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阶平：给晚年周总理治病的亲身经历

　　我跟敬爱的周总理接触时间很长，越接触时间长，越觉得跟他接触就是受教育，我受周总理的教育实在太深了。我想先从看病问题说起。

　　周总理患膀胱肿瘤，是在常规检查时发现的，不是他有什么病状才检查的。接着，我们就赶紧加强检查，比较快就得到了证实。后来得到中央批准，要跟他讲这个事情。我很明白，周总理是相信科学的，是相信我们的，估计他接受治疗不会有什么大的困难，但是我不知道他还会说什么。实际上，我跟他说了这个检查结果，他一点也没有什么震动。他说：“我一定配合你们。”这句话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是，他在这句话后头还有一句话：“你们也要配合我”。这句话是在我意料之外的。我完全理解，他这是要医疗、工作两不误，医疗工作的安排要不影响他的工作，他是处处以工作为第一的。我马上就回答：“我们一定这么做。”可是我有个考虑，尽管膀胱肿瘤还不算是最坏的肿瘤，但毕竟它还是比较严重的，实际上最终一定要影响工作的，也就是说根本不能工作的，我也不希望有那一天，所以说到这儿就完了。后来，我们安排治疗，差不多都是适应他的时间，他是从工作岗位上抽时间来治疗。比如说，1973年3月9日我给他做治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3月8日去参加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妇女节招待会，然后回到医院，3月9日做治疗。他1974年6月1日又开始到医院治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5月31日刚刚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签订了两国建交问题的协定。可以说没有一次不是从工作岗位上抽出时间来做治疗的。1974年，已经知道他还有一个肠肿瘤的问题，已经决定要治疗了。可是那个时候毛主席在湖南，四届人大的安排在即，周总理不得不延缓治疗，与王洪文到长沙去见毛主席。回到了医院后，还继续工作，不仅看文件，批文件，还要见外宾。我记得，他住院以后，1974年，一直到1975年9月，大概他最后一次见的是罗马尼亚的外宾，其间他见了60多次外宾，不要说内宾了。他接受治疗，是以工作为主的，一直到最后离开我们。

　　他办事非常认真，一切都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认真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比如说，我们向周总理报告其他人的病况，上至国家领导人，各方面的高级干部，一直到工人、农民，他都是很关心的。他派我们去看王进喜，王进喜患癌症，住进医院了。我们回来以后给他汇报。我们知道，给周总理汇报工作，按一般的汇报方法是不行的。他完全是一种听的态度，非常认真，比我们想得细，想得周到。他要问你，你为什么说他是这个病，问你的根据，很细，他要弄得很清楚的。空手去汇报，那是不行的。我们去汇报那叫一个行列，带的东西多了，图谱、标本、X线片、显微镜，什么都得带。因为你说到哪儿，他就叫你拿出证据来。模型行不行，合不合比例，他处处在动脑子，很快会发现问题。去时都要充分准备，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汇报。汇报我们认为这个病有多大的把握，还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治疗，治疗前途如何，他一样一样地问。问到后来啊，我们都感觉周总理是医学专家。比如说，这个病是什么病，应该怎样治疗。他就问：不是谁谁谁也是这个病嘛？你们怎么说是那样治疗呢？他就要问你为什么这两个人治疗不同？最根本的是他对人的关怀，对国家事业的关怀，对国家前途的关怀，因此他一丝不苟，非常认真，考虑得细。那么，会不会被他问倒呢？他问你，你说不出来了，就被问倒了。问倒不要紧，他也不责怪你。我们就知道哪天不被周总理问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问倒我们，并不是吹毛求疵。他想得比我们深，比我们深得多。比如说， 有一次派我们到邻国去为一个领导人治病，说回来要汇报。当时病人已经病入膏肓，随时要出问题，生命不可能再挽回了。去那儿坐专机需要24小时，回来就要报告。先说口头报告，飞机上接到通知，要书面报告。我就要去了解情况，搞清楚了再回来。我事先都得考虑得很周到，怎么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把资料收集完全。为此，我事先通知当地使馆，请当地的医疗组带全资料到那儿等我。到了当地直接去使馆，简单说一下，马上决定由几个医生赶紧整理资料，然后自己看，回来后我就给周总理汇报，我在病报上写道：“除非出现奇迹，随时可以发生问题。”他看后就让我去口头再汇报。问，按你说就是没办法了？我说，随时就要出问题的。他问，他病在哪儿最主要？当然他知道，是肺部。他问，带的肺部的X片子上都有什么变化？我说有什么什么变化，同时又说了一句，那片子照得不好。因为我的确自己看的片子。他问，为什么照得不好？就这一句，比如我回答不出来，也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而我恰恰看了照得不好，当时又问为什么照得不好。据说那个地方也是极“左”路线，说照得好的技术员政治条件不够。来照的这个技术员哪，政治条件是好的，但技术差一些。他说：“噢，这么一回事。”他又问：“什么机器照的？”这句话完全出我意料。我说：“我不知道。”好！这就把我问住了。他又问：“你看见那机器没有？”我说：“我没看见。”这不又问住了。他也没怪我。因为事实上我是没看见。他说：“好，你回去休息吧。”几个钟头后他又叫我了。他说，你再去，带一拨医疗组的人去。到了机场我们碰头，我一看哪，有个放射科技术员，我也是熟悉的。我一看放射科技术员，就明白周总理为什么问那句话。你说那儿的技术员不是政治条件好、技术不行吗？我派个政治条件好技术又好的去。如果这个技术员懂这个设备，知道是个什么型的机器，知道是要什么条件的，他就可以准备得更充分。所以他当时问我是什么机器，不是要问住我，而是要知道派一个懂得这个机器的技术员去。你看这个多深呀！像这种事情可以说常常有。比如说，我们经常按要求去了解病人的病况，写病报，周总理看完一般都要批示，同意，或阅、已阅等。他每次看病报也是非常感动人的。给周总理的病报并不都是印出来的，有不少手写的，他就用红笔逐字逐个标点符号都看一遍，哪个地方错了，就给你改好。有一次，我在一个病报上写了一句：病人今日体温37.8度。我写病报应该说已经是有锻炼了。周总理在病报旁边括了一个括弧，加写了“昨日37.2 度”一句。这句话对我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因为你说37.8度，这是一个当时的情况，看不出一个趋向，是往好了走，还是往坏了走。他加写一个“昨日37.2度”，那就说明今天高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这病报没写好，我应该写“昨日37.2度，今日37.8度”。所以凡事都要细想，都要去考虑，不是一读而过。这是周总理的一贯的主张。

　　他的调查研究很深入，可以说是无与伦比。比如说，周总理召开一些工作会议，我们偶尔也在旁边。有这么一种情况：他到了，他就先看，问参加会议的谁谁谁怎么没到？有的人呢是有事来晚了，有的是秘书就没考虑到要找他来。他说，不行，请他马上来，一定要来。他真是细致啊！这时，他就不急着开会，他很忙，他在那儿先办别的事情，批文，批这个，批那个，大家等着，可以等上半个钟头，等这个人来了才开会。在对一个问题要作决定以前，他一定在关键性问题上问一些真正了解情况的人，或者是科学技术上的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说：哎，你说说什么意见？那人一说他的意见，我们就明白了，他的确是个关键人物。他调查研究不是说我调查研究，而是你们找来个人我调查。他知道谁是最懂得，要是这个人没来，他一定要等他来。他在病中还时时刻刻关心群众的一些事情。比如，他听说云南个旧这个地方患肺癌的比较多，马上就把我们肿瘤医院的院长李冰同志找来，说：“你们知道什么情况，赶紧去调查研究。”他是一刻都不停留，马上就过问。他有时进手术室之前，想到什么事情，马上就要先把那个事情问清楚，说清楚。那时候国家做肿瘤地区分布的调查，画一个肿瘤地区分布图。这个图也是世界上创造性的工作，国际上很重视。因为咱们国家大，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病，比如说，在北方患食道癌的病人较多，在南方，在广州、广西等地患鼻咽癌的人较多，分图上都表现出来了。这项工作是通过调查800余万人得出的结果。而参与这个工作的医务人员，间接的和直接的近200万人，规模很大，时间很长。周总理很赞许这个事情，立刻要他们做一个沙盘，并把这个沙盘摆到他的病房里。沙盘上什么地区有什么病，一目了然。他对这些事情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

　　周总理患病以后呢，我们有的领导就安排，在301医院对这个病赶紧做一些研究。当时我们医疗组的同志就定期去看。周总理很清楚，马上说：“你不要去。”不让我去，让其他外地两个同志去，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商议。因为我一去就泄了密了。别人会问，怎么我来看膀胱肿瘤的研究工作呢？他想得非常细，我们都想不到的。他就是从总的方面，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

　　过了几个月，医院里说发现一个好办法，用樨树碱，是一个抗癌药，中国有抗癌药，一种从樨树木来的，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有很多副作用，包括白血球降低了，包括尿血。周总理也知道这个药，因为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让我们去治疗过一个病人，是食道癌，用了这种药，副作用很大，所以他不愿意用。我们也知道不是不能用，因为不见得有好处，但是也可以考虑用。周总理说不愿用，我们也同意了。后来，叶帅就对我有意见，说我不相信中药。其实它也不是中药。中医当然我也不懂，但是我也接触很多。后来有一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当着我面，跟叶帅说：不是吴阶平不同意，吴阶平是同意的。是我不同意，是我自己不同意。这是来解脱我，不要因为这种事情让我有思想包袱，他对人的关心是没法儿说的。

　　我受周总理的教育是很多很多的，有的可以说是周总理给我的一些特殊的教育。比如说，1956年1月14日，周总理在怀仁堂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时间很长。报告说到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是通过三条途径：一条途径是社会实践，一条途径是业务实践，一条途径是理论学习。我是1948年12月从美国回来的，回来以后，很快参加了一个学习班，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引起我思想很大变化。我对周总理说：“您说的是社会实践，我有体会，您说的理论学习我也有体会，可是我在业务学习里头却没有……”他马上头一抬，说：“噢，那你说说你的业务实践是怎么回事？”我就稍微讲了讲我的医疗工作，说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当时国内对我的工作最重要的评价，就是对肾结核病有研究。肾结核病是国内当时一种常见病。我说我怎么怎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周总理听我说完了就哈哈大笑。他说，你为什么研究肾结核啊？我说，因为那是个常见病呐，病人最多啊。他说，你们过去作研究是这么作吗？我说，过去总是文献上作什么研究我们就跟着作，跟着洋人屁股后头，所以常常从文献到文献，文献里头做什么，我也做点或者补充一点，或者重复一点，根本与自己没关系，为研究而研究，不是为解决具体问题。他说，那你不是跟你原来作研究不同？他说，所以你是从实际出发的，你是从国家的需要出发的，从病人的利益出发的，那你不是得到了吗？那你思想上不是有了变化了吗？这句话实际上就使我开了窍，他说你已经得到了，可你没有体会。

　　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之后，周总理说，你是九大代表，我也是九大代表，你知道吗？八大的时候有个二次会议，所以开完九大你不要以为就没你的事了，你还得关心群众的事情，还得密切联系群众，还得做这个事情。八大有个二次会议，九大也许还有，有没有没关系，可是你还得关心群众，这么办吧，咱们俩来抓个点。这年的5月，北京礼花厂为庆祝“十一”国庆生产礼花时发生大爆炸，青年女工王世芬冒险去拉电闸，避免了一场更大的事故，自己却被大面积烧伤。周总理看到这个报道。1958年“大跃进”时，上海有个邱财康，烧伤39%，救活了。王世芬烧伤99%，大面积三度烧伤。报道说，休克关、感染关都过了，抢救效果好。他说，你去跑，跑完回来跟我汇报情况，咱俩来分析，然后你再去跑。我想，1969年，“文化大革命”相当紧张，周总理日理万机，哪有这个时间。但他作了这个指示嘛，我就王世芬烧伤的事去了解情况。回来后我就给他汇报，说明烧伤的严重程度等。他说：她现在这么严重，成为新闻人物，新闻记者去谁能挡住？这是头一条哪，新闻记者老去干扰，她怎么能够好好恢复呢？第二条，她营养跟得上跟不上？那时候她的呼吸道、食管上都有烧伤了，烧得太厉害了，营养跟得上跟不上？第三条，那时候是6月，天气热了，她怎么度过这个夏天？他这句话我懂。因为他从抢救邱财康就知道了，等到烧伤厉害的时候，虽然邱财康面积只有39％，已经就有一个夏天不好过的问题。人在夏天热的时候就出汗，出汗就是挥发，实际上是挥发热。人被烧伤以后，尤其是三度烧伤，把皮都烧坏了，就不会出汗了，所以她就不好过。周总理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是说得给她准备空调，这个他都想得非常细致。所以要控制新闻工作者，要保证她营养，要考虑她怎么度过夏天。然后我再去跑，回来再给他汇报，而汇报呢，也不能细说，他看到的问题比我们医生看到的医疗问题还准，有的问题准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比如说，我是泌尿科医生，那泌尿科问题我应该想得很清楚了，可泌尿科医生并没治过这种严重烧伤的泌尿问题，还不知道有些什么问题，我们的思想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观性。果然他问，王世芬泌尿系统有问题没有？我说，现在还没什么问题。而过了一段时间她泌尿系统出问题了。因为尿撒出来就沉淀了，尿壶里头就有尿碱了。因为她老躺着，尿在身体中也会沉淀，也可能有尿碱，就更容易得结石，果然她就出了结石。这些问题，使我知道，说是业务问题，可业务是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的，它总有道理嘛，怎么来认识？要很好地从全局来考虑，从全身来考虑。这件事使我就感觉到，在“文化大革命”这么忙的时候，周总理忽然想起让我去了解王世芬的病情，我想，就是因为当时我问了周总理从业务上怎么提高思想这个问题，他可能是在帮助我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要不然他那时候不会下功夫来跟我谈这个事情。所以说周总理对人的教育呀是有办法的，一言一行都是教育。

　　周总理是在1976年1月8日去世的。1月7日晚上11点多钟，弥留之际，他抬起头看见了我，说了这么几句话：“吴大夫，我这没什么事，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这是他最后一句话。这时候，他一心想的还是别人。

　　周总理关心别人，总是想着别人。北京饭店有一位朱师傅，一直为周总理理发。知道周总理病了，就老要给周总理理发、刮刮胡子，周总理就不让他来。他说，不要让朱师傅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会太难受的。周总理没病以前，那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在北京饭店旧楼，有次周总理去理发，朱师傅不小心一下划破了一点，朱师傅很紧张。他对朱师傅说：不是你的事，我一咳嗽，这就怪我。朱师傅后来在周总理身后为他刮的脸，当时他真是痛哭流涕呀！周总理一天的生活，尤其到了人民大会堂办公，到夜里2点多钟才回西花厅。回家以后床上有个架子，躺在床上垫着批文件，看材料，又得两个钟头左右，可能到4点钟左右才睡觉。睡觉起来10点钟、11点钟。到卫生间就是办公，有的事在卫生间就要处理了。

　　膀胱癌的特点就是容易复发。1974年5月，周总理出血很厉害，那样要输血了。可他绝不同意，说是毛主席接见外宾需要他去参加的，先打个招呼今天需要什么治疗，能够调整一下时间。结果有一次正在那输着血，忽然毛主席在那见外宾了，周总理也不准许我们说正在输血，拔掉针头就去参加。所以他考虑自己的身体完全是第二位的问题，工作是第一位的问题。

　　周总理的病一次一次老复发，老复发我们就很担心，老复发就说明长癌的趋势在那儿。1975年夏天，他忽然得了带状疱疹，俗话叫缠腰龙，一般都半边，它是根据神经来的。他得了一个头部的神经的带状疱疹，这是很痛苦的。从前以为带状疱疹叫作终生免疫，得了一次就不得了，其实这是不对的，得了一次还可能再得的，而且体力健康不好了才得这个病，使健康状况更加下降。他故去以后多年慢慢研究才知道，得了这个病以后对促进癌的发展是很严重的。所以在1975年的夏天以后他情况就不好了，9月那次泌尿科的手术后就不能做了，细胞变了，主要靠放射治疗，不能靠手术了。他的身体是全面的崩溃，抵抗力一点都没有了。身体抵抗力一点都没有，这当然和他长期工作担子重、精神上受折磨，尤其是受“四人帮”的折磨都有关系。

　　周总理总是说：把我推上这个历史舞台，我得用一切精力来把工作做好。所以一辈子都是贯彻这么一个主导思想，从来没考虑过自己。有一个材料介绍，周总理故去以后，联合国那时的秘书长是瓦尔德海姆，奥地利人，马上就提出下半旗致哀。有的国家就提意见，说过去我们这些国家领导人故去，你们也没有下半旗，那是不是今后我们国家领导人故去你也下半旗？他说，你们告诉我，以前或者以后，有没有谁说他身后一分钱没有，什么都没有，一切都为了国家，你们国家要有，我也给你下半旗。没有人说话了。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