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遗体告别 江青来得最晚进门就大喊

编者按：《西花厅岁月》给当代中国人展示了一个过去时代的领袖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当今善于炒作的书商们惯用的“猎奇”和“揭密”，打动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亲切，从容和真实。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亲情友情，普通人的烦恼和心焦，也会放歌纵酒，也会泪洒人前，这样的领袖少了仙气，却多了人民的爱戴。

本书系赵炜著、泠风执笔、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选择；意想不到的调动；走进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周总理；进入周总理办公室等内容。本文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西花厅岁月》图书连载节选。

那一年，周总理住院以后我就不回家住了，经过组织同意，正在上学的女儿接回来后也住在西花厅。我告诉女儿，你如果醒来夜里发现妈妈不在的话不要找，妈妈是陪奶奶去医院看周爷爷啦。自从周总理做过第四次手术后，西花厅的空气就变得凝重紧张起来，因为邓大姐每天要去医院，很多工作人员都住在西花厅，连司机也不能回家。

　　过了1976年元旦，周总理的病情更重了，我们每天从医院回来得很晚，夜里也经常接到电话让我们再过去，有时甚至人刚回来电话也到了，我们不得不转身上车又往医院跑。这一切，都说明周总理的情况十分不好。1月5日，周总理又做了一次大手术，这是他入院19个月以来的第六次大手术，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手术。那天，我陪着邓大姐直到夜深才从医院回来，刚进门不久，医院又来电话叫赶快去，这次是告急的。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周总理在世的时间可能不长了。

　　那些日子，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心中始终忐忑不安，电话铃一响，就怕是医院来的。平时别人一提起医院，我的心就突突地跳得厉害，我害怕听到电话那边说出“总理病危”的字眼。

　　事情说来也巧，自从过了元旦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去医院的，但偏偏在1月8日早上，邓大姐不打算去了。原来，我们7日晚上从医院回来时周总理的病情还算平稳，那天邓大姐就打算下午再去医院。

　　早上8点半，邓大姐让我打电话给医院那边问问周总理的情况。值班同志告诉我说情况还好，就是昨天晚上你们走后不久，总理也不说什么，眼睛来回看，就像找什么似的。问他有什么事吗？他不吱声，摇摇头；让他休息，也不闭眼睛。我们也都感到奇怪，但看样子精神还可以，今天早上病情也平稳。我告诉他们邓大姐说今天上午不去了，等总理找时再过去。

　　放下电话后，我把情况汇报给邓大姐，她也比较放心。谁知前后不过半小时，我就接到医院那边来的电话，高振普说：“快！快！！快来，情况不好，马上来。”从他的声音里我听出不好，放下电话时腿都软了，说话声音也发颤。我马上叫司机把车开过来，自己就急忙去找邓大姐。这时，邓大姐正在卫生间，我站在她的背后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色苍白，就尽量镇静地说话，不使她觉得有什么意外。我说：“小高来电话啦，让马上去医院，车已经准备好啦，咱们快点去吧！”邓大姐说：“刚才打电话还没让去。好！马上走。”说完我们就急急忙忙出来上车。

　　快要到医院时，我想还得先让邓大姐有点思想准备，就说：“小高讲了，情况不太好。”邓大姐听了紧咬双唇，没说一句话。

　　下车后，我扶着大姐急急忙忙往病房走，当走到病房门口时，就看到两边站满了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再仔细看看，整个病房都变样了，平时放的东西全部被撤掉，病床旁全是抢救用具，医生在那里尽力进行抢救，但看样子是希望渺茫了。

　　虽然还未走到床边，我已经全明白了。邓大姐走到周总理的床边一看：来迟了！

　　邓大姐一下子倒在周总理的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医生还在想尽一切办法抢救，我的两眼已被泪水模糊了视线。但此时我的重要任务要扶好邓大姐，我就紧紧拉着她的手，生怕她一下子因悲伤过度而昏倒。

　　1976年1月8日九时五十七分，病房里的心脏监护仪上划出了一条直线，周总理真的走了。

　　顿时，病房里痛哭声一片。邓大姐用哆嗦的双手摸着周总理的面颊，最后用嘴亲吻着周总理的额头。她边哭边喊：“恩来！恩来！你走了……”

　　邓大姐喊着，哭着，悲痛欲绝，病房里也是一片抽泣声。

　　护士走过来，把一块洁白的床单盖在周总理身上。这时，医生让我劝邓大姐离开床边。我也意识到她不能留在周总理身边了――她的心脏不好，多年来一直用药维护，万一出点事后果就不堪设想。我赶快扶着邓大姐往客厅走，想让她休息一下。邓大姐也理智地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感情。

　　我搀扶着邓大姐来到客厅，她坐在东边靠门的一个沙发上，我没敢坐远，拿了一个小马扎坐在她的身后。

　　很快，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来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最先来的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同志，其他人也陆陆续续走进来。江青来得最晚，可她一进门就在走廊里喊：大姐在哪里？大姐在哪里？这时，邓大姐走出去，江青上来拥抱大姐，嘴里不知说些什么，我站在旁边听不清楚。事后听同志们讲，江青告别时连看都不看周总理一眼，大家看到这种情景都非常反感。

　　上午11时，中央领导同志到齐了，邓大姐向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转述了周总理生前提出的三点请求和她个人的意见。

　　邓大姐说：“一、他十几年前的意愿，请求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撤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二、不要特殊不要超过任何人（这是指对他的后事处理）；三、不要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对恩来同志的丧事要从简，数九寒天，群众太冷，死者什么也不知，所有的一切为了给活人看，浪费人力、物力。上述三点请求报告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对恩来的丧事一切由组织决定，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希望能满足恩来同志的要求。”

　　邓大姐说完话，马上发言的是李先念同志，他说：“对总理不能不搞追悼会，今后如果不搞追悼会，现在也不能拿总理开刀，这是违背民心的事，我们无法向人民群众交待。”紧接着邓小平同志说：“我同意先念的意见，追悼会一定要开的。”没有人提出别的意见，大家的一致看法是，悼念、告别、追悼会都要搞，一切都待请示毛主席最后决定。中央领导人离去后，要将周总理的遗体送往北京医院，根据安排，邓大姐就不随着灵车去了。当时，我心情很矛盾，又想送送总理，又想照顾好邓大姐。在西花厅工作了那么多年，如果在这最后时刻不去送送总理，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遗憾之事，我无法抑制自己，终于下决心向邓大姐说明了自己很想送送总理的心愿。我说：“大姐，让我也去送总理吧！”邓大姐很理解我的心情，当即同意同时催我快走，因为其他同志已经上车，我再不走就晚了。

　　我马上向外跑。有人在后面喊：你不要去，在家里照顾好大姐。我边跑边说：“有人照顾，是大姐同意我去的。”

　　当我们把周总理送到北京医院时，所有的人都放声大哭，经过再三的劝阻和动员，我们才依依不舍地边哭边喊告别了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的上午，一个我永远不会忘怀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