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指导外事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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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的请示上，周恩来就翻译工作出的批示、

1967年，作者（左一）在周恩来接见外宾时参加合影

　　1965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现为翻译司）工作，与我同时进入翻译处的有10多个年轻人。

　　1964年中法建交，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周恩来估计中国的外交将会有大发展，为此要未雨绸缪，准备好干部，指示翻译处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挑选一批刚毕业的年轻人，加以培养，应对即将到来的外事活动高潮。我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了外交部。在此后的外事活动中，我们中不少人直接或间接聆听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指导，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不少人成为了高级外交官。

　　翻译不是“传声的机器”

　　进入翻译处，我经常听到老同志讲，“总理”怎么说，“总理”又有指示啦……。那时，外交部的人都把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总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特别关心，经常在见外宾前后通过口译或陪同人员对翻译工作提出要求。

　　周恩来对提高翻译的外语水平很关心，在日理万机中还经常想到翻译。他多次批示，要求我们每天要有3个小时练基本功（听、说、写、读、译），互相用外语对话。那时国内没有收短波的收音机，不能听外国电台的广播。但是学外语不听有关国家的广播，怎么能提高听力呢？为此周恩来特批为翻译处从国外买了几台有短波的收音机。我们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围着这几台收音机听英美的新闻广播。

　　1969年，我们在广东潮汕牛田洋军垦农场劳动时，周恩来还想到了有这么一批年轻人在“接受再教育”，派出外交部干部司司长张永宽到牛田洋，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看望我们，向我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每天必须要有两个小时学外语。”大家听了很激动：总理是怕我们在农场劳动把外语忘了啊！可是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连周恩来的指示都得不到落实，有人甚至认为张永宽的讲话是“大毒草”，应予批判。我们学外语的计划因而付诸东流了。

　　外交文件的翻译要求所有的专有名词、引语等都要查清楚。这对我们新入部的同志是很大的考验，有时翻译某国总统的名字，明明查了，抄到初稿上，无意中会漏写或多写一个字母。定稿人没时间去核对专名的译法，往往会放过。所以翻初稿的人粗心大意就会给整篇译文留下很多“陷阱”。我们几乎隔三差五都要被“敲打”一下：专名没写对，这个译法查了没有？打字缩行太短……

　　翻译室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是在周恩来的“敲打”下逐渐形成的。听说，早在1951年，在关于缅甸驻华大使任命的上呈文件上，缅甸大使的名字在同一页纸上出现两种译法：吴敏敦、吴敏登。周恩来在上面指示：“姓名未统一译好，请注意！”我佩服周恩来连这么一个小错都能发现，我们天天同文字打交道，却还常出差错，太不应该了。

　　英美、欧洲等国的人名按照发音翻译就行。日本人的名字最难译，他们用的是汉字，如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但发音完全不同，只能死记硬背。日本领导人有时换得很频繁，在外事活动中遇到一个不熟悉的日本人名，翻译连“忽悠”的办法都没有。周恩来体谅翻译的难处，就指示新华社编著《常见日本人名、地名手册》，发给每位翻译。

　　在外事活动间隙，周恩来还经常对翻译人员进行“考试”。冀朝铸、唐闻生等高翻就碰到过这种“考试”，对我们启发很大。有一次，听他们讲到周恩来考他们的地理知识，要求他们从东到西顺序说出拉美国家的名字。英语翻译往往对与自己工作有关的国家比较注意。当时拉美国家与我国建交的不多，在外事活动中也难得提到它们，所以我们不太关心拉美国家的情况。冀、唐两位高翻未能通过周恩来的“考试”，周恩来要他们回来后好好看地图，以后还要“补考”。

　　在政治会谈中，中央领导经常提及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类似“绥靖政策”“闪电战”“苏台德区”等，都有固定的外语表述，不能随便译。还有一些历史人物，如克劳塞维茨、梅特涅等，需要了解他们是谁，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等。这些历史词汇和历史人物也经常是周恩来的“考题”。他还告诫外语干部要懂得外语环境。“现在很多外语不只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你要搞语言，就要懂它（有关地区）的历史、地理。”

　　有一次过家鼎给周恩来当翻译，说起赵朴初“居士”，老过不知道什么是“居士”，周恩来就解释说：“居士是不出家的信佛的人。”老过译为“layman Buddhist”,顺利通过。另一次，周恩来与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会谈，我作为“见习翻译”，也参加了。周恩来提到木薯淀粉的利用问题，高翻冀朝铸傻眼了：木薯的英文怎么说？毕竟是老翻译，他不慌不忙地想用解释的办法“忽悠”过去。“贵国有一种植物含淀粉量很高……”话没说完，便被我国驻该国的大使打断了，大使提醒说是“cassava”，把老冀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除了一般的知识面外，周恩来还特别关心翻译对外交业务是否熟悉，情况是否了解。

　　外交部内各种机密文件，如有关国家的情况调研、驻外使领馆的电报、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等，都按级别准许阅读。翻译处多数是年轻人，级别低，大部分文件都不能看，所以翻译时对背景、我方立场等往往一知半解。周恩来发现了这一问题，不止一次地指示部领导要让翻译了解情况，翻译要结合业务。他还说：“翻译不只是一个传声机器，翻译是人，是革命干部，要有自觉性和能动性……”他强调翻译要熟悉业务。

　　为了让翻译熟悉业务，周恩来指示，在地区司准备接待某国领导来访时，要请有关翻译参加讨论。重要文件的翻译，要有领导为翻译答疑。

　　对于口译，周恩来还特别要求在每场外事活动前，翻译都要看有关文件。我的丈夫吴建民是法语翻译，有一次周恩来会见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他去做翻译。外宾到达前，周恩来问他：“看文件了吗？”吴建民老实回答说：“没有。”周恩来有些不高兴：“为什么不看？”吴说：“翻译处没有这样的文件。”周恩来火了，狠狠批评了在场的主管部领导：“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翻？不让翻译了解情况，是最残酷的。……翻译要看文电，不仅是参加口译的翻译要看，不参加口译的翻译也要看，此事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第二天，翻译处阅报室桌上多了许多文件，办公厅按照周恩来指示送来了有关文电和简报。我们可看的文件比其他单位都多，使我们不仅知道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还了解了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在看文件的过程中，我们还相互切磋对有些提法的理解，外文译法，提高译文的水平。

　　外交翻译政治性强，周恩来要求“完整准确，通顺易懂”。“完整准确”不等于“对号入座”，他主张吃透讲话（或文件）精神才能译好。前辈翻译家给我讲的一件事，对我印象深刻：1952年，外交部组织外国驻华使节看电影，总理亲自选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还通过秘书打电话到翻译室，片名不要直译，建议译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西方家喻户晓，而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国外鲜有人知，借用莎翁作品的题目，有助于外国观众理解。周恩来这一点拨，使我们更懂得“翻译不是传声的机器”，是交流的桥梁，“对号入座”有时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还必须注意使用外国人懂得的语言。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思想”怎么译成外语？开始我们译为“MaoTsetung’s Thought（当时还没用汉语拼音）”，即“毛泽东的思想”。也有人对“思想”的译法提出了疑义，大家讨论得很热闹，却没抓住要害。最后请示周恩来，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译为MaoTsetung Thought为好。后来，中文人名地名一律用汉语拼音表述，“毛泽东”3个字改为汉语拼音。

　　那时我们在翻译处里感到很幸福，因为周恩来对翻译很重视，很关心。他一直把翻译看作是“外事干部的一个来源”，要求翻译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说：“在外交谈判中，谈判代表本人固然重要，翻译也重要。翻译强的可以帮助把逻辑上、词句上不够恰当的地方纠正过来。”遇到重要文件的翻译，周恩来总要询问翻译处有什么意见。翻译政府工作报告或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他鼓励翻译提意见、提问题。翻译中共九大文件时，周恩来主持了4次同翻译的座谈会，讲文件的精神，解答翻译的问题，并征求对草稿的意见。周恩来这样做，是有意引导翻译多关心外交业务，提高政策水平。

　　我是幸运的。在开始外交生涯的关键时候，有机会耳濡目染周恩来的教诲，对外交翻译以及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敏感性都有了感性知识，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经历，终生受用。

　　对年轻翻译的鼓励

　　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在外交部食堂吃完晚饭后我在办公室里学习，室领导裘克安进来找我，说晚上周恩来要“礼节性”会见美国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姆，让我做翻译，要我好好准备。

　　毛泽东、周恩来见外宾都是临时通知的，可能因为他们要处理完国家大事后才能安排。1967年正是“十年动乱”期间，白天周恩来要见好几批“红卫兵”，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晚上才有时间见外宾。“礼节性”会见意味着没有实质问题要谈，只是友好交谈而已，时间不会很长。这次派我去，可能是因为通知老翻译时间太紧，且会见交谈内容不是很难，可让我锻炼锻炼。

　　杜波依斯是美国著名的黑人社会学家，1903年写了一本《黑人的灵魂》，影响很大，被称为“黑人力量的启蒙书”。他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情中国革命，曾两次访华，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杜波依斯晚年加入了加纳国籍，1963年在加纳去世。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也是著名的黑人学者、教育家。

　　给周恩来当翻译？我一方面感到很光荣，一方面又十分紧张。我从来没有给中央领导做过翻译，翻“砸”了怎么办？紧张于事无补，不能有太多的顾虑。幸好这时唐闻生从外面回来，听说我要给周恩来做翻译，便鼓励我说：“总理对女同志比较客气，不要怕。”

　　怕也没用，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准备，准备越充分，成功的希望就越大。我想，礼节性会见不可能十几分钟就结束，双方完全有可能对某些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我不能存侥幸心理，看材料的范围要宽一些。

　　我开始“临时抱佛脚”，四处找材料看。其实能看的参考材料少得可怜。接待单位全国友协送来的材料也很简单。从雪莉?格雷姆抵京后的简报来看，她对教育改革比较感兴趣。于是，我就找出一大摞新华社的电讯稿，专挑关于教育改革的消息和文章看，熟记一些关键词汇。我还找了近期周恩来见外宾的谈话记录，将一些重要句段翻译了一遍。

　　晚上10点前，通知下来了，要我在某时某分到人民大会堂报到。

　　全国友协会长楚图南和其他陪同人员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候了。不一会，厅里的灯全打开了，这意味着首长到了，我们赶紧站了起来。周恩来步履匆匆，直接进入侧厅。此前，周恩来同“红卫兵小将”谈了很长时间的话，没顾得上吃晚饭。大会堂为他准备了一碗面。吃完后，他还要刮胡子。周恩来很注意形象，他的胡子很浓，每次接待外宾前，他都要刮胡子，他认为这是对客人的尊重。“文革”期间，许多有关外事活动的规定都被打破，着装随意，穿一件“的确凉”衬衫，一双布鞋就可以见外宾。有一次，翻译处一个翻译穿着长袖衬衫，把袖子卷得高高的，去给周恩来当翻译。周恩来进来一看见他就说：“把袖子放下来，怎么？要打架啊？”

　　周恩来从侧厅出来，他身穿一套浅灰色中山装，面容显得有些疲惫。在我的记忆中，周恩来见外宾时，只有两种颜色的中山装，浅灰和铁灰。他上衣口袋上别着一枚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

　　楚图南会长向周恩来简单汇报了接待情况后，外宾到大会堂门口了。周恩来站起来问了一句：“谁做翻译？”楚会长朝我这边指了一下，周恩来似乎有些吃惊：“哦？”

　　这时杜波依斯夫人进入了大厅。她身穿一套卡其布便装，胸前别了一枚毛泽东像章，整齐地卷着袖子，腰间束了一条宽皮带，一副非洲解放战士的形象。

　　先是合影，周恩来招呼陪同人员都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合影。

　　从我平时的观察，我领悟到，做口译，最初的十几分钟很重要，译得好，能让主宾双方对译员产生信心，也能给译员“降压”。事先我把所有可能用上的寒暄话都译了一遍，自觉有了“底气”。我还总结了自己刚做口译时的教训，由于紧张，声音就很小，在座的人听不清，都会朝我这边侧身倾听，室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自己也更紧张了。这次，我干脆“豁出去”了，大声地译了起来。

　　看来我的策略奏效了。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双方交流比较顺畅。我的心跳速度恢复正常，自我感觉良好。听说周恩来的英文很好，对有些关键词的英译早已“胸有成竹”，如果译员用的词不合他的意，他会纠正。周恩来谈了中国教育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我在一些关键句子上故意停顿一下，“察颜观色”，看周恩来是否要纠正我，没有。周恩来点点头，我更有信心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谈话顺利结束。送走外宾后，周恩来回头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外交部的。”周恩来又问：“什么地方人啊？”我回答说：“浙江人。”他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你再好好努力。”周恩来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将业务干部都定为外交官

　　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第一批赴纽约参加26届联大的代表团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

　　中美之间20多年没接触，我们对美国情况不了解，在纽约没有我们的机构，没有依托，全靠我们自己去开拓。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很复杂。周恩来对代表团的安全问题考虑得非常仔细，组团时专门指示，为了保护自己，代表团中所有业务干部都定为外交官。吴建民是三等秘书，我和其他一些年轻人是随员，最低级别的外交官。

　　我们被破格提升为外交官的消息震动了外交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驻外机构的外交官基本上是从部队或地方干部中挑选的，外交部本身的业务干部能当上外交官的是凤毛麟角。我国外交官的护照封皮是红色的，俗称为“红皮护照”，持“红皮护照”，可以享受《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规定的外交官豁免权，包括不受人身侵犯、出入境免检等。

　　周恩来不仅亲自过问参加26届联大代表团的组成，而且对代表团到纽约后的工作等都十分关心。11月3日晚上，也就是我们接到派我们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通知的第二天，外交部办公厅来电话，要我们立即准备好，周恩来要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

　　会见地点定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旁边的小礼堂。周恩来先问了一些具体问题：打前站的先遣组走了没有？要同友好国家代表团联系，请他们帮忙，代表团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还可请我驻加拿大使馆帮忙，他们去纽约更方便些；到纽约后怎么跟国内联系？周恩来问得很细，什么都想到了。

　　周恩来在对我们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安全问题。他要大家时时提高警惕，互相帮助，懂外语的要主动帮助不懂外语的。他甚至对代表团的着装也提出了要求。他说，代表们在联合国开会时，应穿中山装，体现中国的风格，在其他场合，从安全考虑，可以穿西服。

　　9日下午，代表团从首都机场坐中国民航专机出发，到上海换乘法航班机飞向远方。毛泽东要求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机场送行，还要求各部委、各军种、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去机场参加4000名群众的欢送队伍。

　　如此隆重的场面欢送一个以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规格之高是空前的，足以说明中央对此事的重视。周恩来带领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与代表团一道绕场一周，欢送的群众在寒冷的天气中挥舞着国旗和彩带，向代表团致意。代表团全体同志深感祖国的信任和责任的重大，大家都十分激动。

　　代表团正副代表开始与周恩来握手告别。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礼宾司安排下，匆匆从后舷梯上飞机。周恩来眼睛很尖，看见这些年轻人在上飞机，举着手一指，说：“怎么走了，我还没跟你们握手呢，统统下来！”

　　正在舷梯上的和已坐在飞机里的人全都高高兴兴地下了飞机，能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握手道别，是莫大的荣幸。吴建民握着周恩来的手说：“请总理保重身体！”周恩来亲切地回答说：“谢谢！”吴建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与周恩来握手。

　　“过来，过来！一起照相”

　　1975年，我奉调回国，回到翻译室，仍干我的“本行”。6月底7月初，泰国总理克立·巴莫访问中国，我是随团翻译。7月1日，克立·巴莫总理到305医院拜会周恩来。

　　305医院为周恩来接见外宾，专门在一层布置了一间客厅。此时，周恩来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他仍然坚持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他经常穿的浅灰色中山装，显得有些肥大了，脚上不再是擦得很干净的皮鞋，而是一双黑布鞋，因为他的脚肿得穿不进皮鞋了。会见完毕，他陪着泰国总理到会见厅外的大厅，签署中泰建交公报。

　　大厅里摆着签字的长桌，长桌后是照相阶梯，两国的有关领导早就在阶梯上站好，等双方总理出场。周恩来的眼睛向四周扫了一下，看到我和礼宾司一些工作人员站在桌子对面，就对着我们说：“过来，过来！一起照相！”礼宾司长立即跑过来，让我们赶快上阶梯照相。病魔缠身的周恩来，仍然不忘翻译和普通工作人员！

　　签字仪式完毕，泰国总理向周恩来告辞。为了早点让周恩来回病房休息，我匆匆向外走去。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嗳，你！怎么不握手就走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周恩来总理在叫我。我不好意思地走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握住我的手问：“你回来了？”我不禁一愣，难道周恩来总理还记得我去纽约了？我强忍着泪水轻声说道：“总理保重！”周恩来回答：“谢谢！”说完，他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向客厅方向走去。

　　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当我在广播中听到这一噩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1日，周恩来的吊唁仪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举行。大殿前排起了长蛇阵，人们在寒风中等着，为的是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做最后的道别。我在大殿负责引领外国驻华使馆及其他外国友人进入大殿。我一次又一次地带他们到周恩来骨灰盒前，向周恩来骨灰盒鞠躬。我觉得周恩来似乎就在我的身边，对我喊：“过来，过来！一起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