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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钱学森

2018年12月03日15:29    来源:人民网

  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一次我跟驻京外国记者谈话,我就说我们这些科技人员都很怀念周总理。“文革”期间,周总理仍然抓住这项工作不放,别的工作乱了,做不了啦,但“两弹”的工作一直没停。

  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听了我们的意见,他最后决定怎么办。在一次会中,总理问大家对一个问题有什么意见,秘书跑过去对总理小声说:“这件事你曾经批过”(我猜想秘书大概是这么说的)。总理大声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批了的事大家觉得不对可以改嘛!”

  我参加中央专委会的时间很晚,从前都是部门的领导去,我们听传达。1967年我才开始参加。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国不久,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领导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我说东北我还没去过。就这样到东北去学习。后来转来转去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安排我跟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见面。陈赓接见了我,还吃了顿晚饭。陈赓问我:“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我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后来人家告诉我:陈赓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我,我听了很感动。后来,他也是很积极,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这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华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宪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我写的那个意见书就是聂帅回忆录里谈到的,在档案中有。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那时我对中国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意见书中错误一定不少。

  记得1964年12月26日,我在参加人大的会议,有人叫我去参加一个宴会。等了一会儿,邓颖超同志来了,她跟我说起来,问我小学、中学是在哪儿上的,我说起小学是在师大附小上的,她问什么时候,我说是二十年代初。她高兴地说:“你不认识我吗?那时我是师大附小的第一批女教师啊!”所以邓颖超同志还是我的老师呢!不过她没教过我。她又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是搞火箭、导弹的,并且介绍了一些搞导弹的科技人员,他们不怕艰苦和危险。我们那时的导弹叫做“东风二号”,是最早自己设计的导弹,用液氧、酒精做燃料。试验时都快发射了,出了问题。要把液氧卸下来,阀门又不灵了,我们的科技人员就上去处理,那很危险啊!后来她把这件事对总理说了,说错了,说成原子弹。以后她又见到我,告诉我,总理对她说:“你搞乱了,他不会跟你这么说的,他是搞导弹的,不是搞原子弹的。”邓颖超同志对我说:“我是会搞错的。因为我与恩来约定好了,不该我管的事,我是不问的。我搞不清是导弹还是原子弹。”对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

  “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的。军管会每星期都要向总理汇报一次。总理下了一个命令,要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名单送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杨国宇知道这件事,他是军管会的副主任,主管科技的,和我们接触很多,他说起这些事来生动极了。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象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我们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那时是周恩来总理挂帅,下面由聂帅具体抓,这个经验从前中国是没有的。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这在新时代下有很大意义。在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讲了这么一旬话,他说:“我们这套东西将来也可以民用嘛!三峡工程就可以用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这句话我很赞成。这就是指那套组织、指挥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生产的一套领导方法,可以应用并推广。

  干我们这一行,一得之见多得很,有道理,可不见得全面。但是在我们这儿有一条,最后是总设计师拍板。由总设计师听了各种意见之后,经过分析乎衡,最后由总设计师拍板。总设计师他也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总体设计部,还有一个大班子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系统工程的班子。他们运用系统工程,衡量各种因素,选择最优方案,总设计师听了各方面的专家意见,又看了总体设计部的报告,最后下决心拍板,拍了板,谁再有意见也不算数了。这就是周总理、聂老总给我们规定的,总设计师就是总设计师。我们现在的总设计师都是这么锻炼出来的。象我刚才说的任新民就当过总设计师,还有屠守销、谢光选都是搞导弹的总设计师。总设计师要有风度呢,大将的风度啊!

  这很有意义啊!现在很多部门不会用这个,效果不好。现代工程都很庞大,复杂得很,一种意见对局部来说是好的,但对整体就不一定好。以上是就技术方面而言,要有总设计师和总体设计部;还有一个总调度的体制,组织管理的一套系统。为了衔接研究、制造、试验、生产,有一个很庞大的组织管理系统。调度跟打仗一样,出了问题要解决。所以有一个总设计师还要有一个总调度。张爱萍讲得很好,他总结说,要有两条线:一条是总设计师这条线,另一条是总调度这条线。最后汇总到领导(在军队就是党委),最后决定是领导。这一套组织是科学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套东西的形成,就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创立的,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按电纽那么好按呀?按一下全国都有影响,都要跟上动作啊!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不久前我们发射通信卫星,赵紫阳总理和李鹏副总理都亲临现场去观察指导,对我们这套评价很高。以前他们没有到过现场,这次看了说,“你们的组织真严密”。说到电子技术,李鹏同志说,“你们的电子计算机并不怎么先进嘛!但就是靠了严密的组织,做出别的地方用先进的计算机有时还做不出的活来!”我们靠的一是执行任务的都是穿军装的,讲组织纪律;二是中国科技人员总是拼命干,日以继夜地干!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是很严肃、很严密、很认真的。所以我们的“两弹”试验事故最少、伤亡也最小,都是在周总理的严格要求下取得的。他说:“一定要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条指示,我们每次试验都要讲,检查很严格,所以才很少出事故,很少伤亡。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出事故,因为总有没有认识到的事物。但是,由于我们贯彻了周总理的指示,所以事故、伤亡要比外国少得多。

  现在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40年代到50年代初国外也才刚刚开始,我也跟大家一样,也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在上面讲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我们这些搞国防科学技术的,听到这些不正确的议论很有意见。

  应该看到,从大的方面说,这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地位的问题;从小的方面说,我们创造了一套经验是很珍贵的。过去是小生产、二亩地的搞法,小炉匠的搞法,我们现在是搞大规模建设。周总理生前说过这套办法可以用到民用上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好总结这套经验,并把它应用到民用上去。在这方面总理是有伟大功绩的,他为中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而且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赵春生整理)

  《不尽的思念》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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