来倡导和培育的红岩精神的主要内容。这种革命精神不是靠闭门修养就能形成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指导下，经历了时代风暴的考验和血与火的战斗洗礼，在千锤百炼铸中就的。它是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完美结合。红岩精神同历史上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以及同样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一起，都是革命先辈们在斗争实践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岩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具有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能为在黑暗中苦斗的人民指明航向。抗战时期，一位经常同周恩来交往的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家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给阴霾如盖的重庆带来一线生机。我有幸同他几次恳谈，听他对国内外形势的透辟分析，不觉耳目一新。在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我逐步从‘实业救国’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中”23。这个例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当时许多同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接触过的民主人士都有类似的经历。

　　红岩精神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因而具有深广的社会基础。这就使得许多民族文化素养很高的社会上层人士，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有一种亲近感，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言行也很容易引起社会共鸣，且对在华的国际人士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事隔半个世纪之后，一些人还在回忆录中说：周恩来“那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4。“他的诚恳待人的作风是我们要以之为范，师式永久的”25。最为民主人士叹服的是周恩来那种“既给人以教益，却从不自居人师，思想极为锐敏，但毫不锋芒毕露”，从不对党外朋友指手画脚，说“你应该干什么”的优良作风26。一位曾有中国猪鬃大王之称的著名民族工商业者，在同周恩来交往后，竟然改变了自己后半生的人生道路，由一位地地道道的百万富翁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干部，他回忆自己这个巨大变化时写道：我从一个垄断企业的资本家，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新中国服务，其根本原因就是“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27。

　　总起来说，红岩精神是成熟阶段的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在人民心目中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这是因为红岩精神凝结了党的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和血的教训，既摒弃了畏缩退却的右倾错误，又摒弃了盲动冒险的“左”倾错误，不仅鼓舞人民顽强战斗，而且引导人民战之能胜。因而国统区的广大人民都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将革命引向胜利的一面旗帜，是引导人民走向光明之途的唯一希望，特别是把周恩来当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化身。这就最大限度地赢得了人心。一些曾在国统区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的民主人士回忆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28。“我看到周恩来先生，从他身上产生出一种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29。一位青年时代当过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的美籍华人教授，在回顾当年亲历的历史事件时写道：周恩来“有一种特别的‘磁力’”，他是“插在国民党心脏的一面红旗”，他毅然撤返延安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亿万人心也追随第一面红旗走了”，后来又被他的“磁力”吸引到北京30。当年在国统区的外国人士，也曾作出类似的评论。他们认为，周恩来“不但是共产党派驻国民党那里的代表，而且是共产党派驻整个外部世界的代表”31。

　　三

　　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和生活伴侣，当年南方局领导成员之一的邓颖超，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４日重返回忆旧地，她抚今思昔，奋笔疾书“红岩精神永放光芒”八个大字32，既指明红岩精神的巨大历史作用，又以此激励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国家的斗志。

　　红岩精神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巨大作用，已有了定论。英国传记作者迪克·威尔逊所著《周恩来传》，在评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在国统区工作的历史贡献时写道：“在重庆的那些年中，周创立了一个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以及１９４９年后成为北京传播工具的编辑机构的核心。”“他同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建立了联系，这些人后来都投向１９４９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填补了共产党在管理界、教育界和商业界的许多空白。”周帮助重庆的许多政治小团体“组织起一个倾向共产党的联盟。他们很多人在共和国早年颇有作为。”33我国著名理论家胡乔木在评价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南方局的历史功绩时提出了这样的论断：“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战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那么一大批骨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周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说，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34

　　这就说明，周恩来和南方局在当时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对中国革命来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辉煌成就。如果说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主战场和武装斗争这条主要战线，为中国革命积累了推翻旧政权的物质力量，进行了新社会制度的示范，并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将这个新制度逐步推开到全国；那么，国统区这个特殊的辅助战场和地下斗争、群众运动这个第二条战线，则为中国革命凝集了人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建设新中国的政治格局。

　　这两个战场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与政策的指引下进行的。然而，在国统区进行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只能在高压下求生存，在逆境中谋发展，他们除了依据正确理论、路线、方针、与政策外，还必须依靠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来发挥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凝聚作用，这种革命精神就是由江泽民总书记和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指出的红岩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把广大人民从反对派的高压和控制下争取过来，特别是把富有活力的年轻一代从旧社会污浊的大染缸，引向光明之途。正因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倡导、培育和发扬了红岩精神，才使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国统区越举越高，使越来越多的国统区人民群众，沿着中国共产党这座灯塔指引的航向前进。

　　红岩精神是永存的，不仅必须继承，还要发扬光大。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处于被压迫地位而成了执政党，惟其如此，党的责任才更加重大；尽管现在是和平年代，地下斗争和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方式和工作方法大多已不再适用，但是，党和人民还必须警惕地保卫祖国，各项建设事业仍需要人们去进行坚韧不拔的战斗。今天，弘扬由周恩来倡导和培植的红岩精神，仍然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所必需，是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不可缺少的，是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要求。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学院）

　　注 释：

　　1、原件存重庆市红岩革命纪念馆。

　　2、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２８页，第２５页，第２５页，第３０——３１页。

　　3、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２８页，第２５页，第２５页，第３０——３１页。

　　4、《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３卷，第１０４５页。

　　5、《不尽的思念》第５０２页，第９８９页。

　　6、《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６３６页。

　　7、《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２１３页。

　　8、朱语今：《一月十七日之夜》，《红岩生活漫议》第４５页、第４７页。

　　9、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２８页，第２５页，第２５页，第３０——３１页。

　　10、 朱语今：《皖南事变后周副主席在红岩的几次讲话》，《回忆南方局》第２５页。

　　12、《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１３０页。

　　13、曹天风：《中华终竟属炎黄》，转引自《我眼中的周恩来》第７７页。

　　14、周恩来：《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二），《新华日报》１９４１年６月 ２２日。

　　1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２８页、第２００页、第１３１页。

　　16、《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与张冲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２１７页。

　　17、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２８页，第２５页，第２５页，第３０——３１页。

　　18 、周恩来：《悼张淮南先生》，《新华日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９日。

　　1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２８页、第２００页、第１３１页。

　　20 、夏衍：《巨星永放光芒》，《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文集》第 ７５至 ７６页。

　　21、张黎群：《青年的良师益友》，《红岩生活漫议》第２６页。

　　22、 黎强：《战斗在特殊的岗位上》，《南方局党史资料》１ ９８７年第１期。

　　23、 胡厥文：《最好的纪念》，《统一战线的珍贵文献》第１５月。

　　24、胡子昂：《丰碑永存人间》第２８页、第１５—１６页。

　　25、 史良：《学习（文选）学习总理》第２０页。

　　26、胡子昂：《丰碑永存人间》第２８页、第１５—１６页。

　　27、古耕虞：《回忆周总理对我的教导》，《回忆南方局》第 １９４页；《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不尽的思念》第８６页至８８页。

　　28 、刘仲容先生语，转引自侯外卢：《韧的追求》第１５５页。

　　29 、徐盈：《周总理和李四光》，《重庆文史资料》第２０辑第２７页。

　　30、 赵浩生：《周恩来没有死》，《举世悼念周恩来》第４３６至４３７页。

　　31、《不尽的思念》第５０２页，第９８９页。

　　32、 原件现存重庆市红岩革命纪念馆。

　　33、［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４９页。

　　34、 胡乔木：《党史是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历史》《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第１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