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四年调整时期的重大贡献

　　一

　　四年调整时期（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４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重大转折。周恩来在这关系我国国民经济盛衰的关键时刻，同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永铭人心的卓越贡献，为国民经济经过“大跃进”的挫折而恢复发展，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从１９５８年南宁会议开始的“大跃进”，连续３年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失。１９５８年底开始的调整工作因庐山会议而中断，同时正在掀起的国际反华浪潮又迫使我党中央不得不以大部分精力来对付。

　　１９６０年７月，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鉴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即开始酝酿进行调整，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六字方针。周恩来在讨论这个方针时，采纳了“巩固”和“提高”，把“整顿”改为“调整”，还增加一项“充实”，这样就形成了八个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方针。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解释：“整顿”含义不如“调整”确切，也易于为人接受；大跃进中搞了许多大架子、空架子，需要加以“充实”，不只是“巩固”和“提高”的问题。当时，正值苏联宣布毁除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合同，撕破一切协议，撤回全部在中国协助工作的专家。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争论也正在激烈进行。中苏关系处于严重恶化之中。因此，在１９６０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按会议要求，周恩来还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苏两党关系作了一个详尽的报告。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毕竟在周恩来主持下提出来了。

　　二

　　１９６１年１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是在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全世界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就共同声明达成协议之后举行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分析形势时一致认为，由于莫斯科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终于达成协议，中苏关系至少可以缓和一个时期，我党中央的工作重点，应从国际问题转移到国内问题。因此，这次全会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八十一党会议情况和分析外，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中央常委已确定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今年应当是大战役后大休整的一年，要通盘考虑全面调整，至少今明两年内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应如此。因此这次全会集中讨论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了这个计划和这个计划中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毛泽东讲话时肯定调整方针，并提出１９６１年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也才能方法对。

　　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调查组去农村调查研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纷纷下农村，去工厂，进行广泛、细致和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会后形成了调整各方面工作的一系列文件草案，《农业 ６０条》、《工业７０条》、商业４０条》、手工业３５条》、高教６０条》、科研１４条》以及根据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意见而后来形成的《文艺８条》等等。

　　但是，中央决定的调整方针和各项政策，贯彻执行中进展缓慢，干扰和阻力很大。主要原因是党内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情况不明、思想不通、决心不大，总想搞多一点，搞快一点，或者总想少退一些，迟一些再退，拖延观望。他们对于中央下达的调整文件，有的置之不理，自行其是，或者各取所需，大打折扣，有的甚至不传达、不讨论、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在调查中发现的这种情况十分重视，经几次讨论，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省、地、县（团）四级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着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以贯彻调整方针。

　　三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１９６２年１月举行，参加的有七千多人，通称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失误，着重批评妨碍纠正“左”的错误、贯彻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倾向，并代表党中央政治局作自我批评，承担大跃进年之中“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他明确指出，在中央已经提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后，全党当前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方针政策，坚决反对妨碍落实这些方针政策的分散主义倾向，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也作自我批评。他声明：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这３年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应由他承担。他着重讲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批评各级党组织中缺乏民主，书记说了算，并严厉提出他偏要摸那些屁股摸不得的“老虎”。他号召分组召开“出气会”，对中央和省委提意见，像竹筒倒豆子那样交心见面。七千人大会出现了坦诚相见、热烈感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高潮。因为实际上对中央的意见，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已提得差不多了，这时主要是各县委对各省委的意见。

　　周恩来在２月７日讲话。他首先作自我批评。他说这３年中的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负有很大责任。有关国家计划和政策的文件，许多是国务院提请党中央批准的，国务院负有主要责任。他以“四高”、“三多”为例加以说明。“四高”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调出，国务院应负主要责任。“三多”是计划变动多、基建项目多、权力下放过多，国务院也应负很大责任。至于有些政策性文件，未经中央批准而擅自下达，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则应负全部责任。

　　周恩来具体举例说明自己的错误。一个例子是他在１９５９年８月人大常委会上汇报政府工作时，说过农业每年增产１０％就是跃进，增产１５％就是大跃进，增产２０％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２０％是跃进，增产２５％是大跃进，增产３０％是特大跃进。周恩来说，他提出这样的增产幅度，本意是想说服那些认为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才算大跃进的同志，但无论农业或工业，那样大幅度的增产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来说，美国在过去１００年中，前５０年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２０％，后５０年为１．1％。美国从年产十几万吨增加到年产１０００万吨钢，用了２８年（１８７２～１９００），我国只用了１０年（１９４９～１９５９，１９５８年产１０７０万吨不能算数，当年好钢不到８５０万吨），已经是很高的速度了。大跃进中“欲速不达”，１９６０年硬要年产１８００万吨钢，１９６１年还要生产９００万吨，结果今年计划只有降到７５０万吨。“以钢为纲”，结果挤了其他产业，破坏了综合平衡，也损坏了本身生产设备，难以为继，结果不得不掉了下来。这是我们违反客观规律的结果，是对我们的惩罚。

　　周恩来还举另一个例子说明他自己犯错误，那就是权力下放过多。他说他曾号召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总值，形成多个工业体系，他亲自起草文件，重工业下放７６．５％，轻工业下放８５％，财权也下放许多，造成了很大的恶果。他身为一国总理，困难时连１０００吨钢也调不到，真是自食其果。

　　周恩来说，由于“四高”、“三多”给许多同志造成很大压力，伤害了许多同志，我乘此机会向大家道歉。

　　周恩来出自肺腑的自我批评，极大地感动了到会同志。

　　周恩来指出，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目前全国经济困难非常严重，农业大大减产，轻工业生产自１９６０年起下降，重工业硬撑到去年也不得不往下掉，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少农村饿死人，城市供应严重短缺，浮肿病在蔓延。我们必须全党动员，尽最大努力克服困难。

　　周恩来在讲话最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八大措施，即：坚决压缩城镇人口、争取农业首先是粮棉油增产、努力增加工业特别是人民生活用品工业的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全面彻底清理仓库物资、严禁走后门和搞好市场供应、坚决偿还外债并履行外援合同、建立新秩序和新风气。其中最关键的措施是压缩城镇人口，１９６１年压缩１０００万人，１９６２年上半年还要压缩７００万人。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３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纠正“左”的错误的方针政策，尽管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左”倾指导思想，但毕竟是我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长征”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全党干部中为继续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只是因为当时大家议论中心是民主集中制，加上当时对困难的估计仍有不足，中央决定的有关调整的方针政策，周恩来讲话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八大措施，没有具体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四

　　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贯彻调整方针，继续分别研究各部门的工作。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即通称的西楼会议）在２月下旬分别听取财经部门的汇报，发现４年（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财政收支不是像过去说的那样收大于支，结余３９亿元，而是支大于收，结余是虚假的，实际财政赤字达２７０亿元。由此，政治局要求各部、委进一步弄清情况，如实向中央报告。经过紧张而认真的摸情况，摆事实，作比较，终于发现当前的经济困难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陈云根据他缜密的调查研究，首先在他主持的中央财政经济小组中，继而在政治局会议上，尖锐地提出：要如实地正视当前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和克服这些困难的难度，同时也要看到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和争取较快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要考虑到农业恢复需要时间，现在的计划和摆开的架子要放下来，硬撑着等恢复不是办法。出路只能是城镇减小、全力保证农业增产、保证市场供应、按短线产品安排计划。

　　周恩来大力支持陈云的意见，他强调退要退够，要退到可靠的阵地上，站稳脚跟，着力调整，然后再向前进。因此要对原计划作大幅度的调整。他将陈云提出的办法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周恩来提议，请陈云和李富春把严重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向中央党政军机关高级干部讲清楚，进一步统一大家对形势的看法，以便首先在中央机关全面落实调整方针，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提议。于是有２月２６日在国务院小礼堂举行中央各机关党组成员的高干会议，这个会议对陈云的报告，反应热烈，掌声雷动，前所未有。

　　３月间，政治局在听取中央各部委党组讨论上述３个报告的情况汇报后，对他们提出的意见进行议论。各部委意见中主要有两个问题争论较多：一个是目前时期应称调整时期还是称恢复时期，这关系到对八字方针的理解和执行；另一个是恢复农业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有的认为需要３年到５年，有的认为需要５年到８年，这关系对调整的信心和成效。

　　陈云本来体弱多病，几个月来主持调整工作日夜操劳，又病倒了，３月初即赴南方休养。调整工作由周恩来代为主持。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很有说服力的看法。他说，关于第一个问题，看来以称调整时期比较适当。因为八字方针领头两字就是调整，九中全会决定也是讲调整，七千人大会更称当前为调整时期，没有必要改称恢复时期，以免国内外产生误会。但是这个时期的工作内容，实质上是恢复，关键是农业恢复。可以这样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１９６０年农业各项实际产量都比１９５７年下降很多：粮食下降２６％，相当于１９５１年的水平；棉花下降３５％，相当１９５１年水平；油料下降５０％，为１９４９年水平以下；生猪存栏数下降５６％，比１９４９年还差。由于农业减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从１９６０年起即连续３年下降。重工业则增长过快，１９６０年比１９５７年增长两倍多，不仅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的平衡，农业养不起工业，也破坏工业内部的平衡，轻工业供应不了过度增长的城镇人口。我们实际上干的是损农促工，这样的比例失调是难以持久的。重工业在１９６１年也大幅度下降了，１９６２年钢产量计划指标只好降到８７０万吨，约等于１９５８年生产的１０７０万吨中的好钢。因此要全力支援农业恢复，还要恢复因“以钢为纲”被挤掉的其他工业部门。当然，不是所有产业行业都是恢复，有的还得减产，短线产品还要增产。所以称调整时期是适当的，有利于贯彻八字方针。

　　刘少奇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并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困难严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工作搞得不好，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可以说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这是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克服经济困难，渡过经济危机。刘少奇说，看来我们在七千人大会时因情况没有完全摸清楚，对经济困难估计不足。现在进一步了解情况，过去的估计可以改变，也应当改变；采取的措施也要相应的加强。对情况的分析，估计得严重一些，利多弊少；估计不足，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弊多利少。宁可估计得严重些，将来实际证明没有那么严重，岂不更好。现在就怕估计不足，决心不大，措施不力，结果误了大事。刘少奇说，根据毛主席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过去１年中，我们对情况逐步明了了，应当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抓紧调整工作，不能再耽误宝贵的时机。

　　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见，得到在京政治局委员的一致赞成。会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一起，于３月中旬起程从北京飞武汉，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并批发了陈云和李富春、李先念的３个报告。

　　五

　　根据西楼会议的决定，中央财经小组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重新修改了１９６２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解决工农业间和工业内部比例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非常措施，以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

　　刘少奇于５月初起接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方案。会上李富春、李先念、姚依林和邓子恢分别作了计划、财政、工商业和农村工作的专题汇报。谢富治和林枫也分别就公安和文教问题发言。

　　５月１１日，周恩来综合会议上的发言，作了长篇讲话。

　　周恩来说，经过这１年多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在九中全会提出大搞调查研究，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是非常及时、正确的。

　　周恩来说，要做好“情况明”不容易，是逐步认识的。现在可以说，我们对困难发展的趋势是看清楚了，即在１０年中有５年是调整时期，主要指恢复。这一点在高级干部中绝大多数人看法比较一致，但各人所处的具体情况不同，还不能说完全清楚了，预料不到、估计不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把困难说够，甚至讲得过头一点，没有什么坏处。领导者一定要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这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１９４５年延安七大时毛主席讲了十几条可能出现的困难，叫大家作最坏的思想准备，后来实际上没有出现那么多困难，不是很好吗！我们讲困难，不是为了吓人，而是为了战胜困难。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不是共产党人，我党是在不断克服千难万苦的战斗过程中逐渐壮大、坚强，直到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新中国。从我个人体会，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居多，因而工作中经常陷于被动应付。主观上应努力争取快点克服困难，但具体工作安排上应准备可能慢一些才能克服。各部门的领导同志要对干部多做思想工作，使他们了解全面，争取快，准备慢。

　　周恩来又说，领导决心来自情况明，情况明了决心才能大。中央对调整工作的决心是大的，去年九中全会时是大的，去年９月庐山会议时也是大的，今年七千人大会也是大的，现在经过２月西楼会议，决心更大了。拿减少城镇人口这个问题来说，去年１年减少了１０００万，今年开始准备上半年减７００万，３月决定减１３００万，现在决定减２０００万人。这是史无前例的，表明中央决心非常大。中央这个决心，要通过各级党委做思想政治工作，变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决心。

　　周恩来还说，现在中央财经小组想了克服困难的一些办法，提出了若干调整国民经济的非常措施，但可以说还很不够，还要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只要我们领导者把情况说清楚，广大干部和群众会想出许多办法的。

　　周恩来在讲话中回答会议中有些同志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七干人大会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现在又说过去对困难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似乎前后有些矛盾，应如何看待，如何解决。

　　周恩来说，一般说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这是可以的，这主要是指去年１年中，中央下大力进行调整，已重新制订许多方针政策，以纠正３年大跃进中诸方面的“左”的错误。这是争取经济情况好转的基础。但是当时的确没有发现还有最近３、４个月中发现的那些严重的困难，如４年财政收支不是有３９亿元结余，而是有２７０亿元赤字，从而导致通货膨胀，仅去年就多发了６０亿元票子。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困难尚未见缓解。

　　一是今年粮食产量能否完成３０００亿斤（１９５７年年产３９０0亿斤）的指标不容乐观，因为各地报来的情况已肯定减产３００亿斤。

　　二是不少省的灾荒造成的后果没有消除，有些地方仍有饿死人的现象。

　　三是中央今年计划征购粮食７３６亿斤，各省报来的不到７００亿斤，差额３０亿斤，相当于供应１０００万城市人口的１年口粮。

　　四是城镇口粮供应仍然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粮食人均（包括工业用粮只有３８１斤，经常需要４２３斤），分配到个人，机关干部每月人均只有２．４斤左右。城市中浮肿病在增加。

　　五是去年进口粮食不足以补充挖空了的库存，今年进口主要用于救灾。

　　六是棉花生产预计不会增产很快，因为粮田挤了棉田。城镇每人棉布定量供应只能保持３尺。

　　七是城市猪肉供应，已从过去每年３０亿斤降到１０亿斤，只能维持目前的低水平供应。

　　周恩来说，以上主要是从农业方面来说的困难，而农业是基础，农业困难没有缓解，其他困难，尤其在城市、在工矿区，就难以好转。从这些方面说，不能认为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

　　周恩来强调说：当前时机是紧迫的，条件是成熟的，我们再也不能犹豫不决，该退的一定要退够。最紧迫的措施，关键是坚决减少城镇人口。中央决定减少２０００万人口。这是釜底抽薪。大批基本建设项目要下马，工矿企业要关闭一批、停产一批、合并一批、转业一批，即使伤筋动骨，也在所不惜，为的是全力支援农业恢复，否则没有出路，不可能渡过困难，不可能争取好转。

　　刘少奇赞成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是很大的决心，两千万人减下去了，最困难时期也就渡过了。

　　就这样，５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进一步调整的方案。

　　六

　　１９６２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建议召开的。这个会议没有开全体大会，只开小组会议，但主要问题在中心小组讨论，中心小组由毛泽东主持，除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外，还有各大区书记、中央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本来的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工业支援农业等问题，但为了落实调整方案（包括减少城镇人口、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关停并转一大批工厂企业等），中央工作会议还套了一个城市工作会议。

　　但是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中心小组接连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多次讲话，会议逐渐就转到以反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主要内容。这次会议（７月２５日至８月２４日）以及其后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８月２６日至９月２３日在北京举行）和十中全会（９月２４日至９月２７日）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的。周恩来参加中心小组的会议，中心小组不开会时就主持城市工作会议。

　　北戴河会议大批“单干风”，主要是批评邓子恢主张推广安徽实行“五统一”下的“责任田”制度（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批评田家英去湖南、浙江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在特别困难的地方不失为渡过困难的有效办法，也批我主持的新华社《内部参考》刊出介绍“包产到户”的材料过多。

　　所谓“翻案风”，是指彭德怀在６月间给中央的申诉信，信中认为中央在庐山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和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要求重新审查，作出正确的结论。经毛泽东在中心小组提出，会议对彭德怀大加批评，其后在十中全会及其预备会议上尤其激烈。

　　至于所谓“黑暗风”，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指对形势的估计，说当时有一股只许讲形势一片黑暗，不许讲形势有一点光明，丧失信心，前途悲观。工作会议各组大批“黑暗风”，自然影响城市工作会议落实调整措施。我和田家英除参加中心小组外，也参加城市工作会议，因为周恩来要我们去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根据中央已经批准的方案，城市工作会议要具体落实到每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方案主要是：

　　（１）城镇人口减少 ２０００万人。

　　（２）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从１９６０年的３８４亿元减到１９６２年的６７亿元，开工项目从１９６0年的１８００项压缩到１９６２年的１０００项。

　　（３）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１９６２年比１９６１年降低５％～２０％。现有６万多个工厂企业，保住一批，缩小一批，合并一批，转业一批，关闭一批。

　　上述主要方案，在当时北戴河刮起的大批“黑暗风”的浪潮下，受到很大冲击。城市工作会议上，不少同志认为中央在２月会议和５月会议上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困难说得过多，因而提出的措施过多。许多地方和部门纷纷要求城镇人口少减一些，基建项目少下马一些，工厂企业少关停并转一些。有些同志认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非常措施对我国国民经济“伤筋动骨”、“大伤元气”，有的甚至不指名地责备主持调整工作的周恩来。

　　周恩来在会上反复解释中央为什么采取这些非常措施。

　　他指出，３年大跃进中我们（包括中央在内）只想快些多些，没想好些、省些，长期不觉悟，问题积累越来越重，以致非下最大决心调整不可。

　　基本建设战线确实太长了。１９５７年基建投资只有１００亿元左右，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基建投资共达1112亿元，年均２７８亿元。

　　施工项目，１９５７年只有９００多项，１９６０年达１８１５项。

　　工厂企业增加太多，职工人数３年内增加 ３０００多万人。

　　许多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劳动生产率下降３０％。城镇人口，１９５７年只有９９００万人，１９６０年增加到１．３亿人。周恩来指出，过去几年，工业大踏步向前发展了，而农业却大踏步向后退了。以粮食为例，１９５７年产粮３９００亿斤，１９６１年只有２８００亿斤。今年计划粮食产量为２９００亿斤，即使完成计划，也不足供养１．２亿城镇人口，甚至即使恢复到１９５７年的粮食产量，也负担不了目前城镇人口的正常供应。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严酷现实。

　　周恩来说，中央决定上述３项措施，确是非同寻常。有同志说是“伤筋动骨”，实际上确是“伤筋动骨”，因为整个架子太大了，我国的物力、财力承受不了，只能卸架子，只能“伤筋动骨”。砍那么多基建项目，关停那么多工厂、企业，岂止是“伤筋动骨”，每砍一刀都是血淋淋的呀，因为这些都是用人民的血汗钱建设起来的呀！你说中央就那么忍心，就那么狠心？这是从全局着想，迫不得已的呀！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被压垮，我国将会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地衰败下去。不调整，不采取非常措施，犹豫拖延，就会坐失时机，拖垮我们的国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周恩来在城市工作会议中，坚持原则，维护中央决策，有若中流砥柱，坚如磐石而又耐心说服，理情兼备，令人十分感动。

　　在北戴河，我和田家英在旁听城市工作会议时，耳闻目睹各种不同议论。对中央决策，尤其是减少城市人口、基建项目下马、关停并转相当部分工矿企业，有赞成的，有怀疑的，也有反对的。特别是有关本城市、本部门的，好些同志是讨价还价，最差的甚至断然拒绝；有的甚至乘反对所谓“黑暗风”之机，责备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替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小组工作的周恩来，只差没有公开点名，但人们一听便知是针对谁的。我和田家英深感有些同志对中央态度不正确，对总理极不公平，很是愤慨，但在会上不便发言。有一天晚饭后，我同田家英（还有梅行）议论此事时有如鲠骨在喉，不吐难受。于是打电话给总理秘书许明，要求面见总理。周恩来刚在白天参加意见纷纭的会议，夜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但很快就把我们叫去了。我们向他诉说城市工作会议上空气不好，有些同志发言极不正常，不顾大局，特别是有的同志在２月西楼会议和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赞同中央决策的，现在又反悔埋怨，甚至影射周总理，说话非常难听。我们说着说着就流泪，担心中央决定的非常措施落实不了。我们认为这些同志对国家大事如此轻妄，怎么得了。

　　周恩来一面安慰我们不要激动，一面又严肃地对我们说，非常措施是中央会议决定并经毛主席同意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执行这些措施涉及各方面的实际利益，难度很大，有同志一时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这要耐心说服，稳妥帮助。他深有感慨地说，１９５９年春调整时，我身为一国总理，竟然连调 １０００吨钢也做不到。现在又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可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不容易。现在证明七千人大会十分必要，但只靠一次大会，虽然开了一个多月，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很激动地对我们说，过去指挥千军万马，有时为了全局的胜利，不惜牺牲局部，军令如山倒，成千成万的战士，视死如归，慷慨捐躯，没有遇到像现在和平建设时期做调整工作这样困难。但是，你们可以相信，中央是坚持原则的，议而有决，决则必行。我已同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谈过，抓阶级斗争不能影响调整工作，毛主席也表示赞成。

　　这次谈话一直到深夜，我们在门口向总理告别时，田家英还热泪盈眶。

　　一两天以后，周恩来８月１７日在中心小组发言时，一般表示同意毛泽东讲的阶级、形势、矛盾的意见，着重谈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说，关于形势，有一个时期把困难现象，说过了，但主观上是积极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客观上可能影响一些同志把形势看成漆黑一团。当然，许多同志仍然是信心十足，鼓足干劲的。这一点可以从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形势的宣传要点后绝大多数同志反映很好来证明。中央各部委同志工作都很努力，没有泄气，想方设法完成中央提出的任务，而且措施得力，见效也快，效果比预期的好。

　　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过程中插话说，调整工作是见效的，大家是有信心的。

　　刘少奇也插话说，据最近统计，今年上半年减少城镇人口的任务已经完成，减轻了粮食供应的很大负担。过去强调困难严重，因此大家才下决心减人。

　　七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７月２５日至８月２４日）后，接着就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它的预备会议。

　　预备会议历时近一个月（８月２６日至９月２３日），批判“三风”比在北戴河有过之无不及，也继续修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在这期间，周恩来会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分别跟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商量，逐一落实中央决定的非常措施，其中反复商议较多的是商业问题（主要是粮食、棉花、油料、肉食的购销、征调以及日用品的供销等问题）。

　　到了八届十中全会正式会议(９月２４日至９月２７日），毛泽东在讲完全会议程后又一次更系统地讲了阶级、形势、矛盾三大问题。其中关于形势问题中，他讲了抓阶级斗争和抓调整工作的关系。因为在北戴河会议将结束时，刘少奇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是否不要联系那么密，有些问题可以就事论事，不上纲上线。当时没有定论。

　　在这次全会开幕时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切不可以因阶级斗争妨碍调整工作，请各地区、各部门务必注意。要记取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当时抓了党内斗争而抛开了工作，反右而不反“左”。这次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平行，但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已成立两个专案小组审查两个“翻案”（即彭德怀和习仲勋两冤案）的问题，不要使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大部分时间放在工作上，指定专人对付阶级斗争，如公安部门。阶级观点很重要，但要抓工作，而且要抓紧。庐山会议本来不应当受干扰。当时及其后，我们还受帝、修、反的干扰。其实我们应当不受任何干扰，无论党内外、国内外的干扰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要努力做好调整工作，争取明后两年恢复农业。全党要团结起来，要团结包括犯过错误的所有同志。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改正，站到马列主义方面来，中央路线方面来，我们就好合作。

　　刘少奇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对待困难的三种态度：一是坚决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利用困难向党进攻，这是反动的。刘少奇还说，今年５月会议，对困难估计多一些。如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估计困难多一些不要紧。如果动摇，就很不好。现在看来，困难有多大，不过如此。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好转了。在刘少奇讲话过程中，毛泽东插话说，被困难吓倒，暂时动摇，提过建议的是思想认识问题，不能说是搞修正主义。至于未经中央同意就到处宣传包产到户，那是违反纪律问题。不是到处宣传，只在党内提出意见或建议，这是允许的。毛泽东这段插话，我当时理解，毛泽东把在北戴河会议中心小组内被他点名批评的田家英，同邓子恢加以区别。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意见，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后来毛泽东并没有要田家英作检讨，田家英也没有主动作检讨。当然，即使这样，批判邓子恢搞“单干风”也是错误的。

　　周恩来在９月２５日下午讲话，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讲话和即将提交全会通过的文件和决定。他谈到形势时说，５月会议对困难估计过了一点，但工作还是积极的，信心十足、干劲十足的。强调困难不是否定工作中的成绩，这两年，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之后，做了大量的调整工作，而且收效很快。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四点：（１）阶级斗争，如彭、习两案，已有专案组审理，调整工作不要受干扰；（２）反右必须防“左”，不要搞到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去，不要搞运动，这是庐山会议的教训；（３）要加强阶级教育，团结全党；（４）还有大量调整工作要做，要抓紧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周恩来这番话，简明扼要，针对性很强。可以说，在大刮反“三风”的那个时候，能这样直言不讳，实事求是的风格，深得大家称赞。

　　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以前的北戴河会议，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和大批所谓“三风”，反映了党内“左”倾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４年之后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但是从当时的形势及其以后总的情况看，这对调整工作并没有构成重大干扰，中央领导同志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抓调整工作。只是１９６３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后来称之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多或少地影响各地的经济调整工作，加上１９６４年开始的“学术、文艺批判”，也为尔后的“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准备了条件。但是，无论如何，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坚持调整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使国民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１９６３年开始好转，１９６４年全面好转。

　　八

　　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４日）上，作“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告：“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周恩来从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这４个主要方面，概括地列举４年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巨大成就。

　　在农业方面，粮食、棉花、烤烟、甘蔗、猪、羊等主要农牧业产品的产量，都超过１９５７年的水平。１９６４年全国拥有的拖拉机数比１９５７年增长４倍，排灌机械马力增长１２倍，农村用电增长２２倍，化肥增长两倍多，农田水利建设成绩很大。

　　工业方面，１９６４年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５７年有很大增加。４年来主要工业产品品种增加了２４０００多种，产品质量普遍提高，有些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成本显著降低，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

　　商品供应状况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城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１９５７年相比，１９６４年供应的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品、都增长３０％以上，机制纸、铝制品、搪瓷制品、自行车、收音机等主要日用品，都增长５０％以上。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也有了新发展。

　　周恩来指出，今后１０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１０年，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还要在更长的时期内，进一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总的来说，在４年调整时期，周恩来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３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关系我国是衰败下去还是中兴起来的重大战略问题上，坚持调整方针，不辞辛苦，全心全力，任劳任怨，既坚持原则，又耐心说服，措施果断又步骤稳妥，历尽艰难险阻，不折不挠，对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对国民经济较快地恢复和发展，起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的这一伟大贡献。

　　（作者６０年代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