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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周恩来对陈毅传达了一项重要决定

袁云儿

2018年07月13日16:45    来源:北京日报

  插图/傅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长征,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有这样一群共产党人,没有踏上这次伟大的征程,却同样为长征奏响了激昂壮烈的乐章。

  他们,是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担负诱敌任务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全军损失殆尽后被俘的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等十六篇计十四万字文稿,慷慨赴死;

  他们,是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突围中被捕的瞿秋白,牺牲前自己选了行刑地点,“此地甚好”,从容就义;

  他们,是在赣南坚持了三年武装斗争的留守部队。梅岭被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陈毅豪迈赋诗“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豪气干云的陈毅,也写下了这样沉痛的句子。

  长征去留间,山高水长,生离死别。

  “虽死不辞”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启程时,红军要走到哪里?走多远?一切还是未知数。“长征”这个词还没有提出来,中央最初的计划,是向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而叫“西征”。

  三个月前,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已经日趋艰难。中革军委派出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未能达到目的。

  西征的红六军团倒是另有收获,他们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开创了湘鄂川黔苏区,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后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编为红二方面军,参加了长征。

  北上的红七军团,却是步步遭险,处处逢难。

  带领这支队伍的,是当时还未满22岁的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

  在年轻的红军中,有不少天纵奇才的年轻人,在二十几岁就成为高级军事主官,林彪,23岁任军长,25岁任军团长。排名共和国十大将之首的粟裕,当时和寻淮洲搭班子,任红七军团参谋长,时年也才27岁。即便是在这些年轻的高级将领中,寻淮洲也是最年轻的。

  寻淮洲是湖南浏阳社港区莲溪乡黄狮村(现在的社港镇淮洲村)人,1912年8月出生,家境贫寒,自幼体弱多病,4岁时仍不能站立行走。

  寻淮洲在莲溪高小上学,他13岁时的一篇作文留存至今。作文题目是《现在的我》,文中这样写道:“我们现在是小学生,将来要成大国民。故从现在起,就要发奋读书,学业上进,竭力锻炼,增强体魄,提高见识,胸怀大志,将来干一番事业,不负国望,死而足矣!”

  两年后,1927年,15岁的寻淮洲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并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转年入党。这个营养严重不良、4岁尚不能走路的“小萝卜头”,从此成了红军中的一员猛将。

  寻淮洲从战士、副班长、代理排长迅速成长,18岁就担任了红12军第35师师长,20岁任军长,21岁就升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军团长。

  到了1934年夏天,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重兵压境,已成铁桶合围之势。手握红军指挥权的李德、博古仍在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则被排挤出了领导层。

  在这样的危急形势下,红七军团奉命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北突围而去,以期吸引敌军,缓解中央苏区的压力。

  北上抗日先遣队踏上了征程,但它显然不是一支精干的队伍。上世纪70年代末,大将粟裕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合计六千多人。其中战斗人员四千多人……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武器也很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但其它物资却不少,中央交付部队随带的宣传品就有三百几十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及炊事担子,总共五百多担。

  寻淮洲就是带着这样一支队伍,从瑞金出发,行程3200多里,转战闽浙皖赣4个省几十个县,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击退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到10月,红七军团到达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在那里,他们接到了已经开始长征的中革军委的最后一道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

  出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是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原红十军政委方志敏,原红十军军长刘畴西任军团长。

  方志敏是最早开展农民运动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一手创建了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并且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苏维埃政权之一。方志敏同毛泽东、彭湃一起被公认为“农民大王”。

  按照中革军委最后的电令,新组建的红十军团担任北上抗日先遣队,继续北上。那不是中央红军计划中西征的方向,而是原红七军团诱敌分兵的方向。

  当时方志敏正犯着痔疮,每天流着脓血,不但不能骑马、走路,连椅子也坐不了,只能半躺着。有人主张他留在苏区,但他坚持要亲自带队北上。

  这次任务的凶险,方志敏何尝不知,但他在遗稿中写道:“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出征后,他在给妻子缪敏的信中写道:“这次出发,任务是非常伟大的,将来的胜利也是伟大的,你今后将在无线电里得到我们胜利的消息。”

  没想到,这一去却成永诀。

  红十军团,成为红军长征开始后派遣到中央苏区之外的一支孤军。而在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后还留下了更大规模的留守孤军。

  “革命本来就是艰险的事”

  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改变了前四次“围剿”时长驱直入的战法,在苏区周围筑下碉堡三千多个,以五十万大军步步为营,逐渐推进。1934年4月,敌军占领广昌,敲开了中央苏区北大门。10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

  长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的。

  既然已经决定开始长征,谁转移,谁留下,便成为一个迫切且重要的问题。不过,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保密的,相关重大决策仅限于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讨论决定,一般中下级干部并不清楚。

  至于高级干部的去留,完全由“三人团”决定,事实上由博古一人决定。谁都清楚,跟着大部队转移,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可如果被留在中央苏区,面对的就是蒋介石数十万精兵的团团包围和疯狂剿杀。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委任他为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无论党、政、军,他都有多年的全面工作经验,能够主持留守大局。临危受命,项英的回复是,坚决服从安排。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就是当时战伤未愈的陈毅。

  在用农舍改造成的病房中,躺在床上的陈毅见到了前来探望他的周恩来。陈毅心里清楚,这位老战友在百忙之中来医院,除了给自己送来发电机、为手术做准备外,一定还负有政治使命。他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极力控制住感情,风趣地说:“你们就要走了,快对我说说悄悄话吧!”

  周恩来首先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待。”随后,他又向陈毅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你留下参加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的工作。同时,由你出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之职。你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意见!”陈毅的回答干脆利落,还不忘补充一句,“革命本来就是艰险的事。”

  在决定谁走谁留时,博古等人带有强烈的宗派倾向,那些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都被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贺昌、刘伯坚等人。

  最初,他们连毛泽东也不准备带走,打算把他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还是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再坚持,说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享有很高的威望,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被列入了长征名单。

  在被决定留守苏区的人员中,瞿秋白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弥漫之时临危受命,又在数年后为他人的错误路线负责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失去了最高领导职务,甚至被排除在党的领导机关之外。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他即使不因此“撂挑子”,也要闹点情绪。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坦然面对,并依旧努力工作。

  1934年2月,瞿秋白到达瑞金,被任命为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教育部部长。自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时隔三年多,瞿秋白再次得到了党组织分配的工作。

  被誉为苏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的石联星,当时就在瞿秋白的领导下工作。长征即将开始的时候,石联星带了一个20多人的剧团,到三军团去慰问演出。但她们在那里空等了三天,战士没空看戏,都在忙着打草鞋,每人每天打五双。

  “大概是要打大仗了吧?”石联星正琢磨着,收到了瞿秋白打来的电报,让剧团立即回瑞金。剧团回程整整走了三天,到了瑞金地界,天已经黑了。

  来到一块菜园地旁的一座草屋前,瞿秋白正在屋檐下等着她们。他安详而平静地对演员们说:“中央红军大部队走了,党中央走了。”演员们听到这里,禁不住都嚎啕大哭起来,瞿秋白镇静地劝慰着她们。二十多年后,当石联星回想起那一刻,由衷地说:“秋白同志的话音是那样坚定有力,使我们不觉逐渐收住了眼泪。”

  然而,她们不知道,瞿秋白心里正经受着怎样的煎熬。

  对于让瞿秋白留下来这个决定,很多人有不同意见,毕竟他曾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找到博古等人,希望能把瞿秋白带上,但博古予以拒绝,认为瞿秋白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张闻天也曾向博古提出带上瞿秋白走,但博古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

  徐特立临行前,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他。同时,他将自己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如今,这件长衫还在,成为了历经万水千山的革命文物。

  第二天,不知就里的陈毅见到瞿秋白,忙着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他手里,催他赶紧走,但这份好意被瞿秋白谢绝了。当晚,瞿秋白和好友吴黎平相聚,分别之际对吴黎平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能够印证这一说法的是:长征开始后,为了保守红军主力已撤离苏区的秘密,瞿秋白继续编辑《红色中华》报,报纸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出版周期不变,直到1935年1月。

  1935年春节过后,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会演。

  会演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山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有的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出。

  会演持续了三天,而这是有籍可查的,瞿秋白在中央苏区所做的最后一件工作。

  “革命不是为着发财”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军才真正开始留意那支北上的红十军团。诱敌的作用来得晚了一点,诱来的也不是“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而是从其它方向四面围拢过来的10万兵马。

  红十军团从赣东南向皖南进军,这条线路再向北,竟然指向了南京。蒋介石大为震惊,马上调集重兵堵截。结果,红十军团在皖南的第一仗——谭家桥之战,便遭遇大败。

  如今回溯这场战役,兵力悬殊,武器落后……都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但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的指挥失当,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刘畴西是红军中有名的独臂将军。他1922年入党,进过黄埔军校,做过孙中山的警卫,在第一次东征中失去了左臂,参加过南昌起义,还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

  这一役,他的对手是国民党陆军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黄埔三期生。面对身为黄埔一期生的刘畴西,王耀武是不折不扣的“小师弟”。

  可谭家桥一战,刘畴西却败在了“小师弟”手下。

  1934年12月14日,刘畴西命二十师、二十一师埋伏在王耀武途经的谭家桥一带。可这两个师多是新兵,战斗经验不足,没等敌人指挥部进入包围圈,就先开了火。结果伏击不成,反让敌人占了先机。

  战斗形势急转直下之时,未放在主攻位置的红十军团第十九师后发先至,浴血冲锋。

  王耀武后来回忆,红军第十九师大有一鼓作气击溃补充第一旅之势,情况紧张危急。他亲自到第一线督战,令各部集中火力,向冲过来的红军猛烈射击,战斗极为激烈。

  这时,有部下报告,在红军冲锋时,有十几个人冒着炮火的危险去抢救一个人,用担架抬着向后方走去。看样子,被抬走的这个人可能是红军的一位高级军官。

  被抢救下来的,正是在冲锋中身负重伤的寻淮洲。寻淮洲曾经五次负伤,谭家桥是最严重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一息尚存时,他说:“不能直接战死于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之下,而死于日帝走狗汉奸秦桧蒋介石手下,是最痛心的。”

  出师不利,大将先折。方志敏感到北上再无可能。他决定带部队返回闽浙赣根据地,重整旗鼓。

  到达闽浙赣苏区边缘时,队伍已经被打成了两截。方志敏与粟裕率领的800人冲在前面,连夜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回到苏区。而刘畴西与继任十九师师长王如痴率领的大部队则落到了后面。方志敏见军情紧急,一面派人通知刘畴西抓紧跟上,一面命令粟裕带先头部队火速冲出重围,自己则不顾众人劝阻,仅带着十几名警卫人员留下,等待和大部队会合。

  此时,刘畴西又一次优柔寡断。他觉得战士们太过疲劳,便在距离先头部队仅五华里的地方休整一晚。正是这一夜的迟疑贻误了时机,敌人堵死了返回苏区的通道,围成了铁桶阵。

  一年中最冷的时节,七倍于己的敌兵围困,惨烈的“怀玉山血战”随之开始。

  奉命搜山的国民党军见证了红军战士们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惨烈画面:

  分散潜伏在山地丛林中的红军人员,在严寒的天气里,数日不得饮食,冻饿得躺在地上动弹不了。有的想拿枪向国军射击,因手冻僵,扣不动扳机,打不出去。有的挣扎着向国军投掷手榴弹,因肢体被冻硬,无力投掷,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补充第一旅各团,在搜山中所送来的红军人员,面黄肌瘦,手脚冻裂,因喝不到水,嘴上起泡的很多。

  在山上连续搜索了半个多月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发现方志敏,是方志敏的贴身卫士在被捕后出卖了他。敌人许诺给他一百大洋和一个女人,他立马投敌叛变,说“方志敏还在山上”。

  一场地毯式大搜查马上展开。1935年1月29日,在柴草堆里隐避了近6个小时的方志敏,被两名国民党士兵发现了。

  两名士兵逮着这样的大人物,并不急着回去邀功。凭着多年在国民党军中混的经验,他们认定方志敏身上一定藏着不少金银财宝。可是,从棉袄领子到袜底翻了个遍,他们只找到一块表和一支自来水笔。

  “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在狱中写成的名篇《清贫》中,方志敏用戏谑讥讽的语气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有的有的。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对这两名“怀疑而又惊异”的士兵,方志敏淡淡地说:“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

  被捕当晚,敌人就对方志敏进行了审讯,他们一再逼迫方志敏写点什么文字,供他们回去请功领赏。方志敏也不多说,当场挥笔,写下了一篇二百多字的自述,字字铿锵如金石: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上。

  这篇自述成为方志敏的第一篇遗作,1985年被收录在由邓小平亲笔题写书名的《方志敏文集》中,作为首篇。

  “此地甚好”

  方志敏被俘后仅仅一个月,刚从中央苏区化装潜行而出的瞿秋白也被捕了。

  1935年2月,瞿秋白一行秘密地离开了苏区,同行的有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以及邓子恢、项英的妻子张亮等五人。在福建汤屋,这支小队伍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万永诚将他们化装成俘虏,由护卫的红军做押送状,向永定县境进发。2月24日,在长汀县的水口乡,他们遇上了敌人,瞿秋白、张亮等被捕,何叔衡当场就义,只有年轻力壮的邓子恢突围出去。

  瞿秋白供名林祺祥,是一名军医,他文弱儒雅的气质和医生相符合,敌人起初并没有怀疑,只是对他做一般的看押。

  转折出现在4月10日,万永诚在激战中牺牲,万的妻子被俘。一番严刑拷打,万妻叛变,招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中共前总书记瞿秋白曾由万永诚安排突围,后来听说在濯田一带被俘。

  这一情报非同小可,蒋介石亲发电报给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要求他对这一时期所俘获的共党人员严格清查。

  根据供词,敌人很快锁定了在狱中气度不凡的“军医”林祺祥。

  当时提审瞿秋白的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后来回忆,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祺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

  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吴淞涛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民国16年(1927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这一突然的逼问,让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这时,吴又使出最后一招,找来了一个中央苏区时期在瞿秋白手下工作过、名叫郑大鹏的叛徒。郑大鹏指着瞿秋白,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

  面对叛徒的当场指认,瞿秋白坦然一笑,从板凳上长身而起:既然这样,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以前的呈文、供述,算是作了一篇小说罢。

  次日,报纸上用巨大的篇幅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

  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在上海看到这个消息,立即想到:“秋白不能活了。”她马上派人去看望鲁迅,那人回来后告诉她,鲁迅木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头也抬不起来了。

  如果再有几天时间,一切也许就会改变。

  瞿秋白被捕、身份没有被识破之时,以“林祺祥”的署名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这封没头没尾的信,初初看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鲁迅却一下子识破了其中禅机:“林”字“双木”即“双目”,是“瞿”字的上半部。在瞿秋白使用过的四十多个笔名中,这个名字只出现过一两次,它可以蒙混敌人,却瞒不过至交鲁迅。

  在后人对鲁迅和瞿秋白的研究中,无不以令人动容的笔触来刻画两人的深厚友谊。鲁迅曾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赠送瞿秋白。而瞿秋白也曾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得知瞿秋白已经被捕,但好在身份尚未暴露,鲁迅迅速把信件转给了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分头寻找对策营救。

  杨之华已经取得了一家旅馆的铺保证明,还租好了一套公寓等着瞿秋白保释后秘密居住。鲁迅也忙着和周建人筹办了一家店铺,准备当作铺保去保释瞿秋白。

  但是,来不及了。

  宋希濂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曾读过瞿秋白的著作,听过他的演讲,很仰慕他的学问。瞿秋白被他押解回福建长汀,关押在国民党三十六师司令部,受到了高规格的“款待”。瞿秋白可以随意在院子里走动,吃的是两荤两素一汤的长官饭菜,烟酒、牛奶、饼干随时供应。副官处给他买了两套白衣服,一双胶鞋,因为瞿秋白有脚气病,又买了一双布鞋给他,还给他借来了几本书籍杂志。

  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瞿秋白说:“近来心境转觉闲适。过去作政治运动,心力交瘁,久患吐血症,常整个星期失眠。押上杭县政府时,与士兵同待遇,几至不能支持。来此间后,甚承优待,生活优越多矣。”

  他花了六天时间,写就了那篇后来引起巨大争议的《多余的话》。这是一名曾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却又被逐出决策层的革命者,在狱中拿起解剖刀,真诚而深刻地袒露心声,“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裁判”。

  当《多余的话》全文誊清,瞿秋白在第一页上提笔写下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这时,瞿秋白已经在狱中关了三个多月。在这期间,国民党中央专门开了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如何处置瞿秋白。蔡元培多次找到蒋介石,表示瞿秋白人才难得,绝对不能杀。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则坚定主张:“死有余罪,不杀,何以立党国之威杀共党之气?”

  数度争议之下,蒋介石几次下令缓杀,叮嘱宋希濂多次劝降,还开出了极其宽厚的条件:可以不公开声明反共或写自首书,迁往南京养病,身体好了以后听任从事翻译工作或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

  然而,几次劝降均遭拒绝。国民党派来了中统的王杰夫和陈建中。

  王杰夫任“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领导,而陈建中本身就是中共的叛徒,两人都善于攻心。据王杰夫、宋希濂、吴淞涛等人后来的交代,中统小组劝降历时6天,共进行了9次,其中7次为劝,2次为审,皆无所获。瞿秋白只在最后平心静气地对劝降者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6月15日,劝降小组败兴而归。宋希濂随即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6月18日10时整,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昂首出门,沿途用俄语和中文高唱国际歌,阳光铺路,风停树静。

  进了戒备森严、无一游客的中山公园,瞿秋白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背手挺胸,两腿微分叉,在亭前拍照以呈验正身。据《大公报》6月18日长汀通讯记载: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止呻吟。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桌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顾,似有所感也。

  走到长汀西门外的罗汉岭下,群山环抱,绿草萋萋。瞿秋白环视四周,远眺是苍翠峰峦,近处是山野田园,从容地对刽子手安静点头:“此地甚好。”

  尔后,他盘腿而坐,含笑饮弹。

  《可爱的中国》

  瞿秋白死后,鲁迅支撑着病体,为瞿秋白编选出版了两大卷译文,题作《海上述林》。这部书,鲁迅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寓意九州共怀秋白烈士,可见鲁迅的良苦用心,也反映出两人之间非同一般的革命友谊。

  除了瞿秋白,身在上海的鲁迅,还收到了另一位共产党人的来信。

  在唐弢所著《同志的信任》中描写了这个情节,这位共产党人在信中说,他已经抱定牺牲的决心,没有任何牵挂和留恋。只有一点,他希望鲁迅先生能把送上的三张白毛边纸和一束文稿,设法转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他虽然不认识鲁迅先生,也从来没有通过信,可是确信鲁迅先生一定能够满足一个共产党人临死之前的这个庄严的要求。

  这位共产党人,就是被关押在江西监狱中的方志敏。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鲁迅是否传递过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存在争议。不过,从方志敏遗存的手稿和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中可以确认,方志敏确实给鲁迅写过信。《同志的信任》有文学创作的成分,和史实或不甚吻合,但真切地反映出了方志敏牺牲前的生死嘱托。

  入狱后的第三天,方志敏便向军法处要求“写一个条子”,敌人以为方志敏是要写什么供词,满口答应。争取到笔墨纸张后,方志敏就开始奋笔疾书“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

  同囚室的王如痴却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每天与刘畴西下象棋打发时间。王如痴的话让方志敏有些灰心,停了十几天没有再动笔,甚至“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

  但不久后,方志敏又开始动笔了,此时他已经找到了送出稿子的办法。

  受命来劝降方志敏的人中,有一个“狱友”叫胡逸民,他曾是国民党中央监狱长。因为和蒋介石“政见不合”,被关进了“自家的牢房”。

  胡逸民“劝降”方志敏没有任何结果,倒是他自己被方志敏的铮铮铁骨感召,方志敏也觉得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两人便成了朋友。

  胡逸民在狱中自由度很大,他的夫人当时借送饭的机会能够自由出入牢房,方志敏看到了连通牢房内外的可能。

  除了胡逸民,被方志敏顽强斗志和坚定信仰感召的,还有一位看守所的文书高易鹏。方志敏在狱中完成的手稿分成四批,通过胡逸民夫妇、高易鹏及其女友程全昭四个人传了出来。

  关于方志敏手稿是如何传送到中央的问题,由于涉及当事人多,且大部分是单线联系,导致说法不一,版本各异,至今难有定论。且不管方志敏手稿“越狱”的曲折过程,透过这些血写的文字,我们来看一看共产党人的品格。

  在入狱的100多天里,方志敏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文稿,目前仅存13篇,共13万多字,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遗墨中,方志敏着笔最多的,是他的反思,他认为,要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用笔写出来,贡献给党。

  总结既有的教训,方志敏分析,“理论与实践之不相联系”是最大的问题,要“将目前发生各种实际问题拿来与党的理论、党的决议联系起来说明和解释,这样来提高同志的能力”。

  在敌人反复劝降时,劝降者都承认方志敏是一个革命者,但指责他只顾工农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方志敏回答说:“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才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为此,方志敏写下了一万六千余字的《可爱的中国》。

  《可爱的中国》并没有像其他狱中作品那样着眼于革命工作。这篇作品得以流芳,是因为字里行间,满溢着一名革命者对祖国的赤诚热爱。

  在这样细腻而深情的文字面前,相信没有几个人不被感动——

  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1935年五六月间,蒋介石亲自来看守所找方志敏谈话。方志敏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快下命令吧!”

  1935年8月6日夜,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秘密处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人间遍种自由花”

  方志敏、瞿秋白分别被俘时,最后留守在中央苏区的项英、陈毅,还在焦急地等待中央的最终指示。

  红军主力转移后,蒋介石大军压境,要“斩草除根,掘地三尺,绝不容赤祸死灰复燃。”昔日红都瑞金,满目疮痍,“无不焚烧之居,无不伐之树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依据中央2月份发来的电令,留守部队已化整为零,队伍分散,机关分散,分9路陆续突围,进山打游击。瞿秋白就是在突围过程中被捕牺牲的。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在突围时牺牲。当时,毛泽覃和游击队战士在瑞金附近的一处土房中驻扎。黎明时分,负责警戒的战士睡着了,被敌人巡逻兵发现。战士供出毛泽覃就在附近。年仅30岁的毛泽覃掩护其他人离开,自己被敌人击中牺牲。今天,那处村落被命名为“泽覃村”。

  9路突围,最终只有4路成功。

  到3月,苏区的部队只剩下项英、陈毅、贺昌率领的红24师70团和中央军区直属队。他们决定将部队分为四队,穿过会昌封锁线,往福建长汀地区突围。

  此刻,长征的红军主力已进入云贵边界,穿梭在崇山峻岭、雨烟雾瘴中。电台的联系一直叫不通。

  3月9日17时许,瓢泼大雨落下,中央终于回电了。但密码已换,无法译出电文。陈毅、项英只好将电台掩埋,烧毁电文,开始突围。

  这封没有被译出的电文,是中央和留守部队最后一次通电。直至红军长征结束,落脚延安,留守部队仍未能与中央取得联系。

  在等待中央回电时,贺昌率领先头部队开始渡河,进入天门嶂。

  山高林密,敌人重兵包围。双方交火,狡猾的敌人立刻发现红军行踪。

  贺昌负伤,敌军逼近,高呼:“抓活的!”贺昌,这位在南昌起义部队中曾与陈毅共同战斗,担任过党的中央委员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年仅29岁的年轻人,举起枪,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高呼:“红军万岁!”

  项英和陈毅率领着部队突出了重围,转战到“千峰转不尽,十里万重山”的赣南油山地区,以这里为中心,艰难困苦不亚于长征的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开始了。

  项英、陈毅和游击队员们潜伏山中,如野兽一般地生活。

  项英和陈毅的身体都不适合游击战。项英是高度近视,还患了夜盲症;陈毅伤势未愈,伤口化脓,二人搀扶着,穿行在山岭密林间,他们不敢停下来,不敢在同一个地方过夜,甚至不敢高声说话,他们放轻脚步,不敢踏平青草,他们要掩盖一切痕迹,因为敌人可能就在身后几公里的地方。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描绘了游击队员的生活。

  打游击时,断粮是常有的事。即使有粮,因为整天转移也没有时间煮,而且煮饭又怕冒烟被敌人发现,从领导到战士只好吃点野菜野果充饥。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甚至两三天也吃不上。有一次,陈毅和敌人猝然遭遇,他伏在茅草丛里,只能爬到水沟里喝点水,嚼点野草,连续三天没有吃饭。

  衣服添置非常困难,住宿条件就更差。项英曾告诉斯诺,一套棉布军装,他穿了两年。晚上,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只要稍有动静就立刻转移。房子自然是没有的,只能倚着大树睡觉,下雨就把伞撑起来,背靠背坐着睡。有石洞的地方,就在洞里过夜。游击战士们就这样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了无数的风雪之夜。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只进过两次房子。真是:“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

  1936年冬天,国民党军四个营的兵力包围特委机关驻地梅山斋坑,陈毅藏身于斋坑的岩壁丛莽中,被困了20多天。因担心难以脱身,他在布片上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藏于棉衣内层,以为绝笔,其小序云:“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围。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旋围解。”

  其实,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围才算解。国共达成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

  全国解放后,陈毅修改《梅岭三章》诗稿,将“人间遍种革命花”改为“人间遍种自由花”。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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