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以用权大爱无疆——周恩来和他的堂弟周恩彦

　　我国的南大门广州是1949年10月14日解放的。广州获新生后没几天，随国民党铁路系统跑到广州的周恩彦想到了他的堂兄周恩来，就以长子周保昌的名义给周恩来发去一份电报，想请周恩来为他们父子在人民政权内谋一份差事，以期能有碗饭吃。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没有忘记他这位曾为革命做过有益工作的十三堂弟，但他决不因为自己与周恩彦的这层关系就给他以任何特殊，所以周恩来的回电很快发回了广州，但电文是：“请到原单位报到。”

　　四五十年后，周恩彦的三子周保章还就此事动情地对笔者回忆说：“接到七伯的电报后，当时已成年的我简直傻眼了。也就是说，这七个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了，我们虽然有七伯这棵‘大树’，却不能得到丝毫荫庇。几年以后，我才进一步认识到：七伯这七个字的电报宣告了一个腐朽政权的结束，另一个不徇私枉法的新政权从此开始。这样一个不徇私法的共产党政权必将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为了让更多的同志了解那一段历史的真相，笔者依据所掌握的资料，撰写了有关周恩来和他的堂弟周恩彦的一些往事，以飨读者。

　　周恩彦，字蔚人，是周恩来三伯父周贻谦的独生子，与周恩来为同一曾祖。周恩彦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生在淮安驸马巷周家老宅院，小时是和周恩来他们一起玩耍长大的。

　　周恩彦的父亲周贻谦是1910年把周恩来从淮安带去东北读书的人。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鸡鸣寺对美国记者李勃曼回忆起那次周贻谦带他出去的事时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也许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兄弟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后来周恩来东渡日本，收入颇丰的周贻谦又慷慨资助。1928年周恩来在天津开展革命活动遇险，周贻谦还曾冒险相救。因此确切地说，周贻谦既是周恩来的伯父，也是引领他外出求学的带路人，还是他的救命恩人。

　　周恩彦8岁时进家塾馆读书，后因功课一般，周贻谦便于1918年在天津津浦铁路局局长秘书任上将其带到身边，同年9月送入天津直指庵小学读书。不久，周恩来东渡日本归来，在天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哥俩便多了一些接触。周恩来的赤忱爱国、积极进取、无私无畏等曾给周恩彦童年的心灵以一定的影响。周贻谦也曾多次要儿子周恩彦向他的“鸾哥”学习。打那儿以后，周恩彦的学业便有了较好的进步。

　　1920年，周恩彦考取天津南开中学。他是继周恩来之后，周家又一位进南开中学读书的同辈兄弟。1923年，周恩彦于南开初中毕业后考入天津扶轮中学。这是相当于今天职业高中的学校，毕业后到天津津浦铁路会计处就业，担任司事。1932年他调到粤（广东）汉（汉口）铁路会计处（该处办公地点设在汉口），先任课员，后升任课长。

　　周恩彦在汉口期间的1938年，适逢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周恩来作为中共首席和谈代表暨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在武汉三镇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与周恩彦的交往自然多了起来。当时蒋介石为了抗日大局，多方延揽人才，特邀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并授他以中将军衔，给他以上将待遇。这样，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内就架设了一台可以与蒋介石和延安两方面都能直接联系的大电台。但周恩来担心蒋介石反复无常，为防万一，考虑到周恩彦多年在汉口任职做事的有利身份，于是将中共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备用秘密小电台架设在周恩彦住处楼上，以防止大电台万一被蒋介石查封后能用小电台继续与延安的党中央保持联系。为掩护这架电台，周恩彦冒着极大的风险，也做了不少工作。据后来曾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1991年对笔者回忆，当时周恩来是把这处秘密电台交给他管的，其他办事处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没让知道。后因日军进攻武汉，中共代表团及“八办”随国民政府撤走，这架小电台一次也未使用就撤走了。据周恩彦的儿女们回忆：当时他们几个尚幼的兄弟姐妹被周恩彦挨个拍着脑袋严格交代：决不允许上楼去玩耍！多年后才知道，原来当时楼上架有秘密电台。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为了回击国民党反动分子说共产党“六亲不认”、“共产共妻”等谣言，由周恩来的南开同学、时任国民政府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的赵光宸出面提议，把周恩彦的小儿子周保章、小女儿周保庄过继给周恩来、邓颖超做嗣子女，双方事先商量好：做了过继形式后两个孩子仍留在亲生父母身边抚养。就此说笔者还曾请教过赵光宸的长女、原在安徽马鞍山市供电局工作的赵忠绮而得到证实。这期间的周恩彦对革命是有一定支持和贡献的。当然，以周恩来无产阶级的博大胸怀，他是不可能狭隘地考虑自己什么子嗣的，那完全是出于当时革命工作的需要。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他也就没有给周保章、周保庄兄妹以嗣子女的名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随毛泽东与蒋介石等在重庆谈判之余，特意抽出时间约周恩彦到重庆曾家岩，哥俩从深夜1时一直谈到天亮。周恩来交代周恩彦一定要认清形势，千万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并说服周恩彦将其两个儿子周保常和周保章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就读，并定下了接送兄弟俩的地点和时间。后因时局剧变，加之1946年长江、嘉陵江涨春汛，使住在江北溉澜溪的周保常、周保章无法应约前往，造成周恩来的这一安排未能实现，也成了周保常、周保章兄弟俩的终生遗憾。

　　1948年，国民党政权已经快土崩瓦解，国民党特务们为“拽”住周恩彦这个与共产党要人周恩来有本家关系的人，以便造谣诬蔑，便千方百计地拉他加入国民党。周恩彦婉拒之后受到特务们的跟踪监视。1948年春末，周恩彦家买了一台干电池收音机，本来只是家用而已，没想到却受到了国民党特务们的怀疑。一个夏天的清晨，几名彪形大汉突然闯进周恩彦家，先是厉声喝问收听哪儿的广播，然后又强行将机件拆开，检查能否发报，弄得他们一家人终日胆战心惊，过着惶惶不安的日子。周恩彦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全家人的安全着想，只好屈服于特务们的压力，同意加入国民党，还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的头衔，从而在政治道路上铸成大错。

　　1949年，解放大军如滚滚铁流向南推进，南方各地为迎接解放，纷纷成立“应变会”。周恩彦因为是周恩来的堂兄弟，被公推为粤汉铁路局衡阳苗圃（铁路局所在地）应变委员会的副主任。国民党特务马上向当地主政的桂系头面人物白崇禧报告。白崇禧一看到“周恩彦”这个名字就神经紧张地问：“周恩彦与周恩来是啥关系？”当他一听是堂兄弟关系时马上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这是个危险人物，要严加监控。”从此，周恩彦家的周围一直是鬼影不断，常常见到那闪现着如狼犬眼睛一样的凶光。

　　广州解放后，周恩彦曾企盼七哥周恩来能对他有个关照，所以广州邮政业务一恢复他就向北京中南海发了上文说的那份电报，周恩来“请到原单位报到”的回电让他非常震惊，同时也十分敬佩中国共产党人不循私情、不谋己利的正确做法。1949年的10月底，周恩彦遵从周恩来所嘱回单位报到后被委任为广州铁路分局财务科副科长。1951年2月调武昌铁路分局财务科继续任副科长，1951年4月被调至湖南衡阳集训队受训，年底调回武昌集训队受训。1951年12月，他因曾参加国民党分区委的活动和包庇反革命分子被捕并判处7年徒刑，先后送沈阳新生砖瓦厂和内蒙古安北农场劳动改造，1957年1月因表现较好获提前释放去东北锦州大儿子周保昌处，并先后在女儿周保庄等处照料家务，1962年1月27日在安徽芜湖周保庄处去世。

　　据周恩彦的子女们回忆，结合我们所掌握的各方面资料看，周恩彦是位旧官僚家庭出身的人，他不信马列主义，也不反对共产党。对国民党诬蔑共产党的谣言，即便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他也敢在私下里讲真话，讲公道话。1946年国共和谈，他知道周恩来到了重庆，曾不顾个人安危跑到有特务日夜严密监视的重庆曾家岩50号中共办公地去找周恩来，表达人民希望和平、支持共产党的主张。他还曾在同事面前痛斥国民党打内战的做法；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国统区”的物价飞涨等也经常表示不满。这除了他自己正直诚实的一面外，也和他多次受到周恩来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经查阅相关档案，周恩彦在任国民党分区委员一职时，除了例行活动外，并无害人、坑人、破坏革命等罪行。他包庇反革命的事只是出于对朋友讲义气，忘记了或者还不了解当时人民政权的法令；被捕后他能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所以被减刑近两年提前释放。后来周恩来在京与亲属谈话时曾提到周恩彦说：“叫他去劳改，他没有怨恨情绪。”

　　在时过境迁的今天，还有人与笔者议论起周恩彦说：“如果周恩来干预一下，周恩彦完全可以不被人民政府逮捕判刑，即使判刑也不会这么重吧？”但是周恩来没有这样做。据周恩来的嫡亲弟媳王士琴老师1992年在北京朝阳区和平里家中对笔者说：兄长（王士琴对周恩来的称呼）对他的这位堂弟很关心，周恩彦被逮捕后兄长将自己的50元钱交给我们家老周（指她的丈夫，周恩来胞弟周恩寿），以恩寿的名义汇给服刑中的周恩彦。周恩来还让弟弟周恩寿给周恩彦带信，叫他好好接受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其实，周恩来对他的这位堂弟是很关爱的。1939年周恩来去绍兴祖居续写家谱时，他在绍兴周氏“百岁堂”家谱上特意写下“周恩彦，妻葛少文”，是继他自己和邓颖超之外唯一在《老八房祭簿》上写上夫妻两人名字的一个兄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不仅在经济上给周恩彦以适当支持，而且还曾让周保章、周保庄兄妹先后去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和他们夫妇一起过春节，享受天伦之乐，体味家人亲情的温馨。这是在周恩来的20多位侄儿、侄女中很少享受到这样待遇的两位。

　　周恩彦与妻子葛少文生有五男二女，长大成人的共有四位。葛少文去世较早，只活了36岁。他最小的女儿周保庄15岁就参加工作，曾被评选为全国铁路系统、省、机务段、妇联的先进工作者，但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就是加入不了中国共产党。上个世纪60年代她曾向伯伯周恩来哭诉，提出想登报和父亲断绝父女关系。周恩来谆谆教育这位侄女说：“你爸爸虽然做了对人民政权不该做的事，但是他现在年岁大了，已经不能自食其力了，你现在如果和他断绝关系就是把他推给国家和社会，更不利于对他的改造。更何况血缘关系还是断绝不了的。”后来，周恩来的这位侄女在他的教育下，42岁就退休回家，赡养有历史问题的父亲，直到周恩彦最后在她的身边去世。

　　周恩来从人民政权诞生起，就一直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总理等重要领导职务，权力不可谓不大。但是，周恩来在处理他的这些家事时，从不轻易动用自己手中权力去照顾亲友或为亲友们谋取私利，保持着共产党人谨慎用权的一贯做法；同时，他对自己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家属亲友们都能客观对待，并以自己的博大胸怀付出对他们的关爱，使这些亲友们感受到周恩来对他们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