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南开学校为校刊撰写评论新闻报道

编者按：周恩来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圣、大智大勇、鞠躬尽瘁。他出身名门，却是苦难童年；从小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拒绝蒋介石委任要职，发动组织指挥上海工人运动和南昌起义，实施战略大转移，力主毛泽东进党中央领导核心；处置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赴国统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艰难推进民主进程；开国前夜，秉笔起草《共同纲领》，筹备开国大典，组建政务院，运筹抗美援朝，编制“一五”计划；代表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打开外交局面，实现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撑危局，殚精竭虑保护干部，千方百计维持经济运转，果断处置林彪事件；病魔缠身的晚年岁月，同江青一伙较量，把邓小平重新推上前台——这些历史的内情或迷局，生动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以下为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来》节选。

南开最好的学生

1914年3月14日下午，敬业乐群会成立大会在南开学校大礼堂举行。大会先由张瑞峰致开幕词，指出社团意取“敬重学业，联络感情”，宗旨为“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络同学之感情”，“辨难析疑，轶出于课程之外，研究各种学识”，“补教科之不及”。继而，请张伯苓校长发表演说。校长的话不外是讲处世立身之道，由乐群、合群而爱国，层层递进。接着，宣布了经选举产生的负责人员名单，张瑞峰为会长，常策欧为副会长，周恩来为智育部长。最后，学校新剧社演出了新剧（即话剧）《五更寒》助兴。

敬业乐群会设在校舍东南角的一间平房内，周恩来的课余时间，几乎都用于会务，要找他，没准总在敬业乐群会，他成了这个团体的实际主持者和中心人物 ，后来担任副会长，到第三年才担任会长。

敬业乐群会会员最初为20多人，后来逐渐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会员中不仅有低年级同学，也有许多高年级同学，甚至校外也有它的会员，一些老师也成了会友。校长张伯苓对敬业乐群会一开始就很支持，校方在经济上也给予资助，为该会的活动开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智育部利用每星期一、三、四、五4天的课余时间开展各种活动。他曾带头一次就捐献了《大同报》、《立国根本谈》、《东方杂志》等16本书刊，发动会员捐献书籍，办起了敬业乐群会图书馆。经常邀请老师做专题报告和辅导，有时还邀请校外知名人士来会讲演、座谈，如吴玉章、黄炎培等就曾到校和会员座谈。这些活动大大开阔了会员的眼界，增强了学习兴趣，培养了爱好、特长，激发了大家奋起救国的革命热情，确实起了“补教科之不及”的作用。

该会针对青少年的特点，经常开展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如在茶会上，大家欢聚一堂，讲趣语，说笑谜，表演相声、双簧、幻术，或舞剑，猜灯谜以及开展棋类比赛等。据当年校刊报道，周恩来的趣语和幻术表演很受欢迎，常常引起大家捧腹大笑。

组织会员走向社会，接触实际生活，是敬业乐群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1915年10月，敬业乐群会由周恩来出面组织了会员参观团到天津的水产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及几所小学参观，了解当时的教育情况。参观后，他们就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观点展开讨论。1916年5月，该会又组织了一次参观活动。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农业实验场、工业试验厂和农事讲习所，接触到了一些近代工业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这些活动使周恩来和其他同学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感到收获很大。

除担任智育部长外，周恩来还负责经办一切会务工作，同时主编《敬业》会刊。该刊内容丰富，文字清新，论理精辟，插图优美，流行亦广，影响很大。周恩来在该刊上曾以“飞飞”、“翔宇”、“恩来”署名发表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小说、诗歌、译作等。

1915年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中日密约“二十一条”，袁世凯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竟于5月9日答复：“除第5条容后协商外，其余各条完全承认。”袁世凯卖国的消息一经传出，遭到了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

反袁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神州大地激荡，南开校园顿时失去平静。周恩来为了反对“二十一条”和后来袁世凯称帝，鼓动同学把南开学校礼堂门楣上用袁世凯的号“慰廷”题的“慰廷堂”的横匾摘下来砸掉。

6月6日，他在敬业乐群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愤怒声讨日本侵略者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大声疾呼：“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的卖国条约！”

当天下午，天津河北公园召开天津“救国储金”募款的群众大会。神州沦亡的危机感激起群情振奋，爱国缙绅、商界人士、学界名流，纷纷登台发表演说。当主持演说会的主席宣布“现在请南开学校周恩来君演说”后，年仅17岁的周恩来身穿洗得干干净净、已有些泛白的蓝色旧长袍，从容镇定地健步登上讲台。他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的听众，声情并茂地开始了演讲：“诸位，此次中日交涉，我政府不得已而承认，推其原因，我爱国人必曰：器械不精，军务不良，有以致之。然非我经济界之匮乏，亦必不致有此之大辱。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财政上之不充足，遂不能自立兵工厂，造军械等。械不精，虽有亟勇之军人，亦断不能立足于疆场。故此次之失败，虽纯粹名之曰经济之失败可也。设我国之财政非困难如是者，吾恐他人之哀的美敦书未必至，而我国民之热血亦足可洗今日之羞也。”

“哗——”仿佛平地卷起一阵风暴，掌声打断了周恩来的演说。他受此感染，兴奋地环顾四周，掌声甫停，他继续演说：“夫因无财而受屈辱，则今后欲图自强，舍谋经济界上之活动外无他道也。欲谋经济之发展，必先图财政之充足，必先使基本金之有着，然后始可振兴实业、立兵工厂、增进军备、提倡教育。而筹此偌大之基本金，方法不外二道：一则借外债。但此种款，用处须有限制，不能任吾所欲为。况债台多筑一层，吾等人民则多一层担负，而经济界尤困难一步。吾知爱国之士，决不愿借外债以度日，而为波兰、埃及之属也……”

这番演说把经济发展之途径、经济与外交之关系、外人借债于我旨在实行殖民统治之实质一一道破，自然又赢得一片掌声。他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胁迫袁世凯卖国政府接受所谓“二十一条”的奇耻大辱和袁世凯与英、法、日、德、俄5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的卖国勾当激愤地表示要奋起图强，“湔雪”此耻。

演讲完毕，周恩来揣着敬业乐群会会员筹集的储金走向登记处。这些钱是微薄的，可他们已尽其所有，当他在登记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他感到少有的欣慰……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这是周恩来最早的诗歌作品，即1914年发表在《敬业》创刊号上的《春日偶成》（二首）。周恩来的诗，以深沉的目力和锐利的眼光，透过春意盎然的大自然景象和祖国美好河山的描述，揭示了祖国的危难，人民的痛苦，抒发了他热爱祖国和人民，追求进步和光明的热烈情感。

1915年8月，南开学校校刊更名为《校风》周刊，这是由学生自办的校刊，每周出一期，公开发行。该刊有工作人员四五十人，分布在各年级各班，每年选一次，编辑部有6名编辑代表，周恩来是1916年和1917年的编辑代表。

1916年1月，周恩来担任《校风》文苑部部长，3月起兼纪事类编辑，9月担任纪事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主要负责财务收入、印刷、校对、广告、发行等事务。他的工作既繁重又琐碎，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他还要亲自到印刷所去检查印刷质量和保证每期准时出版。除此而外，他还亲笔为该刊撰写很多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他的文章题材范围广，论述方面多，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地理、风俗，从国际国内大事到球讯往来消息，他都有所评论、记述，这些作品写得有条理，有内容，有判断，并有引人入胜的风趣，同学们都争相传阅。

在学校里，周恩来还先后担任过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总干事和班中干事。

当时，天津各中等以上学校每年均联合举行一次校际辩论讲演比赛，由各校派出3名代表参加。根据比赛的题目，各人尽力阐述发挥，互相辩驳，优者为胜。周恩来曾代表南开学校多次参加过这样的比赛，他特别善于演讲，长于雄辩，他的演说总是那么激动人心，富于感染力，因而使南开学校连续两次获得全市中学校际讲演比赛第一名。

周恩来杰出的演说能力是下过一番苦功的。他经常勤学苦练，从内容到声调，从仪容到姿态，广泛征求同学意见，有时在宿舍里对着镜子练。他还苦练即席讲演的能力，不打稿，不准备，得到题目后立即发言，出口成章，机智敏捷。

那时，社会风气没有大开，男女不能同台演出。由于周恩来身材修长，体态匀称，仪表英俊，风度潇洒，同学们一致推举他来扮演妇角。在学校新剧团里，周恩来除负责布景外，还在《一元钱》等新剧中多次扮演女主角。周恩来办什么事都认真。为了演好戏，他常同担任《一元钱》男主角的同学李福景一起揣摩剧情，说是要“生活于剧中”。《一元钱》的演出，曾在天津轰动一时，并在1915年暑假中到北京青年会公演，博得好评。

张蓬仙是周恩来在南开时的同学好友，两人关系甚密。1915年11月，张蓬仙的父亲给张蓬仙争取到一个留日名额。张蓬仙退学回吉林时，周恩来赠诗3首。其一曰：“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津门岂偶然。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蛰下酒话当年。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待得归农功满日，他年预卜买邻钱。”其二曰：“东风催异客，南浦唱骊歌。转眼人千里，消魂梦一柯。星离成恨事，云散奈愁何。欣喜前尘影，因缘文字多。”其三曰：“同侪争疾走，居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群鸦恋晚树，孤雁入寥天。惟有交游旧，临岐意怅然。”全诗似乎写的是学友别离之情，然深蕴周恩来为国为民的冲天志向，一腔爱国热情溢于言表。该组诗曾发表在1916年4月出版的《敬业》第4期上。

张蓬仙临行前，周恩来又拿出一只他家祖传的细瓷砚台送给张蓬仙以作纪念。这只砚台有52开纸大小，正面是九条龙，砚台的颜色是绿色，龙呈黄色，砚台的背面有 “大明万历年制”字样。1921年，张蓬仙的二妹张世仙结婚时，张蓬仙将砚台作为陪嫁送给妹妹，张世仙一直珍藏到她去世。

1916年6月，北洋军阀张勋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妄图复辟封建帝制。南开学校国文教师张皞如获此消息，异常愤慨，写下《伤时事》一诗：“太平希望付烟云，误国人才何足云。孤容天涯空涕泪，伤心最怕读新闻。”忧愤之情，溢于言表，却又难以自抑和排解，对时局流露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低沉情绪。

周恩来读后感慨万千，心中如捣，随即和了一首《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已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这年10月，周恩来以“飞飞”署名，将该诗发表在《敬业》第5期上。正是在这个月，周恩来发表了《中国现时之危机》的演说，其中对张勋等的复辟行径，予以义正词严的抨击：“试问督军何人？徐州何地？乃竟有十三省联盟之事，自为盟主，干涉宪法，取消国会，改组内阁，排挤总长，甚而至有废旧约法之议……此而不为违法，天下宁复有违法之事乎！而当局者犹日事敷衍姑息，借缓时机。夫以此种蛮横之人，仅知固其势，保其位，焉有所谓国家思想哉！”实际上，斗争矛头已不局限于张勋等北洋军阀，而且，指向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最高统治者。

在南开学习的4年中，周恩来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深得校长张伯苓的器重，每隔几个星期，他总要在休息日到张校长家去长谈。张校长每次总要留他吃饭，有时吃贴饼子，煮稀饭，煎小鱼。把他当成自家人，张伯苓常对家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校董严修也很赏识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他曾称誉周恩来“有宰相之才”。他的长子严智崇曾从北京写信向父亲提出：“周恩来之为人，男早已留心，私以为可以为六妹（严智安）议婚，但未曾向一人言之耳。”严智安是严修最小的女儿，当时在北京贝满女中读书。严修的家人想促成周恩来和严家六小姐的姻缘。对校董的厚爱，周恩来很感激，但婚姻大事绝非儿戏。他在一次散步时对好友张鸿诰说：“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因此辞却了。”

1917年6月26日晚，南开学校第10次毕业典礼隆重举行。袁氏政府国务卿徐世昌、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等社会名流应邀出席。

校长张伯苓致毕业典礼辞后，给毕业生颁发毕业文凭。周恩来接过毕业证书一看，上面写道：“中学部学生周恩来，年19岁，浙江省绍（兴）县人，于中华民国六年六月业将功课肄习完毕，计得毕业分数八十九分七二。”

接着，颁发优秀学证书和奖品。当校方把“国文最佳奖”金质奖章颁发给周恩来时，场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继而，周恩来代表全体毕业生致答词，答谢师长、来宾，致同学之殷殷祝贺，表达了保存南开荣誉于永久之愿望。

那天，同学间相互赠言留念，周恩来在同学王朴山的本子上写下：“浮舟沧海，立马昆仑。”在《毕业同学录》里，对周恩来有这么几句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曾代表本班与全校辩论。于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毕业成绩仍属最优。”

充实、丰富的中学时代结束了，周恩来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周恩来回顾往事时，曾感慨地说，天津是我青年时代的故乡，“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的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它使我有可能寻求新的知识”。1951年2月24日，周恩来重返阔别多年的南开学校，满怀喜悦之情走上礼堂讲台，亲切地对师生们说：“这是我的母校，没有疑问，那时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但我也学了一些知识，锻炼了办事能力。以后我参加了革命，思想认识提高了，工作能力增强了，这是共产党经常教育的结果，也是和我在火热的斗争中得到多年艰苦锻炼分不开的。”

中学时代画上了句号，周恩来的人生开始掀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