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习仲勋的真挚情谊

（《党史文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迅速纠正“左”倾教条主义，营救了被“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关押的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干部，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危机局面，也挽救了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领导干部的生命。从中共中央到达陕甘地区后认识周恩来，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与周恩来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结识周恩来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大转变来临时的形势和任务，严厉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完整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习仲勋恰似久旱逢甘雨，认真聆听、深入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高度进一步认清了“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

就在这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期间，习仲勋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回忆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我参加在瓦窑堡举行的一个会议，听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远远望见一个人，穿着一身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络腮胡子，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面目光炯炯，那智慧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肃然起敬，他就是周恩来同志。那时，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甘宁一带有不少关于周恩来同志的传奇故事。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迹，内心十分仰慕。这次因为是听报告，没有机会和他接触。

关中，既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又像一把利剑直插国民党统治区，威逼国民党西北地区统治中心西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6 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派习仲勋去关中特区担任领导工作。上任前，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与习仲勋谈话。周恩来说：“党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这是习仲勋第一次当面接受周恩来的指示，数十年间一直铭记心头。他回忆说： “第一次和周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1936年初，党派我到关中苏区去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瞩地制订战略部署，他那种卓越的军事才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根据中共中央决策，从1936年初，习仲勋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9月起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游击队政治委员。全国抗战爆发后，习仲勋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关中专员公署专员、关中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治委员。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期间，组织领导关中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 年 1 月，毛泽东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予以表彰。

真武洞相见

1947年5月，西北战场连战皆捷。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北局和西北野战军决定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 “在祝捷大会上请代我及朱总司令慰问全军将士，并致祝贺之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则翻山越岭专程赶到真武洞。5月14日，彭德怀、习仲勋陪同周恩来来到祝捷大会会场，首先参观西北野战军缴获国民党军的战利品。周恩来看着这些摆在主席台下面的崭新美械装备，非常高兴，十分风趣地对彭德怀、习仲勋等说： “美国人大概想不到，他们工厂生产的这些武器弹药，会成为我们的供给品。”彭德怀、习仲勋等听了一个个开怀大笑。

周恩来在祝捷大会上指出：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同时欢迎解放军战士，共同战胜民族的、和平的、民主的敌人。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公开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边区军民和全国人民与敌军斗争，直到取得胜利。

接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讲话。然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局前线委员会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习仲勋讲话。他说：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争到现在不过两个月，已取得很大胜利。我们除消灭胡宗南的 3 个旅外，边区各地的人民自卫斗争、游击战争也都得到许多胜利。今天的祝捷大会，就是我们两个月胜利的总结大会。这胜利是全体指战员的功劳，是全边区人民的功劳，是全边区军民共同努力取得的。胡宗南进攻边区，妄想很快地就把边区侵占掉，把边区 160 万人民踩在脚底下。他这个妄想已被我们这两个月的坚决斗争打垮了，这胜利证明我们陕甘宁边区完全有力量粉碎胡宗南的进攻，有力量消灭胡宗南。最后他号召全边区人民紧张地动员起来，参加到游击队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去，拿起枪杆、炸弹，去和胡宗南斗争，直至彻底消灭他。拿出过去创建陕甘宁边区的精神来，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边区，保卫边区自由幸福的生活!

全场欢声雷动，激荡群山。战斗英雄、群众代表和游击队员席地而坐，共庆胜利。中共中央和西北人民，人民领袖和人民群众，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血肉相连，鱼水相依。

给周恩来当“内交部长”

1952 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事业朝气蓬勃，蒸蒸日上。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阅读西北局负责人习仲勋关于西北局全体会议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这份材料着重向中央汇报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团结等工作，内容翔实，措施得当，史实丰富，论述精辟。毛泽东看了十分满意地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作为共和国成立初期文教工作的指导方针。1953年9月后，他先后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 年9 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期间，周恩来既要主持政府各方面工作，同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内政外交，日理万机，宵衣旰食，席不暇暖，非常需要一位得力的助手分担外交工作。有一天，他与习仲勋谈话，希望习仲勋兼任外交部长。习仲勋听了，连连摆手，坚决拒绝，并表态说：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干外交部长这个职务。

第二天习仲勋又专门向周恩来检讨了自己昨天的生硬态度。并解释说：我是西北人，长期生活在黄土高原，没学过外语、出过国、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一直从事具体工作，不擅长与外国人打交道，没具体办理过外交事务，担心做不好外交工作，所以推辞了。但我可以给您当好“内交部长”。还说，主持西北地区工作期间，经常与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各宗教方面代表人物、统一战线工作联系的代表人物，保持着密切联系，共商国是，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积累了这方面工作的丰富经验。

周恩来听后非常高兴。从此，在政务院、国务院工作分工中，习仲勋除了做好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工作外，还主管少数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晚年回忆说：“恩来同志十分注意发挥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外朋友的作用，让他们有职有权。遇到重大问题，他事先与有关人士交换意见，或开座谈会听取意见，然后再在国务院例会上讨论通过。他要我以国务院秘书长身份同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外朋友保持联系，像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马叙伦、朱学范、李烛尘、蒋光鼐、史良、许德珩、章乃器、刘文辉、龙云、张奚若和屈武等先生，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意见，随时报告恩来同志，并且根据他的指示及时和他们交换意见。”

习仲勋根据常陪同周恩来参加活动的亲历亲闻，回忆了周恩来亲自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感人史实，说：恩来同志不仅对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问题做团结教育工作，即使原来是敌我问题也善于做转化工作，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对曾是战犯的特赦人员做了大量工作。特赦时，他亲自接见，给予勉励。1959 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我陪他在西花厅接见被特赦的杜聿明、陈长捷、宋希濂等人。当时他们都很拘谨，还有些畏惧情绪。恩来同志为了缓解他们的紧张心情，指着我对杜聿明讲：“他是你的老乡!”（我和杜聿明都是陕西人）他一句话就缓和了当时的紧张气氛，然后问杜聿明的年龄和健康情况。杜聿明回答已经55岁，身体健康。恩来同志说：“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

杜聿明听到总理的勉励，态度自然一点了，谈起自己对人民犯有罪行，深感内疚。恩来同志接上去说： “你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说得杜聿明心情很激动，一再表示要继续认真改造，戴罪立功。

对周恩来曾准备推荐习仲勋接替自己兼任外交部长、习仲勋不愿任外交部长这件事，有的同志可能不大认同，认为中央确定的外交部长人选另有他人。其实，这是不了解中央的民主决策程序。一般来说，凡是中央的重大决策特别是干部人事方面的重要决策，都要同时提出 3 个至 5 个甚至更多的人选，通过各种形式在内部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包括拟任人选本人的意见。最后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七大至八大期间是中央书记处）集体研究、中央主要负责人最后决定。例如，1945 年 6 月，习仲勋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 8 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准备让他过渡一段时间任中组部长。但他说：我长期在西北地区工作，熟悉西北地区的组织和干部，却不熟悉全国的组织和干部，所以还是让我在西北地区工作为好。中央接受了习仲勋的意见。中共中央在研究、挑选新的西北局书记时，毛泽东郑重地说： “我选择一个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后，毛泽东专门会见了习仲勋。习仲勋对毛泽东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以胜任。毛泽东热情鼓励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泽东的指示，给了习仲勋极大的鼓励和巨大的精神力量。1946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习仲勋为西北局书记。

共同纠正“左”倾错误

习仲勋晚年十分感慨地说： “从 1952 年由西北局调到国务院工作起，我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工作 10 年左右，朝夕相处，耳提面命，亲聆教诲，获益良多，是我一生中受到教育和帮助最多的时期。”1958 年，周恩来率领国务院以及各部委负责同志到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周恩来和习仲勋一起“搭班子”拉车。习仲勋推车运送石头和泥土，周恩来在前面拉车。习仲勋尽量走得快点，担心累着周恩来，可周恩来的步子比他还快，拉着车子的绳子总是绷得紧紧的。他俩在工地共劳动 5天。习仲勋注意到，周恩来既坚持和大家一起劳动，劳动完后又总是抽出时间到附近群众的家里，盘腿坐在炕头上，亲切地和群众谈话，关心他们的生活。

1959年4月，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及重要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他主持制定一系列规范国家机关活动的规章制度，确保机关有效运转。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他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国政民事务必躬亲，充分展示他的卓越才能，受到周恩来高度称赞，被大家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

1960年10月，一些地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粮食问题成为周恩来日常关注的头等大事。西北地区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尽快给该省调进一批粮食，一方面却给中央机关送来 5 万斤鱼。对于这种行为，周恩来当即提出严厉批评。他明确指出：“这是走后门，不拿一个省开刀不行。”他请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将此事通报全国，并强调“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

接着，周恩来让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等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发往全国，要求“请一直传达到人民公社党委，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的党委和部队的团党委。”通知规定：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不论礼物多少、贵贱、大小、新旧，也不许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不许以献礼名义或其他任何名义赠送给上级领导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中央和地方各级负责人员下去视察工作和参观的时候，当地负责人不要迎送，严禁组织群众迎送。对于《通知》精神，周恩来、习仲勋等率先垂范，树立楷模。

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习仲勋回忆说：1958 年 8月，恩来同志让我带领 一 批 同志，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去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大跃进的经验和问题。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干劲和智慧，看到许多基层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也看到了一些浮夸和缺乏科学精神的现象。那年本来是大丰收，由于把劳动力分散去大办水利、大办钢铁等，粮食和棉花在地里无人收割。浮夸现象严重。兴办水利，盲目大干，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大炼钢铁，盲目性更大，小高炉很多是用砖砌的，有的根本炼不出铁，即使练出铁来也不合格，造成人力和物力很大的浪费。我们回到北京后，向恩来同志如实汇报，还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写了书面报告。恩来同志反复强调，必须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划，有步骤地实现已定目标。他还让我到北京市的怀柔水库去介绍在外地看到的兴修水利中的经验教训。经恩来等同志提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对大办水利和大炼钢铁等工作进行整顿。1959年6月，恩来、小平同志派出5个工作组，到一些地方进一步了解情况，派我带一个组到河南去。他指示要整顿大炼钢铁的工作，小高炉要定点，具备条件而又有发展前途的，就坚持搞下去，其他一律撤掉，把劳动力从钢铁、水利方面尽量抽下来，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他还让我们去了解人民公社化以后人民生活的状况。他指出，群众的积极性越高，就越应加以保护，引导向正确的方向发挥。

正是在周恩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鼓舞下，习仲勋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有力的抵制。1960 年 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等文件，开始解决全国农村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总理指示，1961 年 4 月 10 日，习仲勋带领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田方等 12 人组成中央工作组，来到“五风”较典型的河南省长葛县蹲点调查。

当时，长葛县委前任负责人骄傲自大，脑袋发热，铺摊子，摆阔气。放着老县城不用，兴建新县城。新县城仿照北京长安街的建筑设计，修建了仿照人民大会堂的礼堂，县委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等一字儿排列在宽敞的公路两旁，甚至动用民兵武装强制农民拆迁，占用大量耕地。习仲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对此予以严厉批评： “长葛县的条件好得很，旧县城很多房屋可以住。难道非盖这么大一片不可？” “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不修楼房不盖大礼堂，就不能实现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应该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没有这一条，思想就成问题，要整风。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任何党员在任何时候，考虑问题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疾苦。大办机关大盖楼房的做法是不对的……沿途还看见修的猪圈比群众住的房子还好，群众称之为‘猪宫’。拆人房，盖‘猪宫’，那像什么话。”他勇于担当，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五风”，提倡科学精神，既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告南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教育干部和群众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决抵制“五风”。他的实事求是精神至今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

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有一天，周恩来要习仲勋一起到国务院机关食堂吃饭。周恩来排队买了几个窝窝头和素炒白菜，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与机关干部一道吃饭。周恩来一边吃饭、一边向机关干部们“调研”，询问机关食堂伙食情况怎么样？同时仔细观察大家的脸色，了解大家的健康问题。随后，周恩来对习仲勋说：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机关食堂的主食和副食都差，看上去每天热量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改善群众生活。习仲勋雷厉风行，迅速贯彻落实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机关食堂建立了生产基地，自己动手，种地、养猪、磨豆腐等，机关干部的生活很快得到改善。这个办法，又被迅速推广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机关食堂，对度过三年经济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在迎接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有关建设部门规划的十大建筑中曾计划修建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看到设计图纸，征求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等都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国务院办公大楼。若要盖办公大楼，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恩来非常赞成习仲勋的意见，马上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周恩来当机立断撤销了建筑国务院办公大楼的设计规划。

习仲勋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工作长达10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发展和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遭诬陷后周恩来挺身保护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到诬陷，在“文革”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 16年之久。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发展终究会否极泰来。其中，周恩来的关心、保护，是他大难不死、度过难关的重要因素。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对习仲勋进行诬陷。这对于一心一意干工作的习仲勋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习仲勋回忆说：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康生）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我只好向恩来同志请假，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我正在陷于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委托，和陈毅同志找我谈话。

陈毅宽慰我说：“我犯的错误比你还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这包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向恩来同志表示我的决心： “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周恩来的关怀使习仲勋受到很大鼓舞，深信自己的问题终究是可以搞清楚的。周恩来让习仲勋的秘书派车把习夫人齐心接回家。齐心一到家，周恩来就马上和她通电话，要她请假留在家里陪着习仲勋，并细心嘱咐她，要防备习仲勋有一念之差。习仲勋理解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之深。他告诫自己：要革命到底，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微薄力量，我不会有一念之差的。

康生企图把习仲勋等人置于死地，定性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周恩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不能把习仲勋定性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可以把他安排到中央党校附近，找个安静的房子，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这就暂时保护了习仲勋。1963 年，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实际是接受“审查”。1965 年夏天，他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去农村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锻炼”。随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找习仲勋谈话，宣布中央让他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的决定。他表示服从中央安排。洛阳矿山机器厂《厂志》记载：1965年12月，根据上级安排，时年52岁的习仲勋挂职下放，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这次下放工厂，习仲勋不坐办公室，一直在车间参加劳动，和工人打成一片，增长了许多工业知识和管理经验，为日后复出打下了深厚基础。习仲勋写的《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中说：“我在‘洛矿’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时刻珍惜它，借以砥砺自己。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 “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

“文革”期间，习仲勋被抓回陕西挨批斗。周恩来得知后，在接见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时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说： “他们不通过中央，私自把习仲勋抓到西安，这是十分错误的。现在习仲勋成了你们手里的‘刺猬’，看你们怎么办？”周恩来的意思很明白：习仲勋的案子属于毛泽东直接掌握的案子，陕西的群众组织根本没有资格过问。

4月5日，习仲勋致信周恩来，鉴于身体支持不下去，请求关注。周恩来为了保护习仲勋的人身安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1968 年初派出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到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这对习仲勋来说，等于被保护起来。1972 年冬，齐心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周恩来写信，要求探望习仲勋。周恩来很快满足了这个要求。于是，齐心和孩子们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亲人。

悼念周恩来

1974年12月，毛泽东对《刘志丹》一案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1975年5月17日，专案组通知习仲勋向毛泽东写信，“最多不超过4页，越少越好”并指明要写的问题。两天后，专案组对习仲勋宣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革’以前的结论”，解除监护。

此后，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将近3年。他同工人们在一起，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淳朴和善良。有一次对工人们谈起党史时，他说：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 50 多年了，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是很不容易的。有多少先烈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实现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了。他们是英雄。我能够活到今天，那时候连想也没想过。我在 1935 年和刘志丹等同志被“左”倾路线整得差点被杀，但我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1962 年，我因《刘志丹》小说被打成“反党分子”被审查了 3 年，1965 年底，分配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了副厂长。“文革”开始后，我被红卫兵揪到西安批斗，又送回北京监护 7 年半。但我要活下去。我们国家、党内出了坏人，这只是暂时现象，正气一定要战胜邪恶，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虽然已 60 多岁了，但我绝不能白白地死去。我要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

工作之余，习仲勋经常与工人们聊天。每当谈到周恩来时，习仲勋总是情真意切，说：周恩来真是肝胆相照，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为人民。我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副总理期间，经常和周恩来在一起工作、开会。他精力充沛，常常从白天干到深夜，困极了就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又起来干到黎明。有几次周恩来开会到深夜，见我有些倦意，就告诉我明天不要来了，好好休息一下。周恩来时时刻刻关心着他人，惟独忘记了他自己。古今中外，这样的好总理真是难得啊。

周恩来逝世时，习仲勋十分震惊，眼含热泪，用松树枝和柏树枝做成花环，放在周恩来遗像前，表示沉痛吊唁。他向中央发出唁电：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0年，情深谊厚，周恩来临终前没能见上一面，如今又不能亲自去京吊唁，是我终生遗憾。

习仲勋一直铭记并身体力行周恩来的谆谆告诫： “一个好的领导，要善于坚持正确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还要有勇气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善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也要敢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这就有了民主，自己就能兼听多听，兼听则明嘛。”习仲勋恢复工作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难忘的怀念》一文，饱含深情，情真意切，怀念周恩来与自己的真挚情谊。这是两个革命家的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