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送别

编者按：《西花厅岁月》给当代中国人展示了一个过去时代的领袖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当今善于炒作的书商们惯用的“猎奇”和“揭密”，打动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亲切，从容和真实。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亲情友情，普通人的烦恼和心焦，也会放歌纵酒，也会泪洒人前，这样的领袖少了仙气，却多了人民的爱戴。

本书系赵炜著、泠风执笔、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选择；意想不到的调动；走进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周总理；进入周总理办公室等内容。本文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西花厅岁月》图书连载节选。

12日上午，钓鱼台宾馆派人给邓大姐送来两盆盛开的水仙花，表示宾馆全体同志对周总理的悼念和对邓大姐的慰问，我们把花收下了。高高水仙花开得十分茂盛，我想家里热，水仙花很快就会开败，不如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放在周总理的骨灰盒两边，让它们陪伴着周总理，同时也寄托钓鱼台的同志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片深情。

　　我把自己想法同邓大姐讲了，她表示同意，并让我马上送过去。这时正好是中午12点半，劳动人民文化宫外面还排着很长的吊唁队伍。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把水仙花摆放在骨灰盒的两侧，素雅的白花顿时使庄严肃穆的灵堂增添了几许生机。二十年后从一位经办同志的嘴里，我才知道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那时每天去劳动人民宫去吊唁总理的人数和时间都要受到限制，但实际上组织者既不去限制也不想阻止，所以来吊唁的人实际是规定人数的两倍。

　　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群众献的花圈很多，连纪念碑四周的小柏树上也扎满了白花，周总理的大幅遗像被挂在纪念碑的正面，很多人还献上了悼念周总理的诗文。回到西花厅后，我将自己亲眼所见的情景告诉了邓大姐，她从中得到很大的安慰。

　　在三天的吊唁中，西花厅一直很平静，因为邓大姐让我婉言谢绝了所有想来看望她的客人。

　　1月14日晚上，我们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因为邓大姐吃完晚饭后要在7点钟准时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第二天将是周总理的追悼大会，我要陪着她将周总理的骨灰送到人民大会堂。

　　我扶着邓大姐来到周总理的灵堂前，她站在骨灰盒和遗像前三鞠躬，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也站在两侧随同邓大姐一起三鞠躬。随后，邓大姐轻轻捧起周总理的骨灰盒，转身向同志们说：“我现在手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听到邓大姐这两句感人至深的答谢，灵堂里一下子悲声四起，哀乐被哭声掩盖。邓大姐强忍着悲痛，手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在凛冽的寒风中向外走去，我和护士刘新莲怕她捧着那个沉重的骨灰盒太累，就从两边各伸出一只手帮她托着，后面，那些曾经为周总理守灵的同志们紧紧相随。

　　在周围的一片哭声中，邓大姐上车了，我们的车缓缓离开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不知为什么，那天的夜晚天特别的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但奇怪的是，天安门前面那段路没亮一盏路灯，整个广场一片漆黑。这是谁的主意？我们悲痛的心又蒙上了一层气愤。汽车在黑暗中慢慢地行走，我掀开窗帘向外看看，呀，路两旁站满了人。也许，人们想到了今晚会将周总理的骨灰移送到人民大会堂，因此，他们不顾寒冷在这里等候。这时，邓大姐嘱咐司机说：“慢点开，别碰伤人。”那天晚上天安门前为什么不开路灯？这是有人预先布置好的还是突然的事故？这在我心中成为一个始终猜不出结果的谜！

　　汽车在大会堂的车门停下来，邓大姐慢步走上一级级台阶，最后亲手将周总理的骨灰盒安放在台湾厅。只所以选择把总理骨灰放在台湾厅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周总理生前一直关心和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很多年来他一直在期盼台湾的回归。让他骨灰于存在的最后时刻摆放在台湾厅，寓意着他的心永远和台湾人民在一起，也意味着周总理的遗愿就是两岸人民的统一早日实现。周总理的骨灰在台湾厅停放了一夜，第二天又送到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

　　1月15日下午，周总理的追悼大会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大姐饭后稍事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就准备前往会场。出发前，邓大姐对我交待说，追悼会后还能有点时间，将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和亲属留下来，我要对他们讲几句话。邓大姐想讲些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时也没时间细问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即通知有关同志具体安排。

　　二时十五分，邓大姐离开西花厅去人民大会堂。下午三时，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响起哀乐，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开始了，大厅里又是哭声一片，有的人甚至哭得昏倒了。然而，这一刻的邓大姐特别坚强，她身着一套十几年前做的黑色旧西装，一个人坚强地站在家属的位置上，虽然泪水从她的脸上不停地往下淌，但她没有哭出一声，透过悲伤的面孔，表现出的是一个老革命者非同寻常的坚毅。看到无儿无女的邓大姐一个人站在前面，再看看她的神情和脸上的热泪，人们的心都要碎了，我更是难过得只想流泪。那天，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的悼词，当时毛主席已经身罹重疾，他已经无法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了。

　　开完追悼会，邓大姐带着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在那里，她亲手打开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装在四个塑料袋里，还不时地拿起一块遗骨仔细地看看。邓大姐含着泪水对周总理说：“恩来，我完成了你的意愿，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看到我们流泪，她又说：“要化悲痛为力量。”

　　骨灰装好后，我们开车去通县机场。这一天，虽然老百姓都不知道周总理的骨灰什么时间送走，在什么地方扬撒，但他们还是早早地站满了西长安街两侧，每一个人都想最后再送周总理一程。然而，由于邓大姐一再强调保密，不要再惊动人民群众，车队只好从人民大会堂西北门出来，上了长安街后一直往东开，等到群众发现时，我们已经走远了。

　　这一晚，好像老天爷也知道我们要送周总理似的，明月高悬，繁星闪烁，夜空格外清澈。在通县机场，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二”型飞机正等在那里，治丧委员会的两位同志和周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将代表邓大姐去撒骨灰。飞机起飞了，邓大姐、医生陈士葆、护士刘万莲和我一直站在冰冷的土地上静静地目送，直到飞机穿入云端。

　　回家的路上，邓大姐对我说：“我一块石头落地了，恩来的骨灰撒掉了，我很高兴，也得到安慰。”我们到家时已经八点多了，在家的同志都在客厅等候邓大姐回来。我们进门后，邓大姐在客厅稍稍坐了一会就起身慢步走进总理的卧室，她对着墙上周总理的遗像对我说：“完成了恩来的嘱托，恩来的愿望实现了。大家都不要哭了，要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要继承死者未完成的事业“。撒周总理骨灰的飞机预计夜里12点才能回到北京，邓大姐身体不好，我们让她先休息，由我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空军的报告。这次飞行对于空军的同志来讲是终生难忘但同时也是极为难过的一次任务，空军司令员张连发亲自守在电话机旁，每当得到机组的一点情况就及时打电话向西花厅报告。夜里12点，负责撒骨灰的四位同志顺利完成任务，按原定计划准时返回北京。

　　第二天，邓大姐一起来就问我昨晚撒骨灰的情况。我将空军报告的情况简单讲了一下，邓大姐马上说：“等9点钟老张和小高他们来了就知道全部经过了。”不到九点，邓大姐已经在客厅的门口等着了，她心里急于要见到张树迎和高振普，了解昨晚的每个细节。当老张和小高进来时，邓大姐上前紧紧抱住他们二位说：“我谢谢你们！也代表恩来谢谢你们！你们俩为恩来同志服务到最后。”

　　张树迎和高振普向邓大姐详细汇报了撒骨灰情况：周总理的骨灰由他俩往下撒，飞机起飞后不久，首先在北京上空撒掉一份；第二站是密云水库；第三站是天津海河；第四站是山东黄河入口处。当时，邓大姐再三交待我们，不管谁问，也不要说出周总理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在邓大姐在世的日子，我们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她去世后才把周总理骨灰的撒落地点透露出来。

　　听完汇报后，邓大姐走到周总理卧室的办公桌前，对着他老人家遗像下的空骨灰盒对我们说：“现在面对着恩来同志的骨灰盒对你们说，恩来同志生前十几年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的骨灰已经撒在祖国的江河和大地上，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时候，希望你们今后在不同的岗位上支持我也这样做。这个骨灰盒可以留给我用，这样可节省一个。”

　　丧事办后，秘书们开始清理周总理文件，服务人员也要清理周总理用过的生活用品，没有周总理的西花厅变得冷清起来。几个月后，周总理的秘书和卫士们都陆续调到别的部门工作，西花厅只剩下了女主人邓大姐、一名司机、一名服务员、一位厨师和我几个人，我们要慢慢地习惯没有周总理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