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称赞谁“为官廉洁，家境清贫”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中国共产党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领导者之一。

　　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理论家之一，也是大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较高职务的共产党人。

　　在杨匏安生前，周恩来敬重杨匏安；杨匏安英勇就义后，周恩来关心杨匏安的亲属，珍视杨匏安留下的精神财富，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以杨匏安为楷模。

　　一、广东相识

　　周恩来是1924年7月从欧洲启程归国的，9月初到达正处于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推进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广州，10月即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杨匏安时任中共广东区委监委委员，并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担任实际主持部务工作的秘书。周恩来与杨匏安就是在这时相识的。

　　他们刚刚相识，就共同参与指挥了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广东买办首领陈廉伯纠集各县商团，组织起一支商团军，于10月10日打死打伤100多名游行群众，发动了叛乱。正在粤北韶关督师北伐的孙中山得报，指令在广州成立临时军事指挥部统一指挥平叛。周恩来、杨匏安参加了这个指挥部。10月15日，临时军事指挥部下令向商团发起进攻，商团军盘踞广州西关顽抗。周恩来、杨匏安等指挥部成员决定，调集炮兵轰击商团军，以广州卫戌部队和粤军第二师等部分进合击，一举突破了商团军的西关阵地。陈廉伯逃跑，商团军溃散，叛乱被彻底平息了。

　　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并不局限于广东，还包括广西、厦门、香港、南洋等地。杨匏安主持下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党务也在向这些地区拓展，周恩来、杨匏安之间的日常工作往来是相当多的。那时候，广东区委领导人和从上海赴广东公干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都经常来杨匏安的居所杨家祠，举行会议或商谈工作。周恩来、邓颖超、陈延年、谭平山、张太雷、彭湃、苏兆征、邓中夏、李富春、蔡畅，以及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林伯渠等，一度都是出入杨家祠的常客。

　　1924年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杨匏安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中共中央通知：黄埔军校招生时，应考的中共党员先到杨匏安处报到，再由杨匏安介绍给周恩来。

　　1925年2月，周恩来随黄埔军校校军开始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为加强黄埔军校校军的政治工作，杨匏安将古大存等一批共产党员选调给周恩来，在东征军中担任政治宣传员。东征军所向披靡取得重大胜利，是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交往，周恩来与杨匏安相互增进了了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周恩来赠送给杨匏安一方铜墨盒，盒盖上刻写了9个字：“匏安兄文玩，周恩来志”。

　　6月，香港、广州数十万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杨匏安以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的代表身份，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被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聘为顾问。杨匏安亲赴香港指导罢工期间，一度被港英当局逮捕关押。周恩来此时已不再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而专任广东区委的军委书记。周恩来高度关注省港大罢工，多次到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报告，还为罢工工人纠察委员会选派了徐成章、陈赓等黄埔军校生担任纠察队的教练。杨匏安和周恩来同为省港大罢工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匏安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有时在杨家祠给罢工工人发放各界捐款。一次，杨匏安的孩子们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捡到两角钱硬币，杨匏安吩咐把这两角钱立刻送到罢工委员会去。这件事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隔多年还对杨匏安的孩子回忆说：“你父亲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刺杀。为追查凶手和幕后策划者，国民政府组织了廖仲恺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和杨匏安共同参加了廖仲恺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撰写了《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廖党代表之死》的悼念文章，杨匏安亲自指挥侦缉行动，捉到了几名嫌犯，他与周恩来一起审问了嫌犯。在杨匏安与周恩来的密切配合下，廖仲恺案的真相被查明，国民党右派集团的阴谋被揭露，其越来越猖獗的气焰受到沉重打击。

　　9月，国民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横扫地方军阀和陈炯明的残余势力，迅速平定了东江地区。11月，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杨匏安当选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在杨匏安的建议和努力下，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党广东东江各属党务组织主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得以兼管惠（阳）潮（州）梅（县）和海（丰）陆（丰）各县的党务、行政工作；邓颖超为新设立的潮梅特别委员会委员。

　　周恩来以此身份主持改组了国民党汕头市市党部，惠、潮、梅、海陆丰各县县党部。并参加了在汕头召开的各县县党部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党务工作的报告，谴责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周恩来还下令取缔由各县土豪劣绅把持的县议会，将饶平、澄海、揭阳、普宁、潮阳、惠来等县的反动、贪渎县长撤职，另行委派了国民党左派或中派人士担任县长。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杨匏安等做了大量工作，使到会的256名代表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占了绝对优势。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杨匏安与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谭平山、林伯渠、陈公博、甘乃光一同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成为“九大常委”之一。杨匏安并与谭平山、林伯渠组成秘书处，负责处理国民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还与邓颖超等共同担任提案审查委员。当了高官的杨匏安一如既往，不收受任何礼金、礼品，也不为亲朋故旧说和讲情，保持了廉洁、朴素的作风，过着淡泊、清苦的生活。周恩来耳闻目睹这些情况，称赞杨匏安“为官廉洁，家境清贫”，时常以杨匏安的风范为例，教育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

　　二、上海诀别

　　1926年冬，周恩来离开广州，先后在上海领导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南昌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失败后，周恩来在上海参加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书记。

　　杨匏安1927年3月离广州赴武汉，参加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五大首次设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杨匏安当选为中央监委副主席，是10位中央监委会成员之一。大革命失败后，杨匏安以中央监委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后运用他的影响，协助广东的党组织为接应南昌起义部队做了统战方面的工作。11月，“左”倾错误影响下的党中央以杨匏安参与“第三党”活动问题撤销了他中央监委委员的职务，还给予他留党察看的处分。所谓“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后，由以邓演达为代表的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谭平山为代表的从共产党游离出来的一些人士组成的。他们一面反对蒋介石的投降帝国主义，一面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和土地革命。杨匏安被“左”倾领导者怀疑参加了“第三党”。其实，他不仅没有参加过，还写过一篇《所谓“第三党”》的文章，对其进行剖析和批评。文章指出“第三党”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最终他仅因被怀疑便受到错误处理。杨匏安没有怨言也没有消沉，奉命出国前往南洋，在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开展中国共产党委派给他的工作，至1929年年初回到上海。

　　中共中央安排杨匏安参加党报、党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杨匏安毫不计较职务高低，不仅圆满完成了有关《红旗报》和福明印刷所的任务，还主动在文化、出版界做了许多工作。一方面参加进步文化社团，团结了不少倾向革命的文化人，另一方面编撰了《西洋史要》这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世界史专著，影响了众多青年读者。但作为一个忠诚的老党员，无端所受的处分仍是他背负的沉重负担，他极盼党中央能够重新审查自己的“问题”。考虑再三，杨匏安通过潘汉年，向中共中央反映了自己的要求。

　　周恩来与杨匏安相知甚深，尽管杨匏安受到严厉处分，周恩来依旧在内心深处敬重杨匏安。一接到潘汉年的报告，周恩来就专程来到杨匏安家，了解杨匏安的想法，征求他对当前党的工作的意见。两人见面后，杨匏安没有多谈自己，只是诚恳地说：“我这个受到迫害的老同志，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平反呢？”由于党中央尚未就前一阶段的处分决定作出新的结论，故而周恩来无法正面回答杨匏安的问题，只能肯定杨匏安在党报、党刊编辑出版工作方面，特别是在文化战线上为党所作的贡献。杨匏安针对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创造社和太阳社这两个革命文学团体，与鲁迅不睦，双方激烈的、伤感情的论战持续不休，这对党的工作极其不利。杨匏安向周恩来建议：“要想在文化方面结成统一战线，必须停止对鲁迅先生的围攻。”周恩来高度重视杨匏安关于团结鲁迅的意见，随即过问了这个问题，上海进步文化界之间的剧烈论战，不久后就停止了。

　　1930年年初，杨匏安因党的印刷机构遭破获而被捕。周恩来闻讯，冒险到杨匏安家看望杨匏安的亲属，带去了党组织的关怀。杨匏安的母亲陈智感动地说：“这么危险，就别来看我了！”周恩来表示：将会设法全力营救杨匏安。周恩来得知杨匏安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通过律师公会积极营救杨匏安，杨匏安在提篮桥监狱关押8个月后被释放了。

　　杨匏安出狱后，在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的努力下，被重新安排了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农民部副部长。在新的岗位上，杨匏安除了完成日常工作外，还翻译了《地租论》《伊里几的地租论》等文章，结集出版后，为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1931年7月，杨匏安在东有恒路2048号的秘密印刷厂再次被捕。周恩来去过杨匏安家，知道杨家的生活十分困难，便指示组织部门，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把杨匏安家属的生活管起来。周恩来还筹划过在杨匏安被押往南京或苏州的途中，由中央特科组织武装营救行动。但终因蒋介石屡次对杨匏安劝降不成，下令在上海就地处决杨匏安，周恩来的武装营救计划未能实现。

　　8月，杨匏安被枪杀于上海龙华。就义前，他写下了著名的《示难友》诗：“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这首被难友们背记下来的诗不胫而走，也传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那里。

　　三、身后哀荣

　　杨匏安被杀害后，周恩来十分痛惜，想方设法周济杨匏安的家属。但1932年年初，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爆发，杨匏安的家属们为躲避战祸离开原住址虬江路，就此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只好南返广东老家。

　　周恩来派人找不到杨匏安的亲属，曾化名周宇翔，写信给杨匏安老家中山县的有关人士，打听杨匏安家属的下落，还委派连贯到中山县寻找，可惜都未找到。周恩来又请托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代为寻找，何香凝虽一度找到杨匏安的亲属，给予了关照，但因廖承志被捕，何香凝仓促离开广东前往营救，联系又中断了。

　　杨匏安的夫人吴佩琪在颠沛流离中病逝。杨匏安的母亲陈智、庶母关秀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周恩来给她们寄了信和安家费，安排她们带着杨匏安的子女到香港，两位老人和孩子们都参加了革命工作。

　　杨匏安的次子杨明（杨宗锐）被派往延安学习，途经武汉时，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周恩来相见。周恩来向杨明讲述了杨匏安在狱中坚持斗争、英勇就义的情况，还将杨匏安的《示难友》诗背诵给杨明听，并且解释了诗中所用的张俭、褚渊等典故，勉励杨明以父亲为榜样，继承父亲的遗志。1939年8月，杨匏安的三子杨志（杨宗政）也被派往延安学习。杨志到达延安后，像杨明一样得到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照。周恩来、邓颖超多次写信给杨明兄弟，信中既有政治上的教诲，也有生活上的叮咛。有一年元旦前夕，邓颖超写信给杨明，邀请他带着弟弟杨志到家中“谈谈玩玩”。杨明到周恩来、邓颖超在延安的住地，看到邓颖超的笔记本上抄录着杨匏安的《示难友》诗，便把这首诗转抄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杨明、杨志及杨匏安的长子杨玄、幼子杨文伟兄弟，将《示难友》诗抄寄给了正在征集革命烈士遗诗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诗人萧三把这首诗编入了《革命烈士诗抄》。《示难友》能够保存下来为广大读者阅读、传诵，是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当年的抄录分不开的。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陪都重庆的环境变得极其险恶。为防国民党当局突然袭击，周恩来布置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部分工作人员撤退、转移，对留守重庆坚持工作的同志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在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背诵了杨匏安的《示难友》诗，追述了杨匏安的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以与同志们共勉。这些使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的留守工作人员深受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中，杨匏安是备受周恩来敬重和推崇的一位共产党人。他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哪怕受到无端的打击、错误的处分，也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即使面对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也永不叛党，以生命殉事业。这种革命气节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需要、最可贵的。

　　富于远见卓识的一代伟人周恩来，之所以将杨匏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就是希望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效仿杨匏安，对待理想、信念、事业，做一个“公忠不可忘”的堂堂正正的人，一个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问心无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