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日本求学 周恩来接触马克思主义

编者按：周恩来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圣、大智大勇、鞠躬尽瘁。他出身名门，却是苦难童年；从小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拒绝蒋介石委任要职，发动组织指挥上海工人运动和南昌起义，实施战略大转移，力主毛泽东进党中央领导核心；处置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赴国统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艰难推进民主进程；开国前夜，秉笔起草《共同纲领》，筹备开国大典，组建政务院，运筹抗美援朝，编制“一五”计划；代表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打开外交局面，实现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撑危局，殚精竭虑保护干部，千方百计维持经济运转，果断处置林彪事件；病魔缠身的晚年岁月，同江青一伙较量，把邓小平重新推上前台——这些历史的内情或迷局，生动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以下为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来》节选。

东渡日本求学

4年的南开学习生活结束后，每个南开学子都在为自己的去向做打算，周恩来还年轻，他有着远大的抱负，希望能继续求学，但他的家境却那么贫寒，难以给他多少支持。一些友人得知他的打算后，借给一笔路费，帮助他去日本求学。那时，中日两国之间有一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协定中规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如能得到这个待遇，他在日本求学的费用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他很想试试，到日本去报考官费留学。

在周恩来毕业的前一年，伯父周贻赓已被调任奉天全省清丈总局西安清丈行局科员。周恩来对他伯父几年来的抚养很感激，出国前决定先到东北探望伯父，并回沈阳母校同师友话别。

1917年8月，他又回到了阔别4年多的沈阳，与伯父和母校的师友们依依惜别。8月30日，他给同学写下了这样的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就要渡海而去，离开祖国。一个19岁的青年，在这样的时候怎么能不心情激动呢？他伫立在屋中，凭窗遥望，思潮起伏，俯身到桌前，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首脍炙人口的七绝诗后被周恩来在旅日期间多次抄写过，并曾将其中的“难酬”改过“不酬”。他旅日期间写的学校日记扉页上就抄写有这首诗。日记本上的这首诗旁，周恩来全文抄录了苏轼的“大江东去”词，似乎明确诠注，“大江歌罢”就是指吟罢苏轼的这首词，并非如有的人所推测的那样，是“泛指气势豪迈的歌曲”。在这本日记的首页上，周恩来写道：“我今年19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若大着说，什么国家、社会，更是没有尽一点力了。俗语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

这年9月，他由天津登轮东渡。南开学校毕业生在日本留学的很多，不少人原是周恩来的好友。他的同班同学王朴山只比他早到东京3天。南开创办人严修的儿子严智开（季冲）正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即将毕业。其他同学还有童启颜（冠贤）、陈钢（铁卿）、张鸿诰、张瑞峰、高仁山、吴瀚涛、刘东美、杨伯安等。在东京，一些先期到达的同学，在东京组织了南开同学会，总干事是童启颜，周恩来去后不久被选为评议员。

由于住处紧张，周恩来在东京神田区一家家具店的二楼，同一个早住在这里的姓陈的中国留学生挤住在一个“贷间”（日本有些房主将多余的住房出租，并承办租客的伙食和一般生活照料，称为“贷间”）里。以后为了寻找房租便宜的地方，又多次移居。由于经济拮据，吴瀚涛和其他几位南开的老同学商定每月给周恩来捐助10块银元。

初到日本，周恩来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语言关。这不仅因为日文是他在日本生活和求学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日本大专学校入学考试的重要科目，而且还因为他在南开学校所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科使用的教材和词汇都是英文的，如果日文不过关，对其他科目的考试也会带来很大的困难。为此，到日本不久，即10月间，他进入神田区仲猿乐街7号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大学考试的课目，主要是学习日文，也复习一些其他课程，为报考日本大专学校做准备。他和南开同学张鸿诰都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可以得到官费学习的待遇。

在那富丽豪华的东京，周恩来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平时，穿着日本式的一般学生服去上课。饮食上，他总是吃些最便宜的饭菜，如青菜和豆腐之类的食品，很少吃肉食。为了节省开支，他坚持“每日自作饮食”，“废止朝食，不食荤食两主义”。尽管生活艰难，他不但没有降低自己的求学热望，相反更坚定了自己努力学习、探求真理的决心。

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震撼了世界。日本广泛报道了这一事件，他到报亭去买报纸，细心阅读，开始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实践对日本的社会调查和在国内的切身体验进行反复的对照、比较和分析。

考期越来越临近，家里的景况一天比一天困难，使周恩来忧心如焚。他在1918年1月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惟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费，那时候心就安多了，一步一步的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的日子。如今我搬到这个贷间来，用度既省，地方又清静，正好是我埋头用功的日子。”同月的日记里还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4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在准备考试的同时，周恩来并不一味地死读书。他利用一切机会观察和了解日本社会，从周围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他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过去也蒙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为何明治维新后却一天天强盛起来。中国的路该怎样走？他到日本后曾给南开学校同班同学沈天民写了一封长信，并附寄一本英文版的《日本时代精神》。他同在东京的南开同学往还密切，经常到中华青年会去看报，注意观察日本社会。他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周恩来苦苦思索着中国的出路，再加上个人的境遇和家庭的景况，他到日本后有一段时间苦闷几乎达到极点。在异国的孤寂之感，使周恩来萌生了这样的怪念头：能不能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思想来摆脱自己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经过一段时间的理性思考和思想斗争，他很快抛弃了“无生主义”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后我搬到神田住，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缘故，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少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那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既不能去做，又不能不去想，这个苦处扰我到今年1月里才渐渐的打消了。”

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春天来临，日本的秀丽景色使他的心情逐渐开朗。1918年2月11日，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周恩来在这天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为便于言行一致，他把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应做的方针定为：“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这期间，周恩来思想的稳定和认识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青年》杂志对他的影响。当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新青年》早已出版，他虽在书铺里买来看过，但不过是随便浏览一下，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他在旅日日记中记述这件事说：“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在周恩来从天津动身赴日本求学的前夕，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他将这本杂志带在身边，赴日途中开始阅读，渐渐对它喜欢起来。到东京后，又从严智开那里见到《新青年》第3卷的全份，借回去看，受到一些启发，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到了极端苦闷时，他又把《新青年》第3卷重新找出来，重新阅读。他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其中宣传的新思想强烈地吸引了他，使他顿时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

这以后几个星期，周恩来集中精力投入东京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考试是在3月4日至6日进行的，共考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8科，还进行了口试，结果没有被录取。这对他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精神上并没有沮丧，较能平静地对待，似乎这在预料之中。尽管未能考取，但经历了这番考试，对于日本官立学校考试的内情稍为明白了点，题目也知道怎么出、怎么答了，有了这种经验，7月间再考第一高等学校心里觉得有点门路了。如此一想，虽然为这次考试忙了许多天，也不算白费劲，到底是功夫没有白用的。

跟周恩来同时报考高师的张鸿诰被录取了该校物理科，他为张鸿诰庆幸和祝贺。但张鸿诰却另有想法，希望进第一高等学校，他的愿望是学工科。可是，如报考一高，则必须从高师退学，退学并不复杂，但退学后能否一定考取一高呢？张鸿诰没有把握，他踌躇不决，找到周恩来商量。

“你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周恩来说，“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与个人在哪一方面能发挥更大作用来决定取舍。你既然能考上高师，为何怕考不上一高呢？” 张鸿诰应道：“对，我不能去学自己所不愿学的东西。”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张鸿诰毅然退掉了高师学籍，努力准备，与周恩来一起迎接7月间一高的考试。

周恩来深知一高比高师难考，他在3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7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取上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他定了计划：每天读书13小时半，休息和其他事3小时半，睡眠7小时。

4月中旬，南开学校的两位奠基人严修和张伯苓在赴美考察教育途中抵达东京，透露南开将组建一所全日制正规大学，许多经费来自于美国。在东京学习的南开学生设宴款待这两位师长。周恩来出席了晚宴，后来又去看望严修，两人做了长时间的谈话。期间，严修对周恩来学业成绩不佳感到有些失望。

大约从4月初开始，陆续传出消息说：日本政府准备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镇压俄国革命。这个消息给了中国留日学生很大的震动。周恩来非常关注这件事。他在日记上记道：“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又记道：“早起因思昨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愦愦，奈何！”

5月初，消息越传越紧了。周恩来5月2日的日记记道：“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这时，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首先发动起来，主张全体留学生离日归国以示抗议。他们派代表四处游说，并且发布传单征求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的意见。其他学校的学生也纷纷集会响应。有些激烈的学生破指写下血书。

5月5日，留日各省及各校代表会议“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决议成立“大中华民国救国团”。6日，救国团成员40多人在神田区的中国饭店维新号楼上召开秘密会议。日本警官和侦探数十人突然持刀冲入，拳打脚踢，并将与会学生全部双手反缚，送往西神田警署。中国留学生满怀悲痛。10日，传来消息：著名报人彭翼仲本月2日从轮船上蹈海而死。周恩来在当天日记中录下他的绝命诗中的两句：“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这件事对他是强烈的刺激。

16日，段祺瑞反人民之道而行之，悍然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使留日学生更加愤慨。许多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先后达400人。21日，十数校学生在北京举行示威游行，并派代表到上海，组成学生爱国会（后改称学生救国会）。

爱国的波澜，冲击并改变了周恩来的生活。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他的满腔热血沸腾起来，无法再沉下心来埋头准备考试。5月间，他的日记内容几乎全部是记载这次留日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他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5月19日，又参加了留日学生中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

新中学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规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同时也含有热烈、勇敢和会员间赤诚相见的意思。新中学会在东京早稻田租定一处会址，有十七八间房子，题为“新中寄庐”。每星期日上午，举行会员座谈会，或谈论国家大事，或交流个人学习心得。

新中学会组织学生举行各种集会，抗议中国军阀无耻卖国。学生们举行游行，周恩来与新中学会成员中的约100名学生一起前往中国领事馆，遭到警察的阻止，周恩来对警长说，他们的游行并非骚动，仅是要递交一份请愿书。他既彬彬有礼，又义正词严。警长不得不撤走警察，并称赞他们秩序井然。当晚，周恩来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分析中国衰弱的原因，“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的缘故。他接着说：“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着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

7月2日至3日，周恩来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由于积极地投入爱国运动，考试成绩不够好，没有被录取。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懊丧。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前两日试验失败，心中难堪异常。”“这叫做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呢？爱什么家呢？不考官立学校，此羞终不可洗。”

7月28日，他离东京回国探亲。7月29日，在东京函馆商业学校任教师的元木省吾，因事从东京乘坐到下关的快车前往香川县。上车厢后，在他前面坐着一位中国青年留学生，说是要回天津去的。他们在车上结识后就交谈起来，话题涉及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方面。车到冈山县车站，元木省吾要下车了，两人便交换了名片。元木省吾仔细一看，名片上面有石印楷书“周恩来”3个字，名片下角有“翔宇”两个字。互相告别时，周恩来亲手用钢笔在名片上补写上校名“东京神田区高等预备学校”。

当天，元木省吾在日记中写道：“我和坐在对面的那个留学生周恩来叙谈了日本文学和支那文学的情况，他是来日本留学的青年，他日语讲得很好，也有不懂的地方。他问我能用英文谈吗？我想这也是测度自己英语讲到什么程度的好机会，就同意了。使我吃惊的是，自己连一些日常用的单词都忘了，成了不会语法的英语。后来我们终于在纸上用写汉字的方法，进行了交谈。他很能讲，虽然是浙江人。我们交谈的面很广，有几段是谈天津学习的事情、中国有名的作品、中国的字典以及日中友好等等。尤其是我称赞了中国之后，他显得非常自豪。最后他给我留下了姓名，并希望经常给他写信，我也把自己的姓名留给了他。”

元木省吾把这张名片珍藏了50多年，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以后，元木省吾和夫人芳子非常高兴，他们凝视着这张发黄的珍贵名片，多么想到北京看看这位已经成了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呀。可是元木省吾不久病重，不能成行了，他在逝世之前多次嘱咐夫人芳子，一定要保存好这张名片，“将来有机会务必交给周恩来”。芳子从此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周恩来竟过早地逝世了。噩耗传来，芳子噙着眼泪说：“没有想到名片还没交到周恩来先生的手里，他就离开了我们。”从此，她更加珍视周恩来当年交换的这张名片，视为“传家宝”，视为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

再说，当年周恩来乘船渡海，到朝鲜釜山改搭火车回国。8月1日，回到天津。7日，回到母校，探望了师友们。3日后，又到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去看他的生父。9月4日，重新回到东京。

在他归国的这段时间内，日本发生了席卷全国的米骚动。这次骚动的直接导因，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在国内大量收购军米，造成米价高涨，严重影响人民生计的维持，接连发生袭击米店事件。9月中旬，日本军队开枪镇压矿工，打死13人。

周恩来原来同许多留日学生一样，把日本看作中国学习的榜样，想从中找到救中国的出路。现在，在日本突然发生这样巨大的事变，强烈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把他的视野扩展到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上来。既然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那样完美无缺，中国在考虑自己的未来前景时，自然也必须对社会问题给予严重的关注。

由于亲眼看到米骚动中暴露出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使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关心。他在10月的日记上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他的思想，已经逐渐倾向俄国式的社会主义。

重回日本后，周恩来寄住在东京神田区三崎町南开同学王朴山家的楼上。当时周恩来给人的印象是：沉着，冷静，不爱说笑话。每当谈论问题时，总是讲些国家的大事，民族的前途，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另一个印象是：生活朴素，学习刻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记忆力强，条理清晰。每次外出散步，他从来不在马路上溜达，而是走得很快，去书店翻书阅读。

周恩来利用当时日本思想界十分活跃，介绍各种社会学说的书籍较多，自己又能够阅读英文和日文书籍的有利条件，读到了不少宣传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19年1月，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创刊。该刊第1册到第3册连载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介绍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第4册上登载了河上肇译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全文。周恩来是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他细心阅读，认真思考，将其与其他各种学说进行比较，思想上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到日本留学，周恩来原本是想通过亲身考察和学习，仿效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来寻求拯救中国的方案。然而，日本国内阶级压迫的严酷现实使他对日本社会越来越感到失望，加之十月革命开辟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他的影响，使他继续留日的打算渐渐有了改变。1919年3月，周恩来再次得知母校南开学校要创办大学部的消息，毅然下决心放弃留日深造，准备回国学习。

3月间，周恩来离开东京。临行，他的好友、南开学校的同学张鸿诰等人设宴为他饯行。张鸿诰与周恩来在日本期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友谊，这时，他已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好友即将分别，他请周恩来题诗留念。周恩来欣然提笔，将他第一次东渡时所写“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抄赠，并在诗后附言：“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轮扉兄以旧游邀来共酌并伴以子鱼，慕天，醉罢此书，留为再别纪念。”周恩来还将自己十分喜爱的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南开同学王朴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4月，周恩来回国途中在京都停留了一段时间，住在就读于第三高等学校的南开同学吴瀚涛那里，并看望了在京都读书的南开同学。在此期间，他还游览了京都著名的岚山和圆山公园。他看到樱花开时，满树吐蕊，芳香四溢，淡红娇嫩的樱花如云似海。人们像潮水一般涌到中野、上野观赏樱花，男女老少在樱花树下载歌载舞，尽情欢乐。樱花的花期很短，一场春风或一场春雨袭来，盛开的樱花片片散落，轻轻飘扬，继而像鹅毛大雪奔泻而下，既像凯旋，又像视死如归，是那么壮观，那么豪迈。周恩来为之惊叹、为之折服，先后写下了《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四次游圆山公园》等4首白话诗，诗中蕴含着复杂的思想感情。其中，《雨中岚山》一诗写道：“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告别了樱花盛开的日本，由神户乘轮船返回生他养他的亲爱而又充满苦难的祖国。在他随身的行李中，还带有河上肇写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轮船停靠大连港。周恩来先去沈阳看望伯父，后又到哈尔滨东华学校做客。学校已开办3年，周恩来对东华刻意效仿南开颇赞赏，但他以为南开也有不足之处，不能全部照搬。对东华现状，他也提出了不少改进建议。未料，校长邓洁民向周恩来提出，请他留下执教，教员张西曼也在一旁劝说。执教，固然可走“教育救国”之路，但事实上这条路走不通。何况，周恩来要回天津“图他兴”，他有自己的宏远抱负，便婉谢了邓洁民的邀请。

4月底，周恩来返抵天津，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