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部一个职员冒充周总理骗取20万元巨款

编者按：《西花厅岁月》给当代中国人展示了一个过去时代的领袖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当今善于炒作的书商们惯用的“猎奇”和“揭密”，打动人的是故事的平凡和亲切，从容和真实。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亲情友情，普通人的烦恼和心焦，也会放歌纵酒，也会泪洒人前，这样的领袖少了仙气，却多了人民的爱戴。

本书系赵炜著、泠风执笔、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包括：三次偶然的选择；意想不到的调动；走进西花厅；第一次见到周总理；进入周总理办公室等内容。本文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西花厅岁月》图书连载节选。

　　有的人，一辈子只见过周恩来总理一两面，或只在他身边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但却对当时的细节留下了十分深刻的记忆。原以为在总理办公室工作了许多年，在赵炜的脑海中关于西花厅故事也一定会有不少，真没想到，她对于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许多细节却大都淡忘了。“经历的事儿太多了，有许多都是千篇一律的接电话、送文件，也没什么样可说的”，她总是这样说。其实，这不难理解，像她那样十几年在总理身边做机要工作，已经养成了保密习惯，所以每天的工作细节她不屑说，也不想说，何况她当年在总理办公室按照要求并没有留下工作记录或日记，如今以她七十岁的高龄再回忆一些细节确实不是件容易事儿。但在周总理身边的工作内容毕竟十分丰富，这里记下的，就是赵炜回忆起的一些往事。

　　在西花厅工作，周总理对我们的另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做好保密工作，对平日接触的工作内容守口如瓶，不能对外讲的，包括自己的妻子丈夫都不能讲。

　　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周总理交待主管项目的负责同志说：这次试验，参加的全体技术工程人员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试验的种种情况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周总理还当即表态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中央委员，但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说。”原子弹爆炸前一天，正赶上我值班，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他桌上放着一篇刚刚审阅完的稿件。周总理对我说：“赵炜，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新闻，你把稿子送到新华社朱穆之社长那里，要亲手交到他手里，等到他看完再直接送到外交部。”

　　“明白了。”我拿起稿件用信封装好。这时，周总理又再嘱咐了一句：“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没见报前可不准向外吐露一个字呀。”

　　“请总理放心，我走啦。”我郑重地表态。

　　周总理点点头：“好，你去吧。”

　　车子就在外面等着，我坐在车里，两只手紧紧抱着公文包，仿佛一松劲里面的稿件就会跑了似的。中国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弹了，真是件令人振奋的消息呀。可现在原子弹还没有起爆，第一次试验能不能成功？我心里有点打鼓。经过宣武门教堂的时候，从不迷信的我突然想从心里为这次原子弹能够爆炸成功祈祷。

　　从中南海到新华社不远，朱穆之社长看稿子的时候，我一直坐在他身边，两眼盯着他逐字逐句地仔细看，终于，等他看完了，我又把稿子收起来，驱车直接送到了外交部。

　　从外交部回来，我马上就向周总理汇报：稿子已经送到外交部了。周总理说：“等明天的新闻吧。”此时，我心中虽然多了一个惦记，但回到办公室和家里却没说一个字。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跑去取报纸，太好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报纸上头版头条登出了这条令世界为之一震的消息，西花厅里人们的兴奋劲儿就别提了。

　　那天我见到周总理，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成功啦，总理。”我兴奋地说。“成功啦，好。”周总理也高兴地说。

　　在总理值班室，我还亲历了另一件大事，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被骗20万巨款的事件。

　　记得那是1960年春天（确切的日子应该是1960年3月21日），那天我值班，从一上班，电话就特别多，有时几部电话同时响，忙得我没一刻闲暇。快下班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人民银行打来的，打电话的人说，前几天有一个人拿着盖有总理办公室收文章的批件从中行提走了20万元人民币现金，他们要核实一下。

　　“总理办公室？提现金？”凭我多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了解，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当时脱口就回答“总理办公室最近没收到过这类文件，请你们马上把那份批件送来。”对方一听就着急了，忙说：“可他确实有周总理的亲笔签条，用的也是总理办公室的信笺呀。”我一听，更离谱了，这么多年，周总理从来就没曾给什么人写个条子让到那里去取现金，这事肯定有问题，没准是遇上骗子了。

　　“钱给了吗？”我也着急了。一听对方说钱已出库，我连忙说：“坏了。你们等我汇报后再回电话”。

　　放下电话，我马上把这件事向办公室主任汇报，然后又汇报到周总理那里。果然，不出所料，周总理从来没写过什么批条，也根本不知道提现金的事。因为按照常规程序，周总理从不给某人直接批条到银行，他一般都是先批给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先念。

　　“请公安部马上追查，决不能让国家财产受到一点损失。”周总理下了指示。

　　我回到值班室后又给中行打电话，明确告诉他们总理办公室不知道这件事，请他们把那件“总理批示”尽快送到公安部去检验查对。因为事关重大，我能感觉得到，对方接电话时紧张得语调都有点打颤。

　　电话打完没多久，我下班了。那天正好是个周末，我和赵茂峰草草吃完晚饭，就去看郭老的话剧《蔡文姬》，因为茂峰喜欢郭老的作品。但是，因为下午中行的电话，我那天终于没有看完《蔡文姬》。

　　那晚，话剧刚刚演了一场，就有一个同志来到我们面前，“那位是赵炜同志？”他低声问。

　　“我是。”

　　请接一下电话。”那位同志说。

　　我想，准是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的，一定是因为那笔钱的事。我来看话剧前就同他们说好，如果公安部要了解情况，值班室就打电话找我。现在果然不出所料，电话来了。

　　我和茂峰打了个招呼就出去了。

　　这时，那位同志才说：“我是公安部的，对不起，我们有些事想找你了解。”

　　外面，一辆车正等着我，我们上车后车子直奔公安部大院驰去。

　　在公安部，我把接电话的经过逐句讲了一遍，又回答了他们一些问题，很晚，我才回到中南海。

　　庆幸的是，这个案子没几天就破了。那个胆大包天的作案人原来是外贸部的一个职员，曾经见到过周总理的亲笔批示和签名，就在外面刻了一个办公室的假章，又仿照周总理笔迹去作案，中行的人一时没认出来，居然让他得逞了。那人取钱时后将钱装在两个大麻袋里放在自行车上就驮走了，捉他归案那天，公安人员从他的床底下搜出了那20万现金。

　　这件事过去好久，有一次我去总理办公室送文件，周总理还对我说：“在我这里工作就是要警惕性高一点，否则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我们无法向人民交待呀。”

　　虽然工作上周总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他从来不喜欢让别人叫他首长，也不愿意工作人员因为他的缘故而对客人有所不恭。记得有一次是一位从部队刚调来的军事秘书值班，那天周总理从外面回来路过值班室就进去问有什么急事没有，那位同志汇报完工作后像在部队一样习惯地说了句“请首长指示”，周总理马上说：“不要叫我首长，更不要说我指示。”周总理还让这位秘书把他的意见转达给大家，“你就说是我的意见或是交代。”

　　还有一次，张奚若来西花厅开会，门口的警卫战士不认识他，就挡了一下，没让车子及时进来。张奚若到了前厅就对周总理说：你的门卫很严，不让我进来。周总理听了立刻向他表示了谦意。散会后，周总理特意到值班室让我查查是怎么回事。他说：“看起来谁来开会进门挡一挡是小事，但要是挡错了或出了什么样差错，影响可不是小事，尤其对党外人士你们更要注意，对人家态度不要生硬，要和蔼、客气，遇事要耐心、细致。”周总理的一席话让我很受感动，我立即去前面了解情况，回来后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了说：“要吸取教训，他是老同志，应当处处尊敬他们。”周总理处理这件小事的态度让我很受教育，从此，我在处理事情时考虑得更加仔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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