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统一战线：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背景导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1927年8月—1937年7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领导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紧紧依靠农民这个革命主要同盟军，建立和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当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之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西安事变，特别是全国抗战的爆发，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高潮。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研究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3月27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国民党内左右翼情况，决定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5月5日，在红军东征山西连连胜利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表回师通电，以进一步争取阎锡山和蒋介石，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停战议和，一致抗日；5月28日，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争取张学良东北军反蒋抗日的问题；7月30日，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抗日统一战线与白区工作，确定整个统一战线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毛泽东负责；8月10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党和红军应把抗日统一战线放在第一位，实现与蒋介石联合，争取中间阶层，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并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陕北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很快形成了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

　　日本侵略中国以后，严重的民族危机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促使国民党营垒内部关系发生变化。在国民党中，那些拥有地盘和军队、又与蒋介石中央军存在矛盾的力量，称为有实力的反对派或地方实力派。在全民族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大部分有团结抗日的要求，又同蒋介石存在着尖锐的利害冲突。他们出于抗日和与蒋抗衡的需要，有联合共产党的需求和行动。因此，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加强了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

　　联合张学良、杨虎城

　　红军到达陕北后，为解除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威胁，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行动。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军方炸死，张学良对日有杀父之仇。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奉命不抵抗而退入关内，后奉蒋介石之命“剿共”，于1935年夏秋间与红军作战，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3个师。蒋介石对其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宣布撤销被红军歼灭的第110师、109师的建制和番号，更促进了张学良抗日救国思想的发展。据此，中共中央加紧了对东北军的争取与联合工作：在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以书信传递等方式，同张学良建立了联系；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将士书》，明确表示愿意与东北军联合起来，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抗日，提议双方互派代表共同协商抗日的具体办法。

　　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派联络局长李克农等赴洛川与张学良及其军长王以哲就联合抗日的问题达成口头协议。4月9日，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秘密会谈。

图为肤施会晤地点

　　张学良提出要设法使蒋抗日。周恩来对张不能反蒋表示理解。双方商定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经济通商等协议。通过会谈，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心悦诚服，特别是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逐步坚定了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决心，并同陕北红军达成秘密协议合作抗日。党中央派出刘鼎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等，也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影响，不断致信张学良，劝说他联合西北军杨虎城、联合中国共产党。

　　6月2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争取的方法，主要靠耐心说服与解释的工作。强调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上层统一战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信，提出共同签订抗日救国协定，为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创造基础。

　　党积极开展对杨虎城及其西北军的争取工作。杨虎城在大革命时期就曾与党有过联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仍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系。1935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通过南汉宸向杨虎城转达了党的《八一宣言》和愿与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六条意见，杨虎城表示基本同意。同年12月，中央派原陕西省委负责人汪锋带去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向他阐明党的联合抗日、以西北大联合推动全国联合抗战的主张。杨虎城消除了疑虑，决心走联共抗日的道路。经过多次谈判，1936年5月，双方达成了四项协定：两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双方互派代表，加强联系；十七路军设立必要的交通站，掩护红军运输和人员往来；双方同时为联合抗日做准备工作。8月，党中央派出张文彬为红军代表驻西安。此后，党同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使他们的团结合作。为了巩固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等46名红军将领联合给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写信，晓以民族大义，倡议停战抗日。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合作关系的确立，促使西北地区局部抗日局面形成。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胜利。

　　为了实现西北联合抗日，党还派出邓发联络新疆督办盛世才，初步沟通了与他的联系。派出彭雪枫为特使联络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表示了立即停战、联合抗日救国的愿望。对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陕北高桂滋、哥老会等都提出了共赴国难的呼吁。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争取阎锡山等合作抗日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图为决死队向山西五台县开进。

　　1936年5月，党分析了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决定通过争取阎锡山实现山西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进而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合作抗日局面。毛泽东致信阎锡山，陈述红军的抗日诚意，表示愿意联合一致，共同抗日。同时，通过多种关系和渠道敦促其早下决心。阎锡山虽未对联共明确表态，但表示愿意抗日，并取消了一些对抗日救国的限制。7月，日军进犯绥东，威胁山西。阎锡山权衡利弊，确定了“联共拥蒋”、“守土抗战”的方针。中共中央相继派出代表与阎锡山磋商联合抗日事宜，并在太原设立秘密联络站。北方局选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到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8月下旬，受北方局派遣，刚出狱的薄一波接受阎锡山邀请，回山西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10月，成立由薄一波任书记的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接办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进行公开合法的抗日救亡工作。 11月中旬，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秘密到达太原，开始了同阎锡山的正式谈判。双方在共同抗日的大原则下达成协议，决定互设通信站，建立电台联系。至此，正式确立了与阎锡山的合作关系。

　　1936年6月2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吁请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对日抗战，并以抗日反蒋为名组成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要求国民党中央准许出兵北上抗日，发动了“两广事变”。随即以“北上抗日”名义出兵湖南。中共中央积极支持这一事变，6月12日，毛泽东、朱德联合署名发布《宣言》，表示“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7月初，蒋介石策动陈济棠部将叛变，重新控制了广东，并对广西形成重兵包围讨伐之势，李宗仁、白崇禧也准备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中共中央从有利于抗战出发，向李宗仁提出同蒋介石和平解决的意见。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的舆论压力下，事件得以和平解决。李宗仁、白崇禧深感中共抗日的诚意，派出代表到陕北与中共订立了《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确定了双方的合作关系。1937年6月，双方进一步拟定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抗战的纲领草案7条。

　　此外，党还同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联系支持并推动该部抗日，同四川的刘湘建立联系并达成停战抗日的协议，对四川刘文辉、云南的龙云等也进行了联系或争取工作。到1936年12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初步建立了联系，从而为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