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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了“李知凡太太”

2018年09月13日15:4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西花厅岁月》给当代中国人展示了一个过去时代的领袖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当今善于炒作的书商们惯用的“猎奇”和“揭密”,打动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亲切,从容和真实。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亲情友情,普通人的烦恼和心焦,也会放歌纵酒,也会泪洒人前,这样的领袖少了仙气,却多了人民的爱戴。

本书系赵炜著、泠风执笔、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选择;意想不到的调动;走进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周总理;进入周总理办公室等内容。本文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西花厅岁月》图书连载节选。

  在邓大姐身边工作,我当然对她过去的经历知晓一些,但对许多史实的详情却不甚了解。比如我曾听说过邓大姐抗战前在北平养过病,但是具体时间、地点、情节却全然不知,后来,还是邓大姐促使我全面了解这段历史的。

  记得那是1973年的春天,有一天上午,我走进大姐的办公室发现她坐在沙发上沉思。“大姐,有什么事吗?”我悄声问,以为是出了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正是“文革”时期,每天都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邓大姐让我帮她拿出办公桌的抽屉钥匙。

  “要什么?”我问。

  “把我的小笔记本拿出来吧。”邓大姐说的这个本子我非常熟悉,这是她经常抄录东西的一个小本子,平时就锁在抽屉里。

  我拿出笔记本,邓大姐又说:“还有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里面装的是旧报纸。”我上下翻看了一下,在抽屉最底下发现了那个牛皮纸信封,就抽了出来。我把信封旧报纸拿出一看,里面有一篇写有李知凡太太标题的剪报。

  “是‘李知凡太太’,对吧?”

  “对。你可以拿去看看,看完了再还我。”邓大姐说完就没讲什么,我们打开文件夹开始日常办公。

  快到中午,我拿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心里急火火地想读邓大姐保留下的那篇文章。以前,我从未见过邓大姐保存的剪报,那么,她把这篇文章保留下来一定有某种特别的意义,要不,她为什么还让我拿来看呢?

  我坐下来,急不可待地读起《李知凡太太》,甚至到食堂打饭菜也是连跑带颠,饭买回来也顾不上吃,就一口气先读完了那篇文章。读着读着,我明白了,这位李知凡太太不就是大姐嘛!这篇文章讲的是邓大姐1937年在北平养病时的往事,作者胡杏芬是当年和她同居一室的病友。

  下午,等邓大姐起床后,我把纸袋还给她。“大姐,文章看完了。”

  “哟,你这么快就看完了?”邓大姐挺惊讶。

  “拿回去就看呗,我看完了才吃的饭。”我说着又拿出钥匙,细心地把牛皮纸袋锁到抽屉里。

  “你看出‘李知凡太太’是怎么回事吗?”邓大姐问。

  “是写您的。”

  邓大姐点点头。

  “写得太好啦。”我由衷地说。

  没等我接着问,邓大姐就缓缓给我讲了起来:“那是1937年初夏的事啦,我的肺病又复发了,经过邢太太(即徐冰同志的夫人张晓梅,地下党员。)联系,党组织决定我到西山的平民疗养院疗养。那是一所私人疗养院,距离城市很远,地方也偏僻,但是环境很好,靠山,安静,景色也秀丽。因为收费便宜,那里的病人大都是学生和教职员工。李知凡是恩来的化名,我当时的化名是李扬逸。胡杏芬是我的同屋室友,我们俩朝夕相处,成为很好的朋友。那时她叫我‘我的太太’”

  谈到胡杏芬,邓大姐流露出很深厚的怀念之情,“她是一个很有文学才华的青年,为人很好,也很真诚,可是她这个人感情脆弱,性格孤僻,都有是环境造成的。”邓大姐说,她到重庆后知道胡杏芬又住院了,就马上去看她,后来她病重时还和恩来一道去医院看过一次,但那时胡杏芬已经起不来床了。后来,胡杏芬住在歌乐山上,离重庆市比较远,因为交通不方便,邓大姐也很久没去看她。“有一次,我和恩来去沙坪坝看一个同志,恩来想起这里离胡杏芬家不远,就说好久不见胡杏芬了,去看看她吧。谁想到我们到她家才知道她已经去世了。当时我们心情很沉重,问清了埋在什么地方后还到她墓前凭吊了一下。她去世的时候才26岁,死得太早啦,真可惜。”讲到胡杏芬的去世,邓大姐的声音有些嘶哑,听得出,她老人家对这位昔日病友的早逝感到十分惋惜。“我和恩来那时工作忙,本来她有什么话都对我们说的,在她走之前,我和恩来什么忙也没帮上,没有尽到朋友的责任。”说到这儿,邓大姐的语调中透出些许内疚,这让我感到十分感动,邓大姐的工作这么忙,一个偶然相识的病友还竟让她在心里惦记了好几十年。

  听邓大姐讲,胡杏芬之死是因为她结交了一个男友,而且在他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但那个人没有考虑到胡杏芬的身体情况,让她怀了孕,因而不得不流产,这就导致了她的病情恶化。而在这种时候,那个无情无义的男人又离开了她。恋爱上受到的打击和病体的折磨,使胡杏芬一下子就垮了。“她最后死得很惨”,大姐有些伤感地说。

  沉默了一会儿,邓大姐又缓缓背出四句话:“人本孤独生,当作孤独想,尝尽孤独味,安然孤独死。”

  “这是胡杏芬写的,她把自己的一生看得很透,真的就这样孤独地离开了人间。”大姐说,她和恩来不愿意胡杏芬就这样孤独地埋在山里,商量后决定为她立一块墓碑。回到重庆,他们就选好石料,还请石匠在墓碑上刻了两行字:“胡杏芬女士之墓,李知凡、李扬逸共立”,碑 刻好后,本来邓大姐和总理想亲自立到墓前的,可由于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结果这块已经刻好的碑就一直没能立成,后来也不知失散到哪里了,几十年来,这也成了邓大姐心中的一件憾事。

  关于《李知凡太太》,据邓大姐讲,最早是发表于1941年。当时她在重庆不好发表,就让友人寄到上海的“妇女知识丛书”发表了。后来朋友把剪报寄给她,她就一直珍藏着。这几年,她怕文章放久了纸会坏,又让人帮着重抄了一份,“这也算是我和她的偶然相遇的纪念吧。”

  邓大姐对胡杏芬的这份友情让我心动,我问她:“大姐,解放后您去过疗养 院吗?”“没有”。邓大姐回答。我想,以后有机会应该陪她到西山走走,也许我们还能找到当年的疗养院遗址呢。

  机会终于来了。夏日的一天,我陪着邓大姐去西山寻访她当年疗养过的旧地。那天,我们吃完早饭就动身了,到了西山后很快就找到了疗养院的故址福寿岭,巧得是,疗养院的那些旧房子也还在。邓大姐的记忆真好,一看到那排陈旧的平房,她就兴奋地指给我说:“这是男病人住的房子,我们女病人住的还得往上走一点,在小山坡中。”我们本来还想往上走去看看邓大姐住过的病房的,后来遇到一位老太太,告诉我们说上面那排房子已经倒了。邓大姐上前和老太太聊起来,故地重游她显得格外高兴。说来也奇怪,西山那地方解放后变化很大,可唯独疗养院遗址那块地没有什么变化,这倒让邓大姐了却了她思旧的心愿。

  回来的路上,邓大姐反复说,没想到还有旧址,还能见到老房子,我原来以为看不着了。

  那天从西山回来,邓大姐一直很兴奋,一路上都在讲着她在西山疗养院如何交朋友,如何去李王坟散步,如何在病人中募捐慰问伤员,最后又是如何离开的疗养院,说实在的,我真佩服她的记忆,那时她已经整整70岁,可是讲起这些30多年前的事还非常清晰。大姐还遗憾地说,总理曾经1956年在北京饭店遇见过胡杏芬的外甥女,当时回来告诉过她,可后来地址找不到了,而胡杏芬的这个外甥女大概怕打扰邓大姐,也一直没来。

  天地那么大,可有时熟人相见却又那么巧。从西山回来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978年,4月11日,邓大姐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同志的请求在西花厅见她,和她一起来的另一位同志叫朱盛昌。那天大姐谈完工作后又和韦君宜谈起抗战前清华大学的一些往事,朱盛昌在旁边听着对邓大姐记忆力的清晰感到惊奇,忍不住就插了一句话:“邓大姐,您的记忆力真好,几十年前的人和事都有记得。那您认不认识清华有一个叫胡杏芬的?”听朱盛昌这么一问,邓大姐立刻说:“认识,怎能么不认识呢,胡杏芬我熟得很。”接着邓大姐急忙反问:“你怎么知道胡杏芬呀?”朱盛昌说:“她是我爱人的三姨。”邓大姐一听高兴极了,连说总算找到你们啦。接着,邓大姐应朱盛昌的要求,又一次讲了她同胡杏芬的交往及后来为她立碑的事情。后来,邓大姐让朱盛昌把地址、电话留下,她说:“恩来生前就想通过你们了解胡杏芬的情况,今天是偶然的收获。以后,等我有时间,身体好时再找你们谈谈。”邓大姐还答应朱盛昌以后把她那份珍藏多年的剪报找出来让他读读。

  送走了客人,邓大姐叮嘱我这次一定要把地址、电话收好,过了几个月,她又让我找出《李知凡太太》和三张胡杏芬的照片送给胡杏芬的外甥女洪济群和朱盛昌。邓大姐请洪济群同志来西花厅作客是1980年12月20日的事儿,那天她详细了解了洪济群的家庭和工作情况,也回忆到她和胡杏芬的交往,临别时,老人家执意要将客人送到大门外。送客回来,邓大姐一个劲儿对我说:“她真像她三姨,真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李知凡太太》在《嘹望》、《新观察》、《东西南北》杂志和文汇报先后发表过几次,也曾作为单行本出版并被翻译成英文。邓大姐知道这篇作品被多次发表后感慨地说:“是胡杏芬的文笔好,40多年来后再发表还受到读者欢迎,这是我没想到的。胡杏芬是值得纪念的朋友。”邓大姐还认真读了这篇重新发表的作品,并给《嘹望》编辑部写了封信提出一点更正意见,邓大姐在信里说:“我看到《嘹望》七月号发表了与我有关的一篇作品《李知凡太太》,我看后觉得你们因原稿太长而删节了,很好,只是在编者按里有一点我想核实一下,就是未树立的石碑,落款的名字是:李知凡,未有‘先生’,(当时住院为李扬逸)没有‘太太’二字,特向你们说明。”另外,邓大姐还提出一点意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前面加‘卓越’二字,我实在不敢当,最好什么形容词都不要加,否则你们加‘著名’二字也就可以了。”

  无独有偶,因为《李知凡太太》的重新发表,邓大姐又见到了一个她曾经在西山疗养院时的病友小陈。小陈叫陈溶,当年在西山时只有15岁,她看了《李知凡太太》之后写了一篇《关于西山平民疗养院》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上,邓大姐读了这篇文章,就让我派车把她接到西花厅一叙。和小陈离别40多年后的这次重逢令邓大姐很高兴,一见面,她就拉着陈溶同志笑着问:“你看我还像李太太吗?”拿着小陈带来的在疗养院和病友们的合影,邓大姐仔细地一一辨认起当年的病友。她的记忆可真好,还能指出很多人并提起一些当年的往事。小陈说:“大姐,我当时就奇怪,您怎么从来不和我们一起照相。”邓大姐说:“我的身份不允许随便暴露呀。”

  小陈回忆起“七七”事变后曾见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同志急匆匆来找过邓大姐,后来邓大姐就出院了。她问邓大姐那人是不是“李知凡先生”?邓大姐笑了:“恩来同志那时在西安,那次来见我的是南汉宸同志,他通知我必须立即离开北平。”

  说到“七七”事变,小陈又问邓大姐,当时她们从疗养院撤回城里时乘坐的是一辆插了美国国旗的大汽车,是不是周总理的关系给搞的?邓大姐肯定地说:“不是,恩来那时候根本没有去过北平,怎么是他的关系呢?”后来邓大姐回忆起撤离时疗养院时她是先乘人力车走的,“你们大家不是还都出来送我吗。”邓大姐离开疗养院直奔西直门,到那儿已经是中午了,因为城门关着却进不了城,就找了一个小饭馆吃了点饭。“到下午一点钟,看到一辆汽车过来,上面的确插着一面美国国旗,我一看里面都是平民疗养院的人,就和你们打招呼,你们在车上喊‘上来吧,上来吧,’我马上就挤上去了。车上没有美国人,我估计是芦大夫通过美国红十字会的关系弄来的。”邓大姐告诉小陈,她到了北平在张晓梅同志家住了两天就去了天津,后来又从天津乘船到烟台,再转道济南,经蚌埠最后才回到西安。

  邓大姐还埋怨小陈没早和她联系,小陈说解放后她早就从电影上认出邓大姐了,只是没好随便打扰。邓大姐认真地说:“我们不是病友吗?一成朋友,终生之交,怎能说打扰呢?”那次邓大姐和小陈畅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分别时还热情地送她到门口。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李知凡太太》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又再版了一次,这次是由胡杏芬的外甥女洪济群同志提议的,以此作为对邓大姐的一种怀念。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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