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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部一个职员冒充周总理骗取20万元巨款

赵炜

2018年08月22日15:1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西花厅岁月》给当代中国人展示了一个过去时代的领袖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当今善于炒作的书商们惯用的“猎奇”和“揭密”,打动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亲切,从容和真实。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亲情友情,普通人的烦恼和心焦,也会放歌纵酒,也会泪洒人前,这样的领袖少了仙气,却多了人民的爱戴。

本书系赵炜著、泠风执笔、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选择;意想不到的调动;走进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周总理;进入周总理办公室等内容。本文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西花厅岁月》图书连载节选。

  有的人,一辈子只见过周恩来总理一两面,或只在他身边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但却对当时的细节留下了十分深刻的记忆。原以为在总理办公室工作了许多年,在赵炜的脑海中关于西花厅故事也一定会有不少,真没想到,她对于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许多细节却大都淡忘了。“经历的事儿太多了,有许多都是千篇一律的接电话、送文件,也没什么样可说的”,她总是这样说。其实,这不难理解,像她那样十几年在总理身边做机要工作,已经养成了保密习惯,所以每天的工作细节她不屑说,也不想说,何况她当年在总理办公室按照要求并没有留下工作记录或日记,如今以她七十岁的高龄再回忆一些细节确实不是件容易事儿。但在周总理身边的工作内容毕竟十分丰富,这里记下的,就是赵炜回忆起的一些往事。

  在西花厅工作,周总理对我们的另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做好保密工作,对平日接触的工作内容守口如瓶,不能对外讲的,包括自己的妻子丈夫都不能讲。

  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周总理交待主管项目的负责同志说:这次试验,参加的全体技术工程人员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试验的种种情况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周总理还当即表态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中央委员,但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说。”原子弹爆炸前一天,正赶上我值班,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他桌上放着一篇刚刚审阅完的稿件。周总理对我说:“赵炜,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新闻,你把稿子送到新华社朱穆之社长那里,要亲手交到他手里,等到他看完再直接送到外交部。”

  “明白了。”我拿起稿件用信封装好。这时,周总理又再嘱咐了一句:“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没见报前可不准向外吐露一个字呀。”

  “请总理放心,我走啦。”我郑重地表态。

  周总理点点头:“好,你去吧。”

  车子就在外面等着,我坐在车里,两只手紧紧抱着公文包,仿佛一松劲里面的稿件就会跑了似的。中国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弹了,真是件令人振奋的消息呀。可现在原子弹还没有起爆,第一次试验能不能成功?我心里有点打鼓。经过宣武门教堂的时候,从不迷信的我突然想从心里为这次原子弹能够爆炸成功祈祷。

  从中南海到新华社不远,朱穆之社长看稿子的时候,我一直坐在他身边,两眼盯着他逐字逐句地仔细看,终于,等他看完了,我又把稿子收起来,驱车直接送到了外交部。

  从外交部回来,我马上就向周总理汇报:稿子已经送到外交部了。周总理说:“等明天的新闻吧。”此时,我心中虽然多了一个惦记,但回到办公室和家里却没说一个字。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跑去取报纸,太好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报纸上头版头条登出了这条令世界为之一震的消息,西花厅里人们的兴奋劲儿就别提了。

  那天我见到周总理,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成功啦,总理。”我兴奋地说。“成功啦,好。”周总理也高兴地说。

  在总理值班室,我还亲历了另一件大事,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被骗20万巨款的事件。

  记得那是1960年春天(确切的日子应该是1960年3月21日),那天我值班,从一上班,电话就特别多,有时几部电话同时响,忙得我没一刻闲暇。快下班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人民银行打来的,打电话的人说,前几天有一个人拿着盖有总理办公室收文章的批件从中行提走了20万元人民币现金,他们要核实一下。

  “总理办公室?提现金?”凭我多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了解,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当时脱口就回答“总理办公室最近没收到过这类文件,请你们马上把那份批件送来。”对方一听就着急了,忙说:“可他确实有周总理的亲笔签条,用的也是总理办公室的信笺呀。”我一听,更离谱了,这么多年,周总理从来就没曾给什么人写个条子让到那里去取现金,这事肯定有问题,没准是遇上骗子了。

  “钱给了吗?”我也着急了。一听对方说钱已出库,我连忙说:“坏了。你们等我汇报后再回电话”。

  放下电话,我马上把这件事向办公室主任汇报,然后又汇报到周总理那里。果然,不出所料,周总理从来没写过什么批条,也根本不知道提现金的事。因为按照常规程序,周总理从不给某人直接批条到银行,他一般都是先批给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先念。

  “请公安部马上追查,决不能让国家财产受到一点损失。”周总理下了指示。

  我回到值班室后又给中行打电话,明确告诉他们总理办公室不知道这件事,请他们把那件“总理批示”尽快送到公安部去检验查对。因为事关重大,我能感觉得到,对方接电话时紧张得语调都有点打颤。

  电话打完没多久,我下班了。那天正好是个周末,我和赵茂峰草草吃完晚饭,就去看郭老的话剧《蔡文姬》,因为茂峰喜欢郭老的作品。但是,因为下午中行的电话,我那天终于没有看完《蔡文姬》。

  那晚,话剧刚刚演了一场,就有一个同志来到我们面前,“那位是赵炜同志?”他低声问。

  “我是。”

  请接一下电话。”那位同志说。

  我想,准是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的,一定是因为那笔钱的事。我来看话剧前就同他们说好,如果公安部要了解情况,值班室就打电话找我。现在果然不出所料,电话来了。

  我和茂峰打了个招呼就出去了。

  这时,那位同志才说:“我是公安部的,对不起,我们有些事想找你了解。”

  外面,一辆车正等着我,我们上车后车子直奔公安部大院驰去。

  在公安部,我把接电话的经过逐句讲了一遍,又回答了他们一些问题,很晚,我才回到中南海。

  庆幸的是,这个案子没几天就破了。那个胆大包天的作案人原来是外贸部的一个职员,曾经见到过周总理的亲笔批示和签名,就在外面刻了一个办公室的假章,又仿照周总理笔迹去作案,中行的人一时没认出来,居然让他得逞了。那人取钱时后将钱装在两个大麻袋里放在自行车上就驮走了,捉他归案那天,公安人员从他的床底下搜出了那20万现金。

  这件事过去好久,有一次我去总理办公室送文件,周总理还对我说:“在我这里工作就是要警惕性高一点,否则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我们无法向人民交待呀。”

  虽然工作上周总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他从来不喜欢让别人叫他首长,也不愿意工作人员因为他的缘故而对客人有所不恭。记得有一次是一位从部队刚调来的军事秘书值班,那天周总理从外面回来路过值班室就进去问有什么急事没有,那位同志汇报完工作后像在部队一样习惯地说了句“请首长指示”,周总理马上说:“不要叫我首长,更不要说我指示。”周总理还让这位秘书把他的意见转达给大家,“你就说是我的意见或是交代。”

  还有一次,张奚若来西花厅开会,门口的警卫战士不认识他,就挡了一下,没让车子及时进来。张奚若到了前厅就对周总理说:你的门卫很严,不让我进来。周总理听了立刻向他表示了谦意。散会后,周总理特意到值班室让我查查是怎么回事。他说:“看起来谁来开会进门挡一挡是小事,但要是挡错了或出了什么样差错,影响可不是小事,尤其对党外人士你们更要注意,对人家态度不要生硬,要和蔼、客气,遇事要耐心、细致。”周总理的一席话让我很受感动,我立即去前面了解情况,回来后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了说:“要吸取教训,他是老同志,应当处处尊敬他们。”周总理处理这件小事的态度让我很受教育,从此,我在处理事情时考虑得更加仔细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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