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因何事对张国焘发火？

　　插图/傅堃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

　　革命年代惊涛骇浪、人生起伏，毛泽东经历过战场的绝地生死，经历过被排挤出中央的冷落低谷，却都付诸笑谈，最让他感到“黑暗”危机的是另一件事：“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分裂红军，这是毛泽东个人的“至暗时刻”，也是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生死存亡的关头。

　　最糟的情况终究没有发生。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坚毅抉择和勇敢担当，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最终是张国焘阴谋破产，三大红军成功会师，长征胜利。

　　最高礼遇

　　1935年6月25日，夹金山下的两河口，清早刚刚布置好的欢迎会场，就被接踵而至的阴雨笼罩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在会场忙碌。他们刚刚率领中央红军即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接上头。这次专门布置会场，是要迎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到来。

　　毛泽东早就派出电话兵，爬到五里以外的山上观望，做好迎接准备。会场所在地是一片山间坡地，从西北的梦笔山和东北的邛崃山流过来两条溪流，到这里汇合，故名两河口。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邓发和罗瑞卿选中了这个地方，调来工兵干了三个小时，伐木垫土抛石，上边就着自然坡势削出小小的方台，就是主席台，下边用沙土铺平地面，代替欢迎贵宾的红地毯。周围没有房屋和墙壁，欢迎的标语就挂在树枝上。

　　会场显得寒酸。这也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央红军的状况：长征以来，数月长途行军，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休整，每天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下疲于奔命，伤亡加之掉队、逃跑，这支队伍已经“拖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与相对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联系上继而会师，可谓绝处逢生。大家都希望借合兵之利，迅速从敌人的包围中突出去。

　　上千红军战士集合列队，在风雨中焦急等待。队伍演练着陆定一前一天新编的《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歌》。这首歌后来被改了词，成为人们熟悉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歌》。

　　雨势突变，粗大的雨点打下来，雨布也失去了作用。每个人身上都透湿，但没一个离开会场。接近傍晚，雨才稍小。接报有一行人马正在前来，中央领导人从毛毡帐篷中走出来，准备欢迎仪式。

　　中央领导人迎出三里之外，等候在路边的油布下。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字排开，他们是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来（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也在雨中等候。

　　这是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红一方面军给予兄弟部队的最高敬意。

　　张国焘一行十余人鞭打着高头大马，飞驰而来。毛泽东等人走出雨布，冒雨迎上前去。

　　毛泽东与张国焘相识甚早。早在1919年，毛泽东北上北京，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为他提供了在北大任职的机会，让他得以在北京大学旁听课程。1949年定都北京时，毛泽东又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地说：“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与毛泽东相比，张国焘与李大钊相处时间更长，所受教益更大，他一度称陈独秀为自己政治上的引路人，李大钊是自己精神家园的导师。北大图书馆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场所，当时已是学生运动风云人物的张国焘，经常在那里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先驱人物高谈阔论。

　　在长征的队伍中，只有毛泽东、董必武和张国焘三位一大代表。董必武当时不是中央领导，毛泽东年龄比张国焘大5岁，长期担任省级领导职务，1927年八七会议上才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3年进入政治局，1935年遵义会议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而张国焘在一大后就进入三人中央局，陈独秀是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此后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

　　张国焘起初分管工人运动，曾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周旋于国共两党的上层，还代表中共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见过列宁。

　　1931年，张国焘怀揣王明“尚方宝剑”来到鄂豫皖苏区。甫一到来，他便对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机构进行改组，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自己担任书记兼军委主席，总揽党政军大权。

　　1932年，迫于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转战西进，在陕西和四川边界创建川陕苏区。

　　1935年1月22日，刚刚结束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联系上了红四方面军，电令“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也踏上了长征之路。

　　现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会合了，但是若论起资历来，党中央所有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张国焘。

　　“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张国焘的张狂不只是因为他在党内的深厚资历，更来自他手中掌握的实力。

　　起初，张国焘并不了解红一方面军的规模。他派出与中央红军联络的先头部队，沿途贴了不少大幅标语“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三十万”这个数字，看得中央红军自己都莫名其妙。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个标语，“三十万”是张国焘要写的，数字是他“推算”出来的。张国焘说：“中央红军是老大哥，比我们多五倍是肯定的。我在毛裕镇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只有六万人，五倍是三十万，现在我们发展到了八万人，按五倍计算他们应该在四十万以上，我们只提三十万，已经留有余地了。”

　　徐向前认为这个口号影响到了后来两军的关系。他说：“会师后的事实证明，中央红军还不到两万来人，哪来的三十万嘛！我们的宣传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军指战员议论纷纷。”

　　张国焘如此为会师之前的红一方面军“虚张声势”，是何用意？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

　　即便不知道中央红军的全部人数，光看一眼两河口会师时的中央红军，张国焘就足有顾盼自雄的资本了。

　　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一路恶战不断，此时早已是人困马乏。部队出发时八万多人，到懋功时还剩下一万余人，而且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破破烂烂，五颜六色都有，就是领导干部也不成样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氆氇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个破口袋。

　　反观8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他们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四川通南巴地区，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仗也不多，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各种物资。

　　无论从服装、装备、给养、军容，到战士身体情况、精神状态，中央红军都远逊于四方面军。对于这种差别，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幽默地形容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而张国焘，更是有意让这种差别显示得更明显。早在6月14日派出先头部队与中央红军接头时，张国焘就传下话来：“要拿出全套派头来，不要丢了自己的脸。”

　　等到他自己亲自来，更要好好显示一番。他的坐骑是雪白的高头大马，在队伍中异常醒目。十余个警卫人员也是一色骑兵，人高马大，迅捷如飞。

　　会师的气氛自然是亲切的，热烈的，但是在亲切和热烈之后，中央领导人们很快感觉到了，张国焘不像是一个赶来与同志会师的战友，而像是一个对穷亲戚炫耀财富的老爷。

　　这种情绪，连李德这位德国人都看出来了。他后来回忆道：“六月中旬，中央纵队到达两河口。张国焘，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像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

　　由于中央红军保持着搜索前行的阵型，大部队分散各处，并没有集中到会师地来，张国焘一时看不出中央红军的总数，他便寻机找中央的老熟人摸底。

　　热烈的庆祝会师大会后，张国焘首先找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张国焘印象不好。形象儒雅、风度翩翩的周恩来，最激烈的一次发火就是针对张国焘。

　　那是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负责前敌委员会工作。起义工作一切就绪的时候，张国焘来了，一见面就亮出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一听这话大家都急了。周恩来激动地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他说话时动了怒，气得拍了桌子，那是周恩来一生中罕见地拍桌子。

　　几年后再见，一番寒暄之后，张国焘问，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人？周恩来对张国焘此问有所警惕，没有直接回答，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有多少人？张国焘说，十万。这个数字其实夸大了些，红四方面军实际人数在八万人左右。

　　于是，周恩来也虚报了中央红军的人数，但是中央红军的家底在那里摆着，没法太夸大，只能说：我们有三万人。

　　张国焘可能不相信这个数字，又去找朱德。

　　朱德与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期间有过短暂的接触，了解不深，也没有戒备意识。他后来在自传中这样解释：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的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过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

　　张国焘问：“你们还有多少人？”

　　朱德以实相告：“兵没有了，只剩下骨干了。全军总数也就1万多人。这1万多人许多都挂了彩，还有些生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听到中央红军仅有1万多人，张国焘的脸色都变了。朱德这样回忆。

　　苦心让位

　　两河口会师的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当地一座庙宇里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据文献记载和多数当事者回忆，这次会议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但有中央委员，还有中央红军各军团主要领导等。

　　红四方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人参加会议，这也是他从苏联回国四年后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

　　矛盾在两河口会议上就出现了。张国焘和中央的进军计划存在着严重分歧。

　　周恩来先阐述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主张；张国焘则鼓吹其南下的主张，即“川甘康计划”。毛泽东听后马上反驳，“川甘康计划”将使一、四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被敌人封锁于此，将成瓮中之鳖……

　　三个多小时讨论下来，与会者大都支持北进计划，张国焘表面上服从了多数，内心却盘算着自己的主张。对此中央其实已经察觉。两河口会议后发布的决议中，特别说明：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这话意在不点名地敲打张国焘，可他根本不以为意。

　　几天后，准备率领中央慰问团赶赴四方面军的刘伯承，却在一早看见张国焘正和毛泽东争吵。张国焘大声说：“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呀！”会师的喜悦还不到半个月，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

　　1935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成员。

　　中央此举，主要是为了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问题，毕竟红四方面军拥有8万人马，需要通过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特别是张国焘去指挥。

　　可是，手握数倍于中央红军兵力的张国焘，胃口远不是一个“军委副主席”能满足的。

　　张国焘带着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进兵计划回到了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的理番，转脸就变。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央，提出相反计划。

　　中央坚持既定战略方针，并下达作战计划，张国焘便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对守敌很少的松潘围而不攻，导致功亏一篑。

　　这让主持草拟松潘战斗计划的周恩来，在病痛之外又添一重心病。过雪山以来，周恩来身体一直不好，咳嗽不止。后来才确诊是肝脓肿——一种急性肝炎。这次患病留下的疤痕，40年后长出了肿瘤，与膀胱癌一道夺去了周恩来的生命。

　　松潘错失战机的这段日子，张国焘授意四方面军干部们一再给中央发电报，一会儿“提议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一会儿“提议由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如不这样，就难以集中军事领导，无法顺利灭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人向中央伸手要权。

　　中央起初不予回复，但张国焘指使下属一封封的电报“逼宫”，大有不给“位子”就不动之意。

　　张国焘毕竟掌握着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他领导这支军队长达5年，已经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和内部“肃反”，形成了家长制统治。李先念说：“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都迷信张国焘。有人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确实有些冤枉。那时一听说是中央来的，比圣旨还尊重。”

　　中央只能策略性地向张国焘做出一定让步，以维护红军团结。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

　　毛泽东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张闻天主动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泽东认为不妥，“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左右为难之下，周恩来撑着虚弱的病体，示意愿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

　　毛泽东指定彭德怀的三军团负责照顾周恩来。彭德怀扔掉红三军团仅存的2门迫击炮，腾出40名战士来轮流抬周恩来的担架。他说：“别说是2门迫击炮，就是200门、2000门大炮也不能换我们1个周副主席。”

　　彭德怀后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斗争艺术：“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关于这段历程，一年后，中央书记处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我们认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转变国焘与争取四方面军，必须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因此除对党的路线坚持原则外，其余均向他让步。”

　　“吕端大事不糊涂”

　　松潘贻误战机，致使敌胡宗南部得以再次集中兵力，国民党薛岳部也已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策应，红军腹背受敌。　（巩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