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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儿周尔均谈周恩来:对烈士子女无微不至关怀 对亲属严格

2018年09月29日14:5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我第一次见七伯、七妈是在上海,时间是1946年的夏天。我那个时候在江苏高邮初中毕业以后,因为没钱升学读书,听说七伯周恩来到了南京、上海与国民党谈判,我和哥哥就找他们来了。我们见面是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周公馆”,马思南路现在改称思南路,门口挂着的牌子还是当年的牌子,英文是“周恩来将军公馆”,实际上是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用这个名义,为了便于对外活动。到那里后,是陈家康同志接待的我们,问了情况以后,他通报给七伯、七妈,他俩很快就从楼上下来。七伯、七妈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也十分关心,详细地询问我们这些年来的情况。特别是见到我们由于经济困难,一路从苏北走路、坐船过来,缺吃少穿,脸上还长了疮。七妈很疼爱地说,你们受苦了。她拿来药膏亲自给我涂上没两天就好了。七妈去世之前的几年,有一次,她老人家同我和我爱人邓在军谈起当年的情况,七妈说:“那个药叫‘如意膏’,效果很好,是进口的,现在没有了。看来,这样的药还得进口一点。”50年前的往事,这样的一个细节,她老人家都记得清清楚楚。

然后,七伯、七妈把我们带到他俩的卧室,关心地问我们是做什么来了,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们说想升学上高中,也想跟着你们干革命,希望能到延安去。七伯、七妈说,这个事情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考虑一下再定。

当时,我们是临时寄居在上海的舅舅家。住在施高塔路,现在叫山阴路,在虹口那儿。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七伯和七妈专门到舅舅家来看我,是坐了车去的。我那时看到的七伯、七妈显得特别年轻,七伯穿的是西服,七妈穿得也漂亮,上襟还佩了一朵花。我说:“七伯、七妈,你俩看起来好精神,真漂亮。”七妈就说:“你们不懂得,我们在这儿需要这样的穿着,便于在敌人的心脏里边活动、减少敌人的注意,也可以给你们舅舅家里减少麻烦。我们在延安住的是窑洞,穿的是土布衣服,跟这儿根本是两种情况。”

那次我们一起聊了很长时间,七伯、七妈才离开。后来他俩又找我们去思南路周公馆,专门谈我们所提的要求。七妈说,我和你们七伯一起商量过了,你们还是就地升学为好。我们与国民党谈判的形势很不乐观,内战随时可能打起来,也想过带你们去延安,恐怕有困难。你们还是留下好好读书,长知识,以后会有机会参加革命的。七伯说,要相信黑暗毕竟是暂时的,你们年轻,前途是光明的。他俩给我们留下了钱,还把七伯的衣服拿给我俩,每人分了一点。七伯、七妈还嘱咐我们,这里周围有不少国民党的特务在监视,好在你们年纪还小,但也要提高警惕,特地交代了一些我们注意摆脱特务盯梢的办法。我们就按两位老人家的意思留在上海念书,一直到高中毕业,后来于1949年6月参军到了二野部队。

回忆这段往事时,我曾经想过,当时如果能和七伯、七妈一起到延安去,早3年参加革命,对自己的成长会更有利。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七伯、七妈对这件事考虑得更周到,更着眼于长远。50年代我从外地调到北京工作后,常和在军去西花厅看伯伯、伯母,有时遇到他俩的义女孙维世和她爱人金山,一起聊天。有一天,维世大姐好像遇到什么事情,情绪不很好。那时是困难时期,没什么吃的。七妈就说,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我请客,在军和尔均当主人,跟维世和金山到西单的四川饭店一起吃顿饭。七妈这是为了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就在这次吃饭时,我们各自谈起了当年的生活、工作情况,还一道唱歌。中间,维世姐姐很有感慨地说:你们在上海都到了伯伯、伯母身边了,他俩没有把你们带去延安。而我们这些烈士的子女,爸爸、妈妈都是千方百计找到了我们,不但设法把我们送到延安,有些还送到苏联去学习,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可见他们对自己的亲属真正是分外的严格。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周家人也都知道。你看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没有一个是七伯、七妈给予特殊关照的。我们有个弟弟周尔辉,已经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分配工作了,组织上后来也同意把他在家乡淮安工作的爱人调来北京,七伯得知后说:现在精简城市人口,为什么都要女方往男方这里调呢?你应该带个头,你申请到你爱人那儿去工作好了。尔辉也很听话,自己主动申请,经过组织同意,就从北京钢铁学院调去淮安当了一名教师。对我们这些侄儿女辈,伯伯、伯母都是一样地严格要求,他俩也从不允许我们炫耀与总理的亲属关系。

以往也曾经有一些想法,七伯、七妈是不是对亲属要求太严了?其实,看似无情胜有情,他俩对我们晚辈的严是一种真正的爱,发自内心的爱。七伯、七妈有鉴于历史上晚清的八旗子弟,由于享受各种特权,生活优渥,游手好闲,一个个都败落了,最终导致满清王朝也垮掉了。他们很重视这个历史上的教训,因此对烈士的子女,既无微不至地关怀,又严格地要求。对我们亲属则是严格而又严格。同时,在政治上又都是一样的关怀爱护。就拿我自己来说,参军以后,我写信报告七伯、七妈,他俩马上给我回信,给予亲切的鼓励。我在进军西南的途中向他们汇报说,自己正在申请入党。七伯、七妈得知后非常高兴,立即回信,谆谆嘱咐我好好努力,争取早日成为共产党员。以后又不断地在通信中询问情况,继续给予鼓励。为我入党的事前后写过3封信,包括写给我们党组织的,证明我的父亲和家庭情况。我是在1953年12月被批准入党的,当天就写信报告七伯、七妈,很快就收到他们情深意切的回信。七妈在信中说:“知道你已经加入共产党,至为兴奋!”同时谆谆教育我:“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努力,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转为正式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地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不断地实践为要。”七妈在信中提到的共产党员的“三个必须”,今天读来,对我们大家仍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当然,以后到了北京,有机会当面得到七伯、七妈的关心与教诲,特别是在军在中央电视台担任导演工作,他俩常常给予鼓励和指示。生活上也是这样。1988年我在301医院住院做手术。在军去西花厅时,七妈特地把她用的一个闹钟让在军带给我。七妈说,这个闹钟是她平时用的,很准时,也好使,尔均住院做手术,要定时吃药,不能误了。可见,他们不论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们的关心真正是无微不至。所以我说,伯伯和伯母对晚辈亲属的爱,是最为深沉的、富有远见的爱。我们作为亲属,应该说是按照他们的教导努力去做,没有辜负了七伯、七妈的期望,今后,还应继续不断地努力,真正实践党员的“三个必须”,把它作为一辈子做人的标准。

说到西花厅,想起很多难忘的事。

有一件事情是西花厅的修缮。最初我们来西花厅的时候,从5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初期,这里非常破旧,不是一般的破旧。地上铺的砖既破损又潮湿,门窗有缝隙,透风。伯伯的关节有病,七妈的身体一直不好,这个环境对他俩的健康很不利。后来趁七伯外出的时候,何谦秘书主持把房子整修了一下,是属于很一般的装修。但是七伯回来看了后非常生气,没有进屋,也不回家住,临时住在钓鱼台去了。陈老总去劝也不管用。

后来我们去钓鱼台看他时,为了缓解伯伯气愤的心情,我就对他说:您平时教育我们要爱护国家财产,西花厅这个房子实在是相当的破旧了,这是历史文物,这样一种维护,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也没有什么大错,伯伯您就不要再生气了。七伯那天心情还好,他听了后点了点头,然后严肃地说:你说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并不是反对做简单的维修,问题是现在修得过了些,你要懂得,我是这个国家的总理,如果我带头这样做,下面就会跟着干,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再一级一级地这样下去,就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我看就很好了嘛!现在我们国家还穷嘛!还有很多群众没有房子住哪。伯伯问我,你看过杜甫的那首诗吗,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看过。七伯问我记不记得内容,我回忆了一下,并强调了最后那两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伯伯说,是啊!你看一下杜甫这首诗,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生气了。后来,何谦秘书把新装的部分做了改动,窗帘卸了,吊灯拆了,床也换回去了,伯伯才勉强同意住回西花厅。这件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今天想来还像是昨天一样。

第二件事情是在1959年,我和在军去西花厅见七伯、七妈。七伯问我,听说你调来北京工作了,在哪个单位?我说是总后勤部卫生部。七伯就问我,你们部长是谁?我说是饶正锡。七伯说,噢,他是从新疆调来的,我很熟悉。正好我调来后熟悉了饶正锡同志的简历情况,我说,是这样,他担任过新疆迪化市的市委书记。七伯说:“哎!你怎么说是迪化呢?”我理解七伯说这话的意思,因为迪化市已经改名乌鲁木齐市了。我说,我知道迪化现在已经叫乌鲁木齐了,我是看到他当年的任职表上是迪化市委书记。

七伯说,噢,是这样。然后又问我:“迪化”这两个字,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说,迪化的“化”应该是同化的意思。因为迪化是在新疆嘛,我马上联想到,新疆是少数民族的自治区。但是对这个“迪”字,当时我没来得及深想。七伯听了还是很高兴,鼓励我说:哎,你这个答得不错。伯伯就讲,“迪化”,迪就是“启发”的意思。这是过去对我们少数民族的一种不尊重,对新疆要“启迪”,“同化”。

七伯接着又问,你能举出多少像这样的地名,就是类似对少数民族带有歧视或侮辱性的。我和在军就边想边说,回答七伯的提问,伯伯在一旁也帮我俩提醒,帮助凑。比方说“绥远”,原来有个“绥远省”。比如说“镇南关”,当时已改成“睦南关”。比如说“安东”,改成“丹东”。还有“抚顺”、“安塞”,等等。类似的地名,当时一起凑了不少。七伯就讲,你看,我们过去大汉族哇,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有的现在都已经是国家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各个民族之间都是一律平等,各个国家之间也都是一律平等。

平时跟七伯、七妈在一起谈心,他俩都是以这种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晚辈,总是针对现实的问题,深入浅出地给我们以教育启发。

再一个例子,七伯有着高度的原则性,对待和处理任何事情,旗帜都非常鲜明。在伯伯那儿谈话,他对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分得一清二楚。他可以听我们汇报工作情况,他也借这个机会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从来不会轻易表态,更不准我们传达他的意见。这是一个原则。这个道理我们也都明白,从来不给七伯转信或传话,这是纪律。

但是,也有一次例外。这是1955年,我还在重庆工作,有一次到北京来汇报有关肃清反革命运动的情况。当时,开展肃反运动是必要的,但也存在打击面宽了的问题。这一点我是后来才明白的。那次来京汇报中间,去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伯伯听我说起是来汇报“肃反”的事情,神情一下子变得十分专注。他问我:你这个单位的运动进行得怎么样,查出一些什么问题?因为我是专程来总后勤部汇报这件事,所以回答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单位查出了多少名反革命分子,多少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等等。七伯听后,马上就说:这里面有问题。他问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单位,我回答是个军级单位。伯伯就说:一个军级单位,何况是部队,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反革命,不可能有这样多的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这可是关系到很多人政治生命的大事。他接着说,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们单位的领导同志,就说是我的意见。我回到重庆后,立即向本单位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汇报了,这位领导同志名叫卢南樵,后来担任过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当时我向他汇报说,周总理有这个指示,听说我们查出了这么多反革命,有这么多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总理说,不可能那么多,打击面宽了。卢南樵同志十分重视,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学习周总理的指示,并当即采取措施贯彻落实,如实纠正偏差,保护了一大批人。

这个例子说明,伯伯历来关心和爱护所有的人。正如我们后来在一首歌中说的那样:“把所有的爱装在他的心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这样。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含糊的。

(作者系周恩来侄儿,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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