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总理的夫人很难

编者按：《西花厅岁月》给当代中国人展示了一个过去时代的领袖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当今善于炒作的书商们惯用的“猎奇”和“揭密”，打动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亲切，从容和真实。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亲情友情，普通人的烦恼和心焦，也会放歌纵酒，也会泪洒人前，这样的领袖少了仙气，却多了人民的爱戴。

本书系赵炜著、泠风执笔、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选择；意想不到的调动；走进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周总理；进入周总理办公室等内容。本文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西花厅岁月》图书连载节选。

我在邓大姐身边几十年，对她的性格和能力都十分熟悉。邓大姐是那种不追求名利地位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同周总理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常常为了大局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1976年12月，邓大姐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整天处于文件多、开会多、外宾多的“三多”状态。但此时的她，似乎全身的能量都被调动起来，常常工作起来就忘了休息。看到邓大姐如此高龄还能这样精力充沛地工作，我常常想，以邓大姐这样的资历和经验，解放后这么多年都没有担任国家的高职，这对国家来说是否也算一种损失呢？

　　后来我听说，早在1975年周总理在世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批示过让她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可周总理不同意，就把这事儿给压了下来。我不知道这话是否当真，有一次就同邓大姐说起来。邓大姐可能早就知道这件事，她听后平静地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那时不让我上是对的。如果恩来在的话，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副委员长的。”确实，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妻子，如果邓大姐那时就出任人大副委员长，可能也很难处理各方面和关系。想来周总理当时也是有很多考虑，才不同意邓大姐出任高职的。

　　“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 那次我和邓大姐聊天，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邓大姐还告诉我，周总理同她有个君子协议：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因为这个协议，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大姐出任政务委员职务，周总理就没让她让。不仅如此，在很多场合，周总理也尽量“压低”邓大姐，使她在物质上和职务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邓大姐回忆说：“定工资时，蔡大姐定为三级，我按部级也该定五级，可报到他那里给划为六级；国庆10 周年上定上天安门的名单，他看到有我的名字又给划掉了；恢复全国妇联时，他也不同意我上。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压低我。”

　　虽然邓大姐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也很坦率地认为她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为周恩来的关系人家才要选她的。但是，对于周总理生前的种种考虑，邓大姐也能十分理解，从性格上说她也不是那类看重名誉地位的人。“遇事我是非常谨慎的，这你可能有感觉的。”邓大姐笑着说，“我做了名人之妻，有时也要有点委屈嘛。”

　　作为总理的妻子邓大姐的委屈其实并不少，比如，她陪周总理去外地工作，因为没有个人的工作安排，她便自己交房费，连服务员的费用都自己付。邓大姐也不向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夫人经常出现在交际场合，她很少陪周总理外出，就是有时因公陪同出去也要向组织写报告，经过批准才去。多少年来，邓大姐处处谨慎，总是尽量避免给周总理的工作带来麻烦。

　　在西花厅，邓大姐将自己的位置摆得恰如其分，凡是周总理的三保（保工作、保健康、保安全）工作需要邓大姐做的事，邓大姐都是以家属和党员的身份配合做好；如果确实需要我们做什么事，她也总是用民主的态度和商量的口气提出要求。

　　人们一般认为，凡是周总理知道的事，邓大姐也一定会知道，其实不然。周总理去世后，有一次一位同志和邓大姐说话时提到一件事，邓大姐听后一脸狐疑。那人惊奇地说：“怎么？邓大姐你不知道呀？”邓大姐说：“你们别以为恩来知道的事我全知道，没有那么回事。”

　　从生活上，邓大姐对周总理的照顾比较多一些。为了不让周总理分心，身为总理妻子的邓大姐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处理好亲属间的事。周总理的亲属比较多，邓大姐主动承担起照顾周家亲属的任务。从建国以后，周总理和邓大姐就开始用工资的结余部分资助周家亲属的生活并接济他们来北京治病，直到周总理去世后多年，邓大姐还一直管着她们。在接济周家亲属这个问题上，邓大姐从不让周总理操心，总是慷慨解囊。邓大姐说，这是为国家减轻负担，要是不安排好这些人的生活，也会给周总理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作为总理夫人，这也是她要尽到的责任。

　　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邓大姐摆脱了“总理夫人”的束缚，她尽自己的所能努力工作，在四年的任期里干得相当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