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精神品格：心系人民淡泊名利严以责己

　　不管世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如何，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周恩来是一位世界级的伟人。周恩来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所罕见”的伟人，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毫无疑问，与他的精神品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周恩来伟大而又高尚的精神品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的。伟大的时代风云造就了周恩来的精神品格。周恩来伟大的精神品格又影响、推动了一个时代的前进。因此，这种精神品格既有时代的特征，又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千百万共产党人高尚精神品格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是对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阶级性品德精华与民族性品德精华的高度统一。

　　虽然，周恩来精神品格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品格有不少共同点，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和独到之处。

　　特征之一：心系人民

　　周恩来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他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他把“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作为一条修养要则，规范自己，要求自己。他认为，人民是至高无上的，人民是永生的。他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一事当前先考虑人民的利益，因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人民。这是周恩来精神品格的核心和真谛，其他都是由此派生或为此要求而俱生的。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奉献的。周恩来本人也是十分注重这一点的。他心系人民，视人民为上帝，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①“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②“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③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执行群众路线，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④他把对人民的奉献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

　　——从这一点出发，周恩来不顾余震带来的危险，飞往邢台地震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安排群众生活，布置重建家园工作。他对灾区群众说：“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找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我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你们可以提出来。”⑤为了解决北京广大职工上下班乘坐公交车不便，他亲自乘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了解情况，调查研究。事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解决交通拥挤问题。当他得知黄河花园口出现特大洪峰、郑州黄河铁桥被洪水冲坏和京广铁路中断时，立即由上海飞临黄河上空，视察黄河水势。他冒雨蹚水步行到工地，和施工现场指挥部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研究抢修旧桥和建设新桥的方案。⑥

　　——从这一点出发，周恩来在十年“文革”中，常常是废寝忘食，通霄达旦，日以继夜地工作，支撑大局。一项有关记录统计显示，周恩来在１９７４年１月至５月的５个月共计１３９天之实际工作量为：每天工作１２小时至１４小时有９天，１４至１８小时有７４天，１９至２３小时有３８天，连续工作２４小时有５天，只有１３天的工作量在１２小时以内。１９７４年６月，因病住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３０５医院治疗。即使这样，他仍不忘工作。仅据１９７５年３月至９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此段时间内，周恩来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１０２次，会见外宾３４次，离开医院开会７次，在医院召开会议３次，外出看人４次。⑦他十分动情地对人讲：“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现在不是“兴‘爬破’、‘拉车’这些话吗？我们这些人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⑧

　　——从这一点出发，周恩来在“文革”中冒着“反对林副主席”的极大风险，不怕被打倒，否决了林彪以防备敌人节日轰炸、造成密云水库决堤为由，提出“把密云水库存水放掉”的意见，认为那样做会淹了下游的居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免除了一场人为灾害⑨。

　　——从这一点出发他抱着重病之躯，置个人生死度外，于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３日由北京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与毛泽东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经过分析比较，最终确定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挫败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又一次为中国人民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从这一点出发，周恩来时刻把人民的健康挂在心头。他多次指示卫生部门研究解决严重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多发病、常见病、职业病、地方病的防治问题。并派医疗队深入到地方病的多发地区，为患病群众治疗。即使在他作膀胱癌治疗手术的情况下，仍然让人把北京日坛医院党委书记李冰找到手术台旁，向她询问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指示李冰立即派人去那里进行研究和治疗。⑩

　　周恩来是革命的实干家。他是通过实干，通过无悔无怨的具体行动和在危难之际支撑局面，为人民作奉献的。他是通过这种脚踏实地的实际行为，体现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的存在价值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存在价值的。所以，他给公众的形象是日理万机的公仆，是人民勤务员的光辉典范。心系人民无私奉献，这是周恩来精神品格中发挥统帅作用的一条红线，一根主轴。离开这一点，其他就无从谈起，也就没有意义了。

　　特征之二：淡泊名利

　　从少年和青年时代起，周恩来就十分看不起那些虽不乏才干和作为，但却内怀邀名请功之心的爱出风头之徒。周恩来认为，“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他心中的“名”，是清正、神圣的名誉。在他看来，若汲汲于名，犹孜孜牟利，靠虚声盗世、眩世眩目来获取名位，即便有了某种功业，也实在是道德的罪人、名誉的罪人。处理两者的关键，是要有大志，但不能有大己。古往今来，大凡有大作为的人，最难协调的事情之一，恐怕就是伟大的事业与个人功名利益的关系。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失了足，跌过跟头。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那些曾和周恩来一道并肩战斗的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张国焘、高岗、林彪。周恩来则不然。他的大志，就是“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11，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对此，他没有任何的游移和反复，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完全抛弃了个人名位和私利。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那一天起，他就说：“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１２５０年后的１９７３年，周恩来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13他就是这样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用党性铸成自己的血肉，把党的宗旨化为自己的灵魂。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生动地再现了党魂，展现了他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魁力。

　　这种“立党为公，淡泊名利，不争权位”的精神品格，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权力、地位及与此有关的人和事的态度上。

　　对于政治家来说，权力和地位是不可缺少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怎样处理权力、地位与集体、事业的关系。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它是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应尽的责任，不是谋取个人名利的工具。在理论上认识和宣传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都不是困难的事情。重要的是实践，特别是在怎样对待个人意志膨胀伴随着获取和维护相应的权力地位，伴随着给其他同志和党的事业带来损害的时候。这里，不妨提一下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的一段史实。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泽东高。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９日，鉴于中共苏区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致信中央局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14同年 １０月，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由周恩来负领导战争总责。但他一再指出：毛的经验、长处和兴趣在于军事，坚持军事工作由他负责，毛助理，或者毛负责，他监督，两者选择其一。总之是要毛泽东留在前方。如果从这件史实得出结论说周恩来从这时起就认为战争只有靠毛泽东来领导才会取得胜利，那么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从他坚持这样做的办法和想法上来看，人们至少可以领会到这样的精神品格：周恩来没有私心，个人的权力和地位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他没有权力欲。即使因他的才能、威望大家主动将权力、地位给他，如果这样做有碍于党的事业，有损于他人的话，他也不会承担这副精神上的十字架，不会伸手，更不会“墙倒众人推”，从中捞取好处。１９３５年１月毛泽东对他说，洛甫提出要变换党中央领导时，他毫不豫犹地说：当然是毛主席领导，听毛主席话。他从党和红军的根本利益考虑和处理问题，表达了党内军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丝毫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再一次显示了周恩来的高风亮节。

　　事实上，他很早就参加了中共中央决策层的领导工作。从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２日开始，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年５月２９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从这时起，周恩来历任党的五届、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共最高领导层工作的时间长达４９年。但他从来没有当过党中央的第一把手。这并不是说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遇和可能。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２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这一段时间内，他常常是全党工作的主持者和指导者。但他激流勇退。他没有去争当一把手，而是甘当“配角”和助手。他总是扮演着用实干而不是靠权力控制和高谈阔论来实施领导的领袖角色。在他认为，这是施展他个人意志和才干智慧的最好方式。他这样做，并非没有痛苦，或者因此能轻松地超脱党内斗争。相反，他经常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自觉地或被迫地作检查，因为他不仅参与决策，更多的还要主持实施。当发生了错误的时候，或在那些一把手们认为是错误的问题上，他无论如何不能也不愿逃避责任，相反还要在别人的指责、批判下硬着头皮去干工作。他曾为了避免因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主动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所犯调和主义错误承担责任，要求退出中央政治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拼命工作、团结同志。这正是周恩来立党为公的具体表现。

　　邓颖超说，恩来生前常讲，多少同志牺牲了，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还要些什么呢15？这真是天惊石破的醒世名言，充分展示了他的精神风貌和内心世界。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长达２７年，任职期间坚决不同意兴建政府大厦，个人生活非常简朴，６０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不吃肉不吃蛋。外出视察就餐后按规定交钱和粮票。他没有个人遗产，只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留给了人间！

　　特征之三：严以责己

　　周恩来具有强烈的主体自我意识。他认为：“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１６因而，他善于把自己作为客体来无情地解剖，能够准确地认识自己在党和人民事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对自己的思想、行动能作出恰当的评价，勇于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强烈地追求精神品格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他能正确地处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加强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他在处理改造别人与改造自己的关系时，认为只有能改造自己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并提出“批评自己——批评别人——接受批评”的公式，不但把批评自己放在首位，而且把接受别人批评作为落脚点，能够勇于改造自己；三是能处理好经常改造与集中学习的关系。他在整风学习中写的《我的修养要则》，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对自己要求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而使个体的精神品格得以纯净和升华。同时他还认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要经常进行自我反省、自我解剖，提出并实践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至理名言１７。这种高度的主体自我意识能力，人们有口皆碑。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经常进行反思，自我总结，自我考察和评价，目的是为了完善自己，并对不正确的东西加以克服，以便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掌握主动。他还时常以自己改造的体会和犯错误的教训现身说法，教育干部和群众。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透明度最大、自我批评最多的一位负责人。他不是那种“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的人。他从不文过饰非，从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一贯紧跟”，不仅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自觉地开展自我批评，而且一旦发现别人犯了严重错误，他都要“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１８。在周恩来看来，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但要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的。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这样自勉自励严格地对待自己，十分宽厚地对待别人。

　　周恩来严以责己即自我改造的主体自我意识能力，还突出地表现在善于认识自己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在业已变化了的新环境中不断提出自我改造的新任务。１９６３年他提出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他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的新的要求。这既是周恩来几十年自我改造经验的结晶，也是对领导干部自我改造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过好“五关”虽是周恩来３０多年前讲的，但其中一些根本性原则性的要求，则是长期能发挥作用的。

　　首先，关于过思想关。即通常说的思想改造，是关系到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也就是说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价值观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周恩来从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点、发展观点、矛盾观点出发，并联系自己的经历论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长期性。他指出：“思想改造，这是一辈子的事。我们知道，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一万年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能说到哪一年哪一月思想改造就完成了？没有这样的事。即使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如果忽视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要落伍的。所以，我们要把思想改造看成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工作。”19“我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我个人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不过经过改造现在是个革命知识分子了。历史上我做过统一战线工作，跟蒋介石打过多次交道，跟美国的马歇尔也打过交道。在台湾有那么多的国民党同学和朋友，在美国也有很多朋友，我的关系可复杂了。从周围的环境看，我接触党内外的人和事很多，也接触外国人，有时候要出国访问，还到资本主义国家，跟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这么一个复杂的情况，我就得注意自己的思想。我今年六十五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廖鲁言同志用了我的话，他说，周总理都要思想改造，何况我们？他的这句话是句好话，我很欣赏。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他说：“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20过思想关的实质是把自身放在现实的周围环境中进行自我考察。周恩来谈到在与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打交道、做买卖时，强调要想一想周围环境，注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明领导干部不能说“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直至现在，周恩来的这些论述，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其次，关于过政治关。就是立场问题，这是方向道路问题，因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周恩来早在１９４３年４月讲到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时，就专门讲到领导者的立场问题。他说，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但这样说太简单了，具体地说有下列几点：“（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三）要相信群众力量。（四）要有学习精神。（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这样通俗易懂地阐述立场问题，使领导干部有可以遵循的具体标准，把解决立场问题具体化了。

　　２０年后，周恩来又重提领导干部要重视立场问题。他说：“不要以为我们是干革命的，立场就一定是稳的。立场是抽象的，要在具体斗争中才能看出你的立场站得稳不稳。可能在这个斗争中站得稳，在那个斗争中又站不稳了。所以，立场究竟稳不稳，一定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考验出来。同时还要看我们的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看我们的党性，没有入党的看是不是把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的阶级，接受它的思想领导。特别是看我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不是知过能改。”21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周恩来是把立场与世界观、方法论统一起来，与党性统一起来，特别还把立场问题与自我改造统一起来，从而说明立场问题对领导者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贡献。

　　一定社会的人总是站在一定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周恩来这里讲过政治关主要是指政治思想立场，即站稳党的立场。他说：“过政治关不是简单的事，不能认为只要参加了革命，打了多少年的仗，过去有过功绩，立场就可以保险了。没有这样的事。”２２陈独秀、王明、高岗的立场为什么不保险？在陈独秀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极少，更没有成为他的指导思想。王明对自己的错误一直不认帐。高岗的个人主义立场一直没有改变。周恩来指出犯“左”的或右的错误都是背离党的立场，未能过好政治关。在这之前他还批评了一些“左”的错误做法，指出：“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２３这些无疑都是值得记取的深刻的历史教训。

　　再次，关于过社会关。这是从改造社会的任务提出问题的。

　　中国社会是复杂的。它的特点“就是封建性很大”。周恩来曾这样说过，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这些旧的东西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因此，周恩来指出：“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子就会消除的，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次改造就成功呢？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于各个角落里，各种机关团体都有。……所以，过社会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能把社会改造好，自己也就得到改造了。”２４这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过社会关就是要求领导者不受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影响、沾染、侵蚀。只有自我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在改造社会的同时自觉地改造自己。周恩来还指出过社会关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他说：“你改造了它，它又影响了你，互相改造，这是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而且，你在这个地方过好了社会关，换一个环境，那个地方的旧势力、旧习惯又影响你。你在国内过好了社会关，到了香港或是到外国去又变化了。所以过社会关要有精神准备，要有长期奋斗的决心。”25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是领导者需要引起注意的一个原则问题。

　　第四，关于过亲属关。从家庭环境中认识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这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遇到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也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者无法回避的重要一关。

　　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对自己的子女和其他的干部子弟。周恩来这样明白而严肃地提出问题，并且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像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但是历史也可以借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胡亥，结果秦王朝就亡在胡亥。“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２６周恩来不仅阐明了过亲属关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他说：“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２７，“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的力量。”28要教育下一代不能成为八旗子弟。周恩来要求别人做的，总是首先自己做到。他对自己亲属周尔萃、周秉建等人严格要求和教育，不允许他们和别的亲属利用他的地位和威望搞特殊化，从而做出了值得称颂的表率。如果说周恩来在２５年前发现苗头有感而发，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已成为广大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显然，领导者提高自我改造能力，过好亲属关，这是不能轻视而应该认真对待的一个重大问题。

　　最后，关于过生活关。过这一关的实质在于反对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化。

　　把领导干部对待生活作为一“关”提出来，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生活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它们都是人们所必须，而又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因此领导者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着党群和干群关系。周恩来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29当我们重温这些诲人不倦、语重心长的话语时，怎么能不感动呢！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质和高尚情操。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为我国摆脱贫困和落后，始终致力于推行现代化建设。而他自己的生活则艰苦朴素，克己奉公，无私奉献。他坚决反对送礼，凡是给他送去的礼物一律退回，实在不能退的，付款以后再交有关部门处理。外国政要和朋友送给他的礼品，全部交给外交部礼宾司，自己一概不留。凡他自己招待友人亲戚的花销，都用自己的钱支付。周恩来过生活关的许多感人事例在人民群众中早已传为佳话，至今令人怀念。今天，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像周恩来那样过好生活关，人民群众是会非常拥护他们的。

　　笔者十分赞同这种观点：“要使我们国家在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第一，要坚持毛泽东创立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第二，要坚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三，还要坚持周恩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这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前两条，没有后一条，那个宏伟目标是很难实现的。”30因此，加强对周恩来精神品格的研究，不仅仅是党史界、理论界的事情，大力宣传和弘扬周恩来精神品格，是关系到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兴国、富国、强国，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内容。全社会都应当来关心这件事。

　　（作者单位：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注 释：

　　①、②、16、18、19、20、21、22、23、24、25、26、２７、２８、2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１２５页、第１４２页、第３６８页、第 １２７页、第４２３—４２４页、第４２４—４２５页、第４２５页、第４２５页、第３２７—３２８页、第４２６页、第４２６页、第 ４２６—４２７页、第４２７页、第４２７页、第４２７页。

　　③、周恩来：在接见北京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原载 １９６６年 ８月 １９日《人民日报》）。

　　④、周恩来：在接见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大会上的讲话（原载１９６６年 ９月１日《人民日报》）。

　　⑤、⑥、转引自《怀念敬爱的周总理》第６７１—６７２页、第６５０页。

　　⑦、⑧、周家鼎：《在周总理身边》《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３６０页、第３５９页。

　　⑨、⑩、12、《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３６５页、第６９５页、第６１９页。

　　11、《周恩来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４９第５５页。

　　13 、陈晋：《领袖与人格》（《周恩来和他的事业》第５５３页）。

　　14、周恩来１９３２年７月 ２９日致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信。

　　15、30、《周恩来研究述评》第１页、第２５页。

　　17、《周恩来的主体自我意识与实践》（《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9、20、２１、22、24、２５、26、２７、28、2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４２３—４２４页、第 ４２４—４２５页、第 ４２５页、第 ４２５页、第 ３２７—３２８页、第４２６页、第４２６页、第４２６—４２７页、第４２７页、第４２７页、第４２７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