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

　　周恩来同志是现代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留法勤工俭学时期起，我们就一起共事。1988年3月，是他90周年诞辰，特以本文寄托我的缅怀之情。

　　（一）

　　本世纪20年代，中国青年学生中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恩来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1920年12月，恩来到达法国。他在勤工俭学生中有很大影响，我早闻其名。1923年2月，在巴黎举行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上，我们第一次接触。他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年夏天，我在德国柏林又会到了他。不久，我放弃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回巴黎以主要精力从事团的训练工作，经常与他接触，了解就更多了。

　　恩来到法国后，没有做过工，主要是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记者身份给天津《益世报》写通信，靠稿费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他可以说是位职业革命家。早在国内，他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其它进步学生运动，已经成为有强烈社会革命愿望的青年领袖。所以他到欧洲后，与一般勤工俭学生不一样。他对我说，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恩来以记者身份出现，行动方便。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他可以到处活动，与华工、勤工俭学生、外国工人、学生等广为接触，了解了许多情况，这对他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大有好处。

　　据资料记载，1921年3月到1922年3月，他给国内写了50多篇通信，共20多万字。这些通信，详尽报道了欧洲的政治形势，工人运动状况，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生活、斗争等情况，在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2年3月以后，恩来与赵世炎等同志一起，致力于建党建团活动。他是位讲求实际的人，对任何事情决不盲从，在欧洲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各种社会思潮作了反复比较。开始，他曾密切注意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动向，对这派学生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有过某种同情，以后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想抛弃一切束缚，要求“彻底的自由解放”，这在阶级社会中，纯属空想。经过比较，觉得只有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榜样，才能解决人类和中国求解放的问题。1921年，他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天，他在德国与几位同志商量，勤工俭学生绝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许多人革命热情很高，有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基础，从团结教育青年方面讲，也有这个必要。于是，他们就写信给赵世炎同志，请他出面筹备。在世炎、恩来等努力下，1922年6月，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1922年8月我加入“少共”组织。不久，刘伯坚同志告诉我，恩来等倡议，需要筹集一笔钱作路费，赶紧派人回国，与团中央取得联系，接受领导，以加强团的活动。虽然大家当时生活上都很拮据，还是凑了一笔款子，李维汉同志带信回到国内，终于与团中央取得了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他来信说，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青年团。我们建议，“少共”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附属于国内青年团，获得团中央批准。当恩来在1923年2月“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上宣布与国内取得联系的喜讯时，大家都非常高兴。

　　在“少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赵世炎为书记，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1923年2月，由于世炎要去莫斯科学习，恩来接替他任书记。从此，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四旅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党团活动，是我党初期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来在这方面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

　　1000多名勤工俭学生，都是些热血青年，受着各种思潮的影响，政治上可以说没有一个“白丁”，他们不是属于共产党或青年团，就是属于无政府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左派或右派。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恩来领导党团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了坚决斗争。因为我们组织得好，人数较多，又握有真理，这些斗争都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

　　1922年8月，旅欧“少共”创办了《少年》月刊（后改名《赤光》）。恩来是主要领导人和撰稿人。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说服力强，论战中常使对方无言以对。

　　因为无政府主义在青年中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第一个论战的目标，就对准了无政府主义派。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等文章中，都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说，离开了阶级斗争，高唱真善美，要求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组织和纪律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根本行不通，对青年毒害很大，要革命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除了写文章而外，他还经常作为团组织的代表，与无政府主义派进行面对面的辩论。恩来立场坚定，才思过人，口才雄辩，说理透彻。我多次见到他把对方批驳得哑口无言，甚至有的还为他的演说鼓掌。由于恩来的领导和大家的努力，到1923年底，我们终于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其中一部分人还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象陈延年、陈乔年同志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以后，恩来紧接着领导我们向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展开进攻。国家主义派是勤工俭学生中的主要右派，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幌子，极力鼓吹反苏反共，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污蔑我们搞统一战线是假，要吞并国民党赤化全中国是真。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恩来在文章中，在说理斗争中，反复举例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为了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他说，我们的第一步，是搞革命的三民主义，“打破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完前面第一步以后的问题，象人走路一样，没有走完第一步，是不可能走第二步的。恩来的上述论点，驳得国家主义派理屈词穷，其中有些人有所觉悟，改变了立场。但曾琦、李璜之流很顽固，组织了“中国青年党”与我们对抗，而且后来把这种论战带到了国内。当然，中国革命的进程，给他们作了历史结论。

　　社会民主党与国民党右派，当时人数很少，影响也不大，没有成为我们论战的重点。

　　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刻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里，真可谓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当我们确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以后，都更加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日夜思念着在黑暗中痛苦挣扎的祖国人民，向往能尽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1924年6月，恩来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回国工作，他高兴极了。我们几个人在我的住处为他送行。我弄了些葡萄酒，开怀畅饮，由于高兴，恩来和大家居然都喝得有些醉意。

　　（二）

　　大革命时期，我与恩来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一起工作。

　　1925年9月，我由苏联回国，经上海到达广州，在广东区党委见到了恩来和陈延年同志。当时延年是区党委书记，恩来是区党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阔别一年，战友重逢，倍感亲切。恩来告诉我，他从2月份起进行东征，率部讨伐陈炯明，打了几个月仗，把陈炯明的军队赶出了东江地区。6月，为讨伐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又回师广州。因为黄埔学生军觉悟高，纪律好，所到之处，各界群众热诚欢迎，大力支持，所以东征和镇压刘、杨叛乱的作战，都很顺利。他为此高兴。但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右派极力阻挠革命，使革命阵线不能同心协力，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他又忧心忡忡。恩来说，陈炯明趁东征军回师之机，又卷土重来，霸占东江，因此正忙于组织第二次东征。10月初，他又挥师东征了。东征军的主力，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中有大批黄埔学生参加，所以，黄埔师生人人都在关心着第二次东征的动向，我也一样。由于恩来组织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东征军仍然所向披靡。10月中旬的惠州之役，陈炯明以精锐部队凭坚固守，两天未能攻克，蒋介石产生了动摇，想放弃攻城。由于恩来坚持，并直接参与指挥，在东征军特别是黄埔学生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战下，终于攻克惠州，歼灭了陈炯明主力，为第二次东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到11且中旬，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下旬，恩来被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在那里建立政权，革新政治，组织群众团体等，同样成绩卓著。我听了这些喜讯，真为他高业

　　两次东征，恩来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出类拔萃的组织领导才能。

　　我到黄埔军校，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恩来指示我，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他说，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的限制。黄埔有我们党的党团领导小组，由鲁易同志（当时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负责，以后由熊雄同志负责。我去后，恩来要我作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配合鲁易同志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壮大左派力量，削弱右派势力。他还向我介绍了左派“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情况，要我们积极指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我和鲁易、熊雄等同志根据恩来的指示精神工作。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又有恩来过去在黄埔的工作基础和重要影响，所以我们的工作比较顺利，各方面都取得了成绩。蒋介石是极端看重军权的。在他看来，我们所进行的工作，是在挖他的墙脚，所以对我们非常仇视。

　　当时的黄埔军校，为北伐培养了大批军官。这其中，恩来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对我们党施展了第一个大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一天，我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被突然扣留在中山舰上，恩来被软禁在造币厂。经过我们党的交涉，蒋介石自感羽毛未丰，慑于左派势力强大，不得不于当天释放了我们。我来到区党委，陆续会到了延年、恩来、黄锦辉等同志。大家在一起议论，都非常气愤，一致主张给蒋介石以反击。恩来作了具体分析。他说，二月份蒋介石驱逐了一名左派师长，就有反共苗头，他曾向组织报告过，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5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7个，团长中有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主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一军又是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底子，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我们都同意恩来的分析。同时，大家也议论，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些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是会反共反人民的。恩来说，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我们在紧张中等待党中央的决策。过了几天，恩来向军委的几个同志传达，说陈独秀决定向蒋介石让步。于是，我们被迫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无疑是我们党的一次重大挫折。但恩来在这一事件中的头脑是清醒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按他的意见办，那当时的中国革命，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

　　“中山舰事件”后，恩来被免去了在第一军的职务，我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在恩来领导下，专门从事区党委军委的工作。不久，军委以主要精力为北伐战争作准备。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为进行北伐途经广州，恩来要我跟他一起去独立团，召开了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会上，恩来讲话，分析了形势，指明了任务，他要求共产党员应身先士卒，使独立团完成好北伐先锋的光荣使命，并且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鼓励大家。叶挺同志领导的独立团，后来在北伐中作出了特殊贡献，被誉为“铁军”。这期间，恩来还常召集各部队的共产党员布置北伐任务。他作为区党委军委负责人，协助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制定了北伐蓝图。7月，北伐正式开始。恩来通知我，区党委决定我任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从事联络工作，沟通区党委、各地党组织与北伐军中党员之间的联系。原定我由陆路北上，但当时粤北、湘南霍乱流行，恩来决定我改道上海、武汉、岳阳经水路秘密赶赴长沙，与北伐军会合，要我经过上海时向中央军委汇报一下北伐蓝图。

　　恩来没有直接参加北伐，但他为北伐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对北伐的胜利，同样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1927年3月，恩来与赵世炎、罗亦农同志等一起，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央命我和李立三同志紧急赶到上海，了解情况，帮助处理善后事宜。我们到上海后，在赵世炎同志家中碰头开了会。会上，恩来沉着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应变措施。我向他转达了中央意图，要我帮他整理工人赤卫队，以减少损失。他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共同拟定了计划，将工人赤卫队迅速转入秘密状态，把枪支弹药隐蔽了起来。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恩来起草了致中央的意见书，建议中央推动武汉国民政府令北伐军东征讨蒋。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不多，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的大屠杀，引起了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如能按恩来意见，慎密组织，采取行动，当能给蒋介石以致命打击。可惜这个意见未被有关各方重视，中国革命再次失去了胜利的机会。

　　（三）

　　1927年5月，我与恩来由上海同赴武汉。7月上旬，汪精卫、蒋介石合作反共的阴谋已经十分明显。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了再也混不下去的地步。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被停职，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恩来是5名常委之一。7月中旬，在一次中央常委会议后，恩来回军委连夜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5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据此，结合当前的形势，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武装起义。恩来说，为使起义能顺利进行，做好准备工作很重要，决定由贺昌、颜昌颐同志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先到九江做起义的准备工作，通知部队中连以上党员干部，做好起义的思想和行动准备。什么时候行动，要等中央最后通知。他说话时态度严肃，语调坚定，给人以强烈的紧迫感。

　　根据指示，我们迅速赶到九江，先向叶挺、贺龙同志部队中的连以上党员干部作了传达，他们随即开赴南昌。我们又向其他有关的党员干部作了传达。7月26日，恩来到达九江，对我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由他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起义总责。他交代我设法在马回岭地区把第25师部队拉出来参加起义，他本人则先到南昌，以叶、贺两部为骨干组织起义。因为当时很难沟通电讯联系，他约定，事成后从南昌立即发一列空车皮来，我们就把拉出来的部队和辎重装上，开赴南昌。在恩来等领导下，8月1日南昌起义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带领第25师的73、75两个团和74团侦察连，按计划于8月2日赶到南昌。我们把第25师的基本部队拉了出来，恩来是满意的。他说，你们的行动很成功，原来没有想到会这样顺利。

　　南昌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一路上与钱大钧、黄绍竑、薛岳等军阀部队打了几仗，其中最激烈的是第一次会昌战斗和后来的汤坑战斗，敌我伤亡都很大。南下途中的三河坝分兵，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第25师留在三河坝，分散了兵力，使起义军在潮汕地区遭受了严重挫折。后来，24师余部由董朗同志率领转到了东江，25师余部由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经闽南、粤北转战到了湘南。汤坑受挫后，我和叶挺赶到流沙，找到革命委员会，见到了恩来。他当时正在发高烧，昏迷中，仍在高喊“冲啊！冲啊！”他那高昂的革命精神实在感人。我们正在开会，敌人冲来，把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冲散了。恩来病重，我和叶挺两人只有一支手枪，紧紧护卫着他。我们不会讲当地话，又不熟悉情况，我找到杨石魂同志，要他一定负责，护送我们去香港。杨石魂找来一付担架抬恩来，先把我们隐蔽在老乡家里，后来又找到一条小船，恩来、叶挺和我，就由杨石魂护送到了香港。

　　南昌起义最后失败了，这里面有历史的和主客观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恩来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中，有坚定的武装斗争思想，向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勇敢地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这是很宝贵的。南下途中某些指挥上的失误和三河坝分兵，主要的责任不在他，事后他向中央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负主要责任，这种精神同样是十分可贵的。

　　（四）

　　1928年到1931年，我从事了4年艰险异常的白区斗争，又数度在恩来领导下工作，有几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1928年初，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李立三同志错误地处分了大批参加起义领导工作的同志，引起大家强烈不满。三四月间，恩来代表中央到香港重新作结论，实事求是地从主客观方面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做法，得到同志们拥护，我也是衷心赞同的。他在香港时，我给他看了一张剪报，上面有周文雍、陈铁军同志在敌人屠刀面前，举行“刑场上的婚礼”，然后英勇就义的消息和照片。恩来深情地说，他跟我有同感，他与两位烈士也熟悉，烈士的事迹确实催人泪下，他们是共产党人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典范。对烈士的哀思，使我们相对默默。4月间，我和张瑞华结婚，恩来专程到我们住所表示祝贺。

　　1930年初，我由香港调天津顺直省委任组织部长，途经上海受领任务，又见到了恩来，他当时是中央军委书记。恩来告诉我，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中央决定以调动工作的方式，免除张的职务，所以，你和贺昌去后的主要任务是夺他的权，但要注意不动声色，以免打草惊蛇。我们遵照指示，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30年5月，我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恩来当时正在苏联。8月，他回到上海，立即为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而紧张地工作。不久，我又调军委作恩来的助手。9月下旬，他与瞿秋白同志一起，主持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作出决议，批评了李立三要组织全国总起义，以及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我列席了这次会议。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

　　1931年4月，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严重事件。我得悉钱壮飞同志报告的消息后，深知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特科是党中央的安全保卫机关，顾顺章几乎知道中央机关和负责人住址等全部情况。他的叛变，使中央领导机关面临遭受毁灭性破坏的威胁。恩来是顾顺章要加害的首要目标，于是我火速奔赴恩来住处，想向他报告和商定对策。恩来不在，我见到了邓颖超同志，把情况告诉了她，要她带上必须带而又能够带的东西，立即离开住处，越快越好，我到别处继续找恩来。当天，恩来与陈云同志商定了对策，就领导军委和特科的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几位同志，分工负责，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机关和负责同志的住处都搬了家。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顾顺章指引特务来上海搜捕时，一一补空。陈赓同志是特科反间谍工作的负责人，平时就是恩来的得力助手，这次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处理顾顺章事件，再次表现了恩来沉着镇静，临危不惧的品德和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

　　1931年春天，我们陆续发现各苏区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到处在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所谓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大家议论，各地红军在不断打胜仗，如果内部真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些胜利的取得，就不可想象，也是不合逻辑的。1931年夏天，欧阳钦同志到中央苏区了解情况，回来汇报了那里肃反扩大化的事例，大家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们向恩来作了汇报。他同意大家的看法，并向中央写信，建议予以纠正。中央接受了恩来的意见，通知各苏区注意。此后，各地逐步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2年1月，恩来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对中央苏区在这方面的错误，再次提出了批评。恩来善于听取意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由此可见。

　　在我党历史性转折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起了恙键性作用。会后，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此后，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具体化为周密的军事部署，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

　　战争年代，我又数度在恩来领导下工作。全国解放后，我抓科学技术，抓突破“两弹”的工作。这方面，在毛泽东同志的决策下，恩来直接领导，他坚决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国的导弹、原子弹，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所以能够迅速研制出来，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恩来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公认，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50多年来，我耳闻目睹，恩来的革命品德，感人至深。他无限忠于革命事业，几十年如一日，总是夜以继日，不顾疲劳，不顾安危，兢兢业业地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功盖日月，但从不居功自傲，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总是谦虚豁达，从善如流。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既讲策略，原则又十分坚定。恩来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无论国际国内，许许多多复杂棘手的重大问题，艰险异常的困难环境，他都能应付自如，处理得恰到好处，深受国内外政界领袖人物的好评，甚至连许多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对他的才华赞叹不已。他善于团结同志，热情关怀，从不粗暴待人，与他接触，大家都倍感亲切，受到衷心拥戴，成为党内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

　　恩来这许多难能可贵的优秀品德，实堪为人师表。我们纪念恩来诞辰90周年，最主要的是要学习他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本文摘自《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