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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共产党宣言》【3】

董少东

2018年11月27日12:18    来源:北京日报

  真理的味道

  1920年,陈望道29岁,还不是复旦大学任职最长的校长,还没有写出《修辞学发凡》、主编《辞海》这样的皇皇巨著,还不是中国语言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这时的陈望道,只是一个留日归来的青年学者、刚刚离职的师范学校教师。就是陈望道这个名字,也刚使用不久,他原名陈参一。

  陈参一出生于浙江义乌河里乡分水塘村,自幼聪慧,1915年留学日本。在《陈望道自述》中,他这样形容自己的求学之路:“我是在农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攻理化,之江习外语,到了日本,则几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而最后,“转而逐渐形成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

  据曾长期担任陈望道秘书的邓明以回忆: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一边勤奋学习哲学、文学、法律等社会科学以及物理等现代科学知识,一边在课余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早在五四之前就接受了进步文化的熏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陈望道回国,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陈望道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他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一起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被人称为“四大金刚”。陈望道年轻气盛,性格火暴,还有个“红头火柴”的外号。也就是在那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陈望道。

  陈望道启用新名字时间不久,就成了文化教育界的一位风云人物。他积极投身浙江五四运动,而且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一师风潮”也是中心人物。

  所谓“一师风潮”,缘起于浙江第一师范有个学生施存统(音乐家施光南的父亲)写了篇文章,题目是《非孝》,这篇文章在陈望道的指导下发表在《浙江新潮》上,抨击封建礼教。浙江当局视这篇文章为洪水猛兽,强扣以“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查封《浙江新潮》,对浙江第一师范的校长经亨颐撤职查办。此令受到一师校长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爆发了“一师风潮”。

 

▲早期《共产党宣言》版本。前排两册分别为陈望道译本的1920年8月版和9月版。

 

陈望道

▲1961年,上海市各界庆祝五一联欢会,毛泽东主席与陈望道(前排左三)亲切交谈。

 

毛泽东批注过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故居收藏的周恩来读过的《共产党宣言》。

 

  “一师风潮”得到全国文化教育界声援,浙江当局被迫收回成命。不过经过此事后,经亨颐还是离职了。“红头火柴”陈望道表示与校长同进退,主动离职,回了老家。

  经过“一师风潮”,陈望道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在《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他回忆,“一师风潮”后,“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也就有了更精的辨别……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陈望道接到《星期评论》约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来信,可以说正中下怀。

  1920年的早春,山区的气候还相当寒冷。陈望道躲进分水塘老屋附近的一间僻静的柴屋。端来两条长板凳,上面横放着一块铺板当做书桌,在泥地上铺上几捆稻草当做凳子。入夜后,点上一盏油灯,借着昏暗的灯光,埋头翻译。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袭来,常常使他冻得手足发麻。但他只是凭借柴屋里简单的用具,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

  邓明以在其所著的《陈望道传》中详细描述过陈望道蘸墨汁吃粽子这个故事的细节:

  母亲见他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身躯渐见消瘦,心疼极了,特地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义乌盛产红糖,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随带送上一碟红糖让他蘸着吃。稍待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陈望道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

  陈望道对翻译工作相当严谨仔细,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词典》《英汉词典》,斟词酌句,一丝不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周晔在他的最新研究中发现,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日文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如《共产党宣言》中的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日文版中译作“绅士、平民”,陈望道斟酌之后译为“有产者、无产者”,这种译法显然更符合《共产党宣言》的主旨。

  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随处可见一些开启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表现出了显著的中国特色。

  同时,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汉语的书面表达正处在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有些词句的表达方式与现在的文字不尽相同。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而陈望道译作:“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怪物”一词,似乎略有贬义,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却是一个准确的翻译。1932年版华岗译《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这样的:“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几乎与陈望道译本一样。在这之后,还有过“巨影”“魔怪”“怪影”等众多的译法。

  用“幽灵”比喻共产主义,最早出现在1943年博古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博古把这句话翻译为:“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的)幽灵。”又有些不够通俗了。

  当然,翻译讲究信达雅,译作的文学水平见仁见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但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含义,而且呼应了当时的文学改革运动,通篇以现代白话文译出,文字简明流畅,通俗易懂。

  《共产党宣言》全篇译文不足两万字,但陈望道“花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叠字斟句酌的译稿装入纸袋,抱于胸前,出得屋来。

  正是谷雨时节,天地间春花灿烂,新生萌动。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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