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共地下电台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国民党军警破门而入，“噔噔蹬”冲向小阁楼。在“嘀嘀嗒嗒”声中，李侠发出这最后一组电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树立了一代中共地下报务员的形象。

　　临近解放，遭敌破坏的中共上海地下电台，一部是张唯一领导、负责与党中央联系的李白电台，1948年11月，李白牺牲。另一部是秦鸿钧电台，先后由刘长胜和张承宗领导、对接中共华东局。后为长期隐蔽和安全考虑，上海只与中央联系，停止与华东局联络。该电台在1949年3月被破，秦鸿钧就义。

　　中共地下电台是伴随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而诞生的。在1928年党的“六大”后，筹建电台摆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党中央无论与湘赣边界等不断壮大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还是与白区各地坚持斗争的党组织联系，都需现代化的、更为快捷方便和安全的无线电通讯。于是，地下电台的筹建，必然选择了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上海。

　　上海：中共首个报务员由国军电台培养

　　1928年10月的一天。时任中共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赶往三马路（今汉口路）上的惠中旅馆。接上级通知，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伍豪 （周恩来）要找他谈话。

　　走进一楼的一个房间，张沈川见到周恩来，他刚开完“六大”，从莫斯科来到上海。屋里等待谈话的，有何叔衡等五六个人，没互相介绍，谈完一个走一个。张沈川记得清楚：“恩来同志和我谈话时，对我的情况问得很详细。问我过去在什么地方念书，参加过哪些政治运动。”

　　“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由谁介绍的？”周恩来问。

　　“1926年11月在南昌入党，介绍人是朱雅林（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等职）。”

　　张沈川回忆：“最后，他代表组织决定让我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要我找到学习场所后，向组织上汇报。以后，李强就经常帮助我学习，每月的生活费也是他带给我的。”

　　他说的李强，为中央特科第四科无线电通讯科的科长，是筹建地下电台的负责人。

　　与周恩来谈话后，张沈川留意起这方面的信息。一天，他从报上看到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学校在老西门的蓬莱路，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校牌，另一块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并有卫兵站岗。其实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刘鹤年台长兼校长，办学校是利用电台的资源赚外快。

　　化名“张燕铭”的张沈川，经考试后被录取。为方便学习，他搬到离校不远的菜市路（今顺昌路），住在培德小学的亭子间里。组织为他买了电键、蜂鸣器和干电池等，还花12个银圆买了个矿石收音机和一副耳机，相当于527.4元。那时，一个普通职员每月薪水，不过4到6元。李强来帮他装了天线和地线，只能抄收徐家汇天文台长波发射的法文气象预报。

　　学校第一期学员50名，1928年11月开学，全是走读，上课在夜晚。来自交大的两位教授教无线电学基础知识，军用电台的报务员则教收发报。1929年5月结业后，经刘鹤年同意，张沈川留在电台做实习生，并搬入电台宿舍。同住的技工姓杨，张沈川向他学了换装发射天线、充蓄电池和装无线电收音机等技术。

　　晚上，有的报务员要出去玩，就叫张沈川代班收发报。刚开始，报务主任还在一旁监工，几次下来没差错，就让他独自代班。中共培养的第一名报务员，在国民党军队的电台上起了班。趁深夜一人值班之机，他偷偷抄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组织。

　　到了夏天，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来实习的张健等3人来到这里。张沈川感到，自己被他们盯上了。果然，一天上班，见收报机上贴了张纸条：“昨天晚上谁值班？工作有错误。”

　　他想，昨晚是自己代班，值班本有记录，明摆着是要找茬。于是，他向刘鹤年提出：现在实习人多，自己机会少，决定离开电台，另谋职业。7月，张沈川走出了第六军用电台。

　　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的中共学员

　　在张沈川进入上海无线电学校之前，在距上海西北七千多公里的莫斯科，中共开始在海外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来得好。

　　1928年暑假前，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劳大”）的上海嘉定人毛齐华，接过一份名单。给他名单的“劳大”秘书长阿勃拉姆莫索，要他这个“劳大”支部局组织委员通知方廷桢（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与他自己一起去见他。

　　在秘书长办公室。阿勃拉姆莫索对这6人说：“应中共代表团要求，由于中国革命的需要，并得到第三国际的支持；决定派你们去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提醒，“这是绝对保密的事，跟任何人都不能讲。你们白天照常在学校上课，晚上去学习。”

　　一位苏联同志带他们去报到。在路上，按事先约定是每人之间保持一段距离，不结伴而行，以免引人注目。走了约两里多，到了国际无线电训练班驻地，接待他们的也是苏联同志。从此，他们每周两晚来学习，每次两小时。平时，还是在“劳大”学习和工作，其他同学根本不知道他们有这项秘密学习任务。

　　不久，学校放暑假。毛齐华在参观东方大学野营活动时，正逢周恩来到校向中国学生传达“六大”会议精神。吃饭时，周恩来对他说，“你们要抓紧学习，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

　　“短短的两句话，给我印象至深。”毛齐华一直记着未忘。

　　训练班由苏联老师教授，先“嘀嘀嗒”学收发报技术，规定了每分钟要完成的收抄数。暑假后，学习无线电基本原理、机器零件制作，还要去自动发射台和小工厂实习。老师特别强调要学会用简单工具制作电容器、变压器和线圈等无线电元件，以适应国内斗争环境的需要。

　　到1929年底，毛齐华他们离开了“劳大”，搬进了训练班的宿舍。此时，日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中止学习，被调去做共青团工作，学员变为5人。

　　从1929年下半年起，训练班课程增加了学骑马、开车、使用武器和掌握爆破技术等，还要学习英语。内容增加了，无线电通讯仍是主业。除了参观国际电台，自1930年起，实际应用增多。毛齐华和他的伙伴常带着自己制作的收发报机，乘火车到几十公里外的莫斯科郊外开练，与业余电台CQ（CQ是业余电台通信中没特定联络对象的普遍呼叫，一般呼叫1到3次：CQ。CQ。CQ。听到呼叫的任何台都可回答，发出呼叫的逐个与应答台联络）。毛齐华说，“顺利时，一个晚上可和十几个西欧国家业余爱好者电台通报。”

　　1930年初冬，毕业回国的毛齐华、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4人到上海。按规定住进三马路一家旅馆。第二天，李强来了，与中共在苏学习无线电通讯的同志会师。此为后话。

　　1929年：第一座红色电台

　　就在毛齐华他们在莫斯科学得热火朝天时，1929年的上海，离开第六军用电台后的张沈川租了房，由组织购置了无线电器材。他说，“经过一番努力，总算按照李强绘制的线路图备样，制成了一台收报机。”

　　留法海归的贺果（贺培真）与张沈川同住，学习报务（后患耳病中止学习）。此时，发生一场虚惊。8月25日上午7点光景，两人听到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沉重的脚步声，透过板壁缝隙，只见三四个侦探在向房东要亭子间的钥匙，那里住的是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

　　房东说，只有一把钥匙，在房客那里。侦探就搭起梯子，从窗户爬进亭子间，搜查了一个小时，一无所获。他们下楼了，边走边不时回望前楼。张沈川他们顿时紧张起来，因为那里有收报机和无线电器材，屋顶上还装着天线。

　　第二天，李强来了。说因叛徒白鑫出卖，颜昌颐与彭湃等人已于24日被捕 （后在龙华就义），他们需要立刻搬家。

　　这时，中央从各地选调青年党员近10名到沪学习报务，由李强和张沈川负责教。第一位学员是十八九岁的黄尚英，他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夜校学过，但缺乏实践。到1929年下半年，来学习的已有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等，还有刘光慧、赵荫祥和蒲秋潮3位女同志。在白色恐怖下，不能像莫斯科那样办“国际无线电训练班”，而是采取分散居住、单线联系、登门教学的办法。在当时的上海，上门做家教司空见惯，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正如曾三所说，“李强和张沈川是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母机’，他们为党培训了很多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他还记得，李强当时化名张振声，张沈川化名沈哲。曾三同伍云甫同住，他俩轮流学习发和收。两月后，买了两副耳机和一个矿石收音机，可收听徐家汇天文台的气象预报。学了四五个月后，收抄可每分钟110到120字，达到了上机工作要求。

　　此时，广西形势大变。李宗仁等下台，李明瑞当了广西的绥靖司令，与张沈川熟悉的李部政治部主任姜丕仁要他去桂，先接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四军用电台，再去省政府工作。周恩来同意了，第二天又通知他不去。“因为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无线电台。从这时起，李强和我就着手筹建我们党的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张沈川道出原委。

　　张沈川说，“在1929年下半年，我们在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作为电台的秘密台址。”周恩来介绍北京女师大学生、从苏联学习回来的蒲秋潮住机关，张沈川说，“我们扮作假夫妻，衣着都比较讲究。楼下客厅陈设阔绰，俨然一个富裕家庭的样子。”10月，又有黄尚英搬来。

　　为尽快掌握报务技术，张沈川安装了一个简易装置练习：一人在楼上，一人在楼下。天线架在三楼晒台和屋脊上，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夜深人静时，用气象预报作为收报练习，天亮后撤下来。

　　在加紧培训报务员的同时他们还在研制收、发报机。这种敏感器材无处可买。李强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到苏氏兄弟无线电器材公司买零件和参考书，该公司专营美国RCA无线电器材。参照《无线电杂志》上的线路图样，进行安装。他儿子李延明回忆，父亲“设法混进上海亚美无线电公司，若无其事地在车间闲逛，眼睛却盯着工人的操作，就这样偷到了不少技术。当他试图进入专门生产发报机的大华无线电公司时，被拒之门外。于是，他在公司找了个内线，借到了一台发报机，连夜将发报机的零件一个个拆下，然后画出草图”。

　　经过半年多研制，终于在1929年冬，成功自制了一台发报机。张沈川倍感自豪：“机器虽然笨重，灵敏度不高，功率只有50瓦。但这毕竟是靠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党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建立了我党的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

　　张沈川用业余无线电台呼号呼叫：CQ。CQ。CQ。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复，几次试下来，证明自造的机器能够通报。张沈川说，“我们是何等的高兴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地下电台运行了，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管报务。伴随着轻微的“嘀嘀嗒嗒”声，红色电波发向上海的夜空，联系着祖国的四面八方。

　　从1928年11月张沈川学报务到李强试成收发报机，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了一串红色的电波。那年，李强24岁，张沈川29岁。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报务人员中，日后不少人成为党和军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骨干，成为新中国的栋梁。令人惋惜的是，黄尚英于1930年不幸病故，正值20岁的青春年华。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李强，曾任外贸部副部长，中科院学部委员 （后改称院士），1996年逝世，享年91岁；张沈川，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安全部特约咨询委员，1991年逝世，享年92岁；毛齐华，曾任劳动部常务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1997年逝世，享年95岁；曾三，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0年逝世，享年85岁；方仲如，曾任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1983年病逝，享年82岁；王子纲，曾任四机部副部长、邮电部部长，1994年逝世，享年85岁；伍云甫，曾任卫生部副部长，1969年逝世，享年65岁。（袁念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