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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衔

2018年07月20日14:53    来源:北京日报

  插图/傅堃

 

  1955年9月27日,很多人可能记不得这一天,它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南海里举行了两场授衔典礼。

  此时,距南昌城头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已经过去整整28年了。“功名只从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这些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将军们无一不是戎马倥偬,征战南北、功勋卓著,这军衔、这勋章,是对他们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的崇高肯定与奖赏。

  军衔和勋章,也是一块试金石,见证着共产党人在功名利禄面前的抉择。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对国家和人民赋予个人的荣誉、地位、名利,当之无愧却淡泊以待,有推却,有谦让,有自请降衔,因为他们出发时不是为了这些,浴血奋斗不是为了这些,百战余生也不是为了这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才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授衔中南海

  1955年9月27日,14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授衔典礼率先在中南海紫光阁西边的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的命令。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张云逸9位将军整齐地站在主席台前,依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手中接过授予大将军衔的命令状。第一个拿到命令状的粟裕也由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正式被授衔的军人,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第一大将。这一天,一同在紫光阁被授衔的共计有在京的301名将官,而更多的将官们随后在全国七个地区,以及异国他乡接到了授衔令,他们后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和国的开国将军。

  第二场授衔典礼在怀仁堂。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走进怀仁堂》记录了这个荣耀千秋的时刻。

  16时一过,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驶进了中南海,停在怀仁堂前的广场上。走下车来的是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

  “我们的总司令来喽!”

  朱老总健步走进休息室,神采奕奕。陈毅站在他面前,上下端详:“老总哎,比南昌起义时还年轻嘛!”

  大家都笑了起来。

  “贺老总,你想没想过今天能当元帅呀?”陈毅转过身,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问贺龙。

  “别说想当元帅,那时连打响的是第一枪也没想过呢!就是一心想把那一枪打好!”大家被贺龙的直率逗得哈哈大笑。

  说到“八一”南昌起义,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叶挺。

  “要是叶挺还在,你们新四军就会出两个元帅。”聂荣臻道。

  “叶挺要是还健在,能看到今天该多好啊!他要在,元帅的桂冠一定要给叶军长!”陈毅的语调充满了深情。

  “如果新四军中有两个元帅的话,十大元帅中该是两个叶帅喽!”

  “祝贺大家!”不知何时,周总理已走进了休息室。

  “我们的周副主席也应该授衔嘛!”

  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笑着摆了摆手:“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是为诸位元帅服务的,当好你们的后勤嘛。”

  17时整,《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南海奏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毛泽东主席站起身来,亲手把元帅军衔命令状和勋章送到跟随他南征北战的战友们手中。

  不过,家喻户晓的共和国十大元帅此时出现在典礼上的只有7位——刘伯承和林彪因病正在青岛疗养,叶剑英则在大连组织抗登陆演习。

  其实,这些开国将帅中许多人几十年前早已是将军——

  在国共合作前,朱德就已经是拥有实权的中将。

  第二次北伐结束,贺龙便因功升任了军长,他的第二十军战斗力很强。蒋介石、唐生智纷纷派人上门拉拢、封官许愿。

  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之前,已经有至少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并取得了将官军衔。

  和朱德一样,刘伯承也是“中将加上将衔”,允许佩戴上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相当于比中将高一级,可以视为“准上将”。

  当时不仅叶挺这个手握实际军权的师长是中将,其余的如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刘伯坚等政治干部,也都被授了中将。(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特邀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中共与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再次授给他中将军衔,还特准其享受上将待遇——中将军衔的月薪为160块大洋,上将待遇则是每月240块大洋。不过,这笔“巨款”被恩来同志一文不留地作为党费上缴了。)

  随着南昌起义的枪炮声响起,国民革命军中大多数共产党员以及部分进步军官毅然放弃了耀眼的军衔和高官厚禄,脱下将校呢,换上粗布军装,投身革命阵营。

  今天,他们打出来的这个红彤彤的新中国,给了他们应有的荣光。

  战创最多的将帅群体

  在1955年授衔的千余位将帅中,有忠勇的猛将,也有儒雅的学者,有战神,也有谋帅,哪一个不是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他们的传奇不妨就从身上的累累伤疤说起。

  著名军旅作家吴东峰专门做过一个有关战创的统计——

  十大元帅中有7位曾负伤,累计战创近20个:刘伯承负伤9次战创10多个,陈毅负伤1次战创1个,贺龙负伤1次,罗荣桓负伤1次战创2个,徐向前负伤2次战创2个,聂荣臻负伤1次。

  十位大将中有7位曾负伤,累计战创至少37个,平均每人近4个。像有“战神”之称的粟裕负伤6次重伤2次;徐海东最多,负伤9次战创20余个。

  开国将帅中因伤致残的就有12人。

  曾有年轻记者问吴东峰:“你采访了那么多的开国将帅,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战创!在我采访的200多位开国将帅中,90%以上都负过伤——有战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计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如果把他们身上的战创累计起来,比任何国家将军身上的战创都要多!肯定可以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开国将帅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佼佼者,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和许世友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身怀少林寺武功的著名战将。他在战争年代负伤13次,身上有战创1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疾。一次战斗中,时任红四方面军33团政委的钱钧左腹中弹,失血过多,他脸色惨白,昏迷一天一夜。当时官兵们都认为政委已经断气了,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儿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政委钱钧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

  有类似“棺材传奇”的还有罗瑞卿大将、刘昌毅中将。

  第二次反“围剿”,时任红军第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头部中弹,从靠近太阳穴的地方穿了出去。医生不敢动手术,后勤部门已通知做棺材。昏迷数日的他醒来时,听见隔壁有锯木之声,还有人说:“棺材做得长一些,没见那人,个子长得好高咧。”连毛主席都说: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

  万源保卫战,刘昌毅同样是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不但棺材做好了,而且已经被装殓其中。警卫员拿出他的一支手枪说:“连长最喜欢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正把手枪放在他的手掌中,却突然发现刘昌毅的手指在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经过几天调养后,刘昌毅又回到了战斗岗位。此后,刘昌毅作战格外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捡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死里逃生,并不只是幸运这么简单。

  这位人称“军中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在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头、脸、手、腿、腰、背、胯、臀,都留下了累累战创。他的脸部曾两次负伤,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后来在1946年中原大战前夕,遇敌炸弹袭击,十多块弹片嵌入下巴,牙齿被全部打落,结果把打歪了的嘴巴又打正了。当时,周恩来正在前线视察,建议送他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疗,他坚辞不从。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及手术器械,请专家为他做手术。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专家反复研究方案也难作决断,神志仍清醒的刘昌毅取纸笔写下三个大字:“大胆割!”

  常胜将军刘伯承,这位戴着圆眼镜、精通韬略、足智多谋的战术专家、战史学家,同样是“特殊材料”打造的硬汉。

  早在北洋时代,刘伯承即为川中名将。1916年3月中旬, 24岁的刘伯承率军攻克丰都城,阻止北洋军的增援。激战中,他连中两弹,一弹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德国医生为他做手术,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坚决不用麻醉药。等手术做完,刘伯承居然清醒着数清了医生手术的刀数:“72刀。”

  十大元帅中受伤最多的刘伯承,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9次。有一次其右腿受伤,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

  余秋里将军,于1936年3月率军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激战中他两次中弹负伤,均创左臂,骨折肉绽,筋露其外,微微颤动。他以断臂之躯,强忍疼痛,涉滔滔江河,登皑皑雪山,过莽莽草地,行程两万余里,直到9月才实施截肢手术。

  也许正因为都经历了死亡的考验,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开国将帅们的生命力异常旺盛而坚韧,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

  刘邓大军中有“三陈”——陈赓、陈再道、陈锡联,都是独当一面之骁将。绰号“小钢炮”的陈锡联,曾经四次重伤,他却笑言:我身子前后左右有四个洞,因此心中有气出得快,心胸宽。

  罗应怀少将15岁时是红四方面军的打旗兵。红旗飘到哪里,官兵们就要冲到哪里。罗应怀在打旗兵的岗位上负了三次伤,两只手和一条腿都落下了残疾。他说:“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险也最光荣。那时的打旗兵活到革命胜利的只有我一个。”

  罗应怀将军的故乡是黄安,即举世闻名的“将军县”湖北省红安县。这块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的红色土地上,诞生了223位将军。而他们身后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牺牲的14万红安儿女。这里打响了黄麻起义第一枪,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在册革命烈士就有22552人。罗应怀将军道:“功劳应该属于他们,荣誉应该属于他们。”

  和湖北红安一样,安徽金寨、江西兴国、湖南平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河南新县、湖北大悟、安徽六安、湖南浏阳都是赫赫威名的将军县。

  走出了洪学智、皮定均等59位开国将军的安徽省金寨,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发源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安徽省抗战指挥中心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线指挥部都曾驻所于此。据金寨县党史记载,当年参加红军的十万青年,仅有数千人幸存。

  1953年夏,皮定均离别家乡24年后首次返乡探亲,次日清晨却突然率全家离去,众乡亲大惑不解,亦有人抱怨将军无情。后来他的夫人提及此事哽咽不已:将军怎么不想在家多住几日!但与其一起参加革命的老乡们都战死沙场,仅自己一人生还,荣归故里,情何以堪!

  同样著名的“将军县”还有江西兴国。苏区时期,全县23万人,参军参战的就达9.3万人,占青壮年的80%多。革命战争年代,全县为国捐躯的烈士有5万多名,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有12038名——平均每一公里,都有一名兴国籍战士倒下。

  哪一位将军的故乡不是一片血染的红色土地!哪一位将军的身后没有无数的战友永远倒下!正因此,面对来之不易的荣誉,绝大多数的人想的不是功成名就、富贵荣华,而是血雨腥风中倒下的战友,是那些同样忠勇却没能看到胜利的兄弟姐妹。

  “我不当那个大元帅!”

  实行军衔制,是人民军队走向现代化正规化必不可少的一步,是军事指挥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军队通行的惯例。

  1952年,经过与苏联顾问反复商议,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拿出一套方案,初步计划军衔分6等20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三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四级……除了多出一个准上将外,这个方案可以说是苏联军衔制的翻版。1953年,有关部门拿出第二套方案,在充分考虑苏方意见的同时,还参考了当时朝鲜的军衔制,并结合了我军具体情况。

  “军衔实施委员会”等相关机构也设立起来。

  1953年底,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开幕。在这次长达50多天的“高干会”上,确定了中国军队发展的总方针、总任务,规划了军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蓝图,并确定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

  1955年,随着《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的先后颁布,要在当年完成对全部现役军官的授衔工作,成为牵动全军官兵的头等大事。

  按照军官服役条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是应该授衔的。在初步的方案中,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授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应该授元帅。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摇摇手说:“我不当那个大元帅!”

  人大常委会开会讨论,民主人士纷纷发言: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尤其是毛主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授三个一级勋章。

  大家意见一致,但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建议还是先不作结论。

  一位民主人士说:“我们人大作了决定,他有什么办法。”

  “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要他签署命令才行啊。”

  “人大作了决定,国家主席就得签署命令!”

  ……

  争来争去,刘少奇只好说:“你们不是经常可以见到毛主席吗?你们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我们这次先不作决定。”

  此后不久,彭德怀、罗荣桓、宋任穷、赖传珠等人汇报方案,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的态度明确,为他准备的大元帅服,也就只能永远放在博物馆里了。

  他转向少奇同志:“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

  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连连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邓小平笑笑说:“当什么元帅哟,早不带兵了。”

  毛主席又转身问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我没想过当大将,我也不要评大将。” “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宋任穷回忆录中写道:以毛主席为首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衔,对全军干部是个很大的教育,也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赵婷)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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