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了“李知凡太太”

编者按：《西花厅岁月》给当代中国人展示了一个过去时代的领袖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当今善于炒作的书商们惯用的“猎奇”和“揭密”，打动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亲切，从容和真实。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亲情友情，普通人的烦恼和心焦，也会放歌纵酒，也会泪洒人前，这样的领袖少了仙气，却多了人民的爱戴。

本书系赵炜著、泠风执笔、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选择；意想不到的调动；走进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周总理；进入周总理办公室等内容。本文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西花厅岁月》图书连载节选。

　　在邓大姐身边工作，我当然对她过去的经历知晓一些，但对许多史实的详情却不甚了解。比如我曾听说过邓大姐抗战前在北平养过病，但是具体时间、地点、情节却全然不知，后来，还是邓大姐促使我全面了解这段历史的。

　　记得那是1973年的春天，有一天上午，我走进大姐的办公室发现她坐在沙发上沉思。“大姐，有什么事吗？”我悄声问，以为是出了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正是“文革”时期，每天都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邓大姐让我帮她拿出办公桌的抽屉钥匙。

　　“要什么？”我问。

　　“把我的小笔记本拿出来吧。”邓大姐说的这个本子我非常熟悉，这是她经常抄录东西的一个小本子，平时就锁在抽屉里。

　　我拿出笔记本，邓大姐又说：“还有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里面装的是旧报纸。”我上下翻看了一下，在抽屉最底下发现了那个牛皮纸信封，就抽了出来。我把信封旧报纸拿出一看，里面有一篇写有李知凡太太标题的剪报。

　　“是‘李知凡太太’，对吧？”

　　“对。你可以拿去看看，看完了再还我。”邓大姐说完就没讲什么，我们打开文件夹开始日常办公。

　　快到中午，我拿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心里急火火地想读邓大姐保留下的那篇文章。以前，我从未见过邓大姐保存的剪报，那么，她把这篇文章保留下来一定有某种特别的意义，要不，她为什么还让我拿来看呢？

　　我坐下来，急不可待地读起《李知凡太太》，甚至到食堂打饭菜也是连跑带颠，饭买回来也顾不上吃，就一口气先读完了那篇文章。读着读着，我明白了，这位李知凡太太不就是大姐嘛！这篇文章讲的是邓大姐1937年在北平养病时的往事，作者胡杏芬是当年和她同居一室的病友。

　　下午，等邓大姐起床后，我把纸袋还给她。“大姐，文章看完了。”

　　“哟，你这么快就看完了？”邓大姐挺惊讶。

　　“拿回去就看呗，我看完了才吃的饭。”我说着又拿出钥匙，细心地把牛皮纸袋锁到抽屉里。

　　“你看出‘李知凡太太’是怎么回事吗？”邓大姐问。

　　“是写您的。”

　　邓大姐点点头。

　　“写得太好啦。”我由衷地说。

　　没等我接着问，邓大姐就缓缓给我讲了起来：“那是1937年初夏的事啦，我的肺病又复发了，经过邢太太（即徐冰同志的夫人张晓梅，地下党员。）联系，党组织决定我到西山的平民疗养院疗养。那是一所私人疗养院，距离城市很远，地方也偏僻，但是环境很好，靠山，安静，景色也秀丽。因为收费便宜，那里的病人大都是学生和教职员工。李知凡是恩来的化名，我当时的化名是李扬逸。胡杏芬是我的同屋室友，我们俩朝夕相处，成为很好的朋友。那时她叫我‘我的太太’”

　　谈到胡杏芬，邓大姐流露出很深厚的怀念之情，“她是一个很有文学才华的青年，为人很好，也很真诚，可是她这个人感情脆弱，性格孤僻，都有是环境造成的。”邓大姐说，她到重庆后知道胡杏芬又住院了，就马上去看她，后来她病重时还和恩来一道去医院看过一次，但那时胡杏芬已经起不来床了。后来，胡杏芬住在歌乐山上，离重庆市比较远，因为交通不方便，邓大姐也很久没去看她。“有一次，我和恩来去沙坪坝看一个同志，恩来想起这里离胡杏芬家不远，就说好久不见胡杏芬了，去看看她吧。谁想到我们到她家才知道她已经去世了。当时我们心情很沉重，问清了埋在什么地方后还到她墓前凭吊了一下。她去世的时候才26岁，死得太早啦，真可惜。”讲到胡杏芬的去世，邓大姐的声音有些嘶哑，听得出，她老人家对这位昔日病友的早逝感到十分惋惜。“我和恩来那时工作忙，本来她有什么话都对我们说的，在她走之前，我和恩来什么忙也没帮上，没有尽到朋友的责任。”说到这儿，邓大姐的语调中透出些许内疚，这让我感到十分感动，邓大姐的工作这么忙，一个偶然相识的病友还竟让她在心里惦记了好几十年。

　　听邓大姐讲，胡杏芬之死是因为她结交了一个男友，而且在他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但那个人没有考虑到胡杏芬的身体情况，让她怀了孕，因而不得不流产，这就导致了她的病情恶化。而在这种时候，那个无情无义的男人又离开了她。恋爱上受到的打击和病体的折磨，使胡杏芬一下子就垮了。“她最后死得很惨”，大姐有些伤感地说。

　　沉默了一会儿，邓大姐又缓缓背出四句话：“人本孤独生，当作孤独想，尝尽孤独味，安然孤独死。”

　　“这是胡杏芬写的，她把自己的一生看得很透，真的就这样孤独地离开了人间。”大姐说，她和恩来不愿意胡杏芬就这样孤独地埋在山里，商量后决定为她立一块墓碑。回到重庆，他们就选好石料，还请石匠在墓碑上刻了两行字：“胡杏芬女士之墓，李知凡、李扬逸共立”，碑 刻好后，本来邓大姐和总理想亲自立到墓前的，可由于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结果这块已经刻好的碑就一直没能立成，后来也不知失散到哪里了，几十年来，这也成了邓大姐心中的一件憾事。

　　关于《李知凡太太》，据邓大姐讲，最早是发表于1941年。当时她在重庆不好发表，就让友人寄到上海的“妇女知识丛书”发表了。后来朋友把剪报寄给她，她就一直珍藏着。这几年，她怕文章放久了纸会坏，又让人帮着重抄了一份，“这也算是我和她的偶然相遇的纪念吧。”

　　邓大姐对胡杏芬的这份友情让我心动，我问她：“大姐，解放后您去过疗养 院吗？”“没有”。邓大姐回答。我想，以后有机会应该陪她到西山走走，也许我们还能找到当年的疗养院遗址呢。

　　机会终于来了。夏日的一天，我陪着邓大姐去西山寻访她当年疗养过的旧地。那天，我们吃完早饭就动身了，到了西山后很快就找到了疗养院的故址福寿岭，巧得是，疗养院的那些旧房子也还在。邓大姐的记忆真好，一看到那排陈旧的平房，她就兴奋地指给我说：“这是男病人住的房子，我们女病人住的还得往上走一点，在小山坡中。”我们本来还想往上走去看看邓大姐住过的病房的，后来遇到一位老太太，告诉我们说上面那排房子已经倒了。邓大姐上前和老太太聊起来，故地重游她显得格外高兴。说来也奇怪，西山那地方解放后变化很大，可唯独疗养院遗址那块地没有什么变化，这倒让邓大姐了却了她思旧的心愿。

　　回来的路上，邓大姐反复说，没想到还有旧址，还能见到老房子，我原来以为看不着了。

　　那天从西山回来，邓大姐一直很兴奋，一路上都在讲着她在西山疗养院如何交朋友，如何去李王坟散步，如何在病人中募捐慰问伤员，最后又是如何离开的疗养院，说实在的，我真佩服她的记忆，那时她已经整整70岁，可是讲起这些30多年前的事还非常清晰。大姐还遗憾地说，总理曾经1956年在北京饭店遇见过胡杏芬的外甥女，当时回来告诉过她，可后来地址找不到了，而胡杏芬的这个外甥女大概怕打扰邓大姐，也一直没来。

　　天地那么大，可有时熟人相见却又那么巧。从西山回来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978年，4月11日，邓大姐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同志的请求在西花厅见她，和她一起来的另一位同志叫朱盛昌。那天大姐谈完工作后又和韦君宜谈起抗战前清华大学的一些往事，朱盛昌在旁边听着对邓大姐记忆力的清晰感到惊奇，忍不住就插了一句话：“邓大姐，您的记忆力真好，几十年前的人和事都有记得。那您认不认识清华有一个叫胡杏芬的？”听朱盛昌这么一问，邓大姐立刻说：“认识，怎能么不认识呢，胡杏芬我熟得很。”接着邓大姐急忙反问：“你怎么知道胡杏芬呀？”朱盛昌说：“她是我爱人的三姨。”邓大姐一听高兴极了，连说总算找到你们啦。接着，邓大姐应朱盛昌的要求，又一次讲了她同胡杏芬的交往及后来为她立碑的事情。后来，邓大姐让朱盛昌把地址、电话留下，她说：“恩来生前就想通过你们了解胡杏芬的情况，今天是偶然的收获。以后，等我有时间，身体好时再找你们谈谈。”邓大姐还答应朱盛昌以后把她那份珍藏多年的剪报找出来让他读读。

　　送走了客人，邓大姐叮嘱我这次一定要把地址、电话收好，过了几个月，她又让我找出《李知凡太太》和三张胡杏芬的照片送给胡杏芬的外甥女洪济群和朱盛昌。邓大姐请洪济群同志来西花厅作客是1980年12月20日的事儿，那天她详细了解了洪济群的家庭和工作情况，也回忆到她和胡杏芬的交往，临别时，老人家执意要将客人送到大门外。送客回来，邓大姐一个劲儿对我说：“她真像她三姨，真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李知凡太太》在《嘹望》、《新观察》、《东西南北》杂志和文汇报先后发表过几次，也曾作为单行本出版并被翻译成英文。邓大姐知道这篇作品被多次发表后感慨地说：“是胡杏芬的文笔好，40多年来后再发表还受到读者欢迎，这是我没想到的。胡杏芬是值得纪念的朋友。”邓大姐还认真读了这篇重新发表的作品，并给《嘹望》编辑部写了封信提出一点更正意见，邓大姐在信里说：“我看到《嘹望》七月号发表了与我有关的一篇作品《李知凡太太》，我看后觉得你们因原稿太长而删节了，很好，只是在编者按里有一点我想核实一下，就是未树立的石碑，落款的名字是：李知凡，未有‘先生’，（当时住院为李扬逸）没有‘太太’二字，特向你们说明。”另外，邓大姐还提出一点意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前面加‘卓越’二字，我实在不敢当，最好什么形容词都不要加，否则你们加‘著名’二字也就可以了。”

　　无独有偶，因为《李知凡太太》的重新发表，邓大姐又见到了一个她曾经在西山疗养院时的病友小陈。小陈叫陈溶，当年在西山时只有15岁，她看了《李知凡太太》之后写了一篇《关于西山平民疗养院》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上，邓大姐读了这篇文章，就让我派车把她接到西花厅一叙。和小陈离别40多年后的这次重逢令邓大姐很高兴，一见面，她就拉着陈溶同志笑着问：“你看我还像李太太吗？”拿着小陈带来的在疗养院和病友们的合影，邓大姐仔细地一一辨认起当年的病友。她的记忆可真好，还能指出很多人并提起一些当年的往事。小陈说：“大姐，我当时就奇怪，您怎么从来不和我们一起照相。”邓大姐说：“我的身份不允许随便暴露呀。”

　　小陈回忆起“七七”事变后曾见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同志急匆匆来找过邓大姐，后来邓大姐就出院了。她问邓大姐那人是不是“李知凡先生”？邓大姐笑了：“恩来同志那时在西安，那次来见我的是南汉宸同志，他通知我必须立即离开北平。”

　　说到“七七”事变，小陈又问邓大姐，当时她们从疗养院撤回城里时乘坐的是一辆插了美国国旗的大汽车，是不是周总理的关系给搞的？邓大姐肯定地说：“不是，恩来那时候根本没有去过北平，怎么是他的关系呢？”后来邓大姐回忆起撤离时疗养院时她是先乘人力车走的，“你们大家不是还都出来送我吗。”邓大姐离开疗养院直奔西直门，到那儿已经是中午了，因为城门关着却进不了城，就找了一个小饭馆吃了点饭。“到下午一点钟，看到一辆汽车过来，上面的确插着一面美国国旗，我一看里面都是平民疗养院的人，就和你们打招呼，你们在车上喊‘上来吧，上来吧，’我马上就挤上去了。车上没有美国人，我估计是芦大夫通过美国红十字会的关系弄来的。”邓大姐告诉小陈，她到了北平在张晓梅同志家住了两天就去了天津，后来又从天津乘船到烟台，再转道济南，经蚌埠最后才回到西安。

　　邓大姐还埋怨小陈没早和她联系，小陈说解放后她早就从电影上认出邓大姐了，只是没好随便打扰。邓大姐认真地说：“我们不是病友吗？一成朋友，终生之交，怎能说打扰呢？”那次邓大姐和小陈畅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分别时还热情地送她到门口。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李知凡太太》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又再版了一次，这次是由胡杏芬的外甥女洪济群同志提议的，以此作为对邓大姐的一种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