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外交活动前后缘何发火

　　《党史纵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周恩来一贯以温文尔雅、谦恭和善、忍辱负重著称于世，可是当他看到工作人员在工作上因责任心不强而发生生活和事故的时候，也会忍无可忍而发怒。尤其在从事外交活动时，周恩来为维护国家尊严和世界和平友好大局，要求更是严格，曾发生过几次因身边人员工作上的失误而生气发火的事情。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前去机场欢送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这一天，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比赛，是中国队对印尼队。前往机场送行的高级将领都是超级球迷，因担心送客耽误了自己看球，所以都有些心神不宁。

　　机场上，宾主双方笑容可掬、亲切握手、拥抱、告别……大家目送着西哈努克进了飞机舱门。

　　机舱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互相一递眼色，迫不及待地往机场大门口走去。早已心不在焉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往大门口赶。

　　周恩来本来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可突然发觉周围气氛异常。他回头一看，脸色勃然大变。但他马上镇定了自己的情绪，向身边的秘书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秘书遵命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说：“总理有事，请你们都回去。”

　　心思早已飞奔到足球赛场的这些高级将领们有的惋惜地说：“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有的还安慰：“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的发表议论说：“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你一言我一语说说笑笑地返回来，齐刷刷站在了周恩来身后。

　　周恩来始终笔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机起飞，渐渐远去，渐渐消失……将军们也站在那里目送着飞机远远离去。

　　随后，周恩来转过身来，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自地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们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将军们还不知所以，当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周恩来时，猛听耳边一声喝问：“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欢声笑语戛然而止，将军们发现周恩来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静气，就地立正站好。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不敢去想看球的事了。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周恩来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讲起了基本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周恩来讲了足有15分钟，然后抬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周恩来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有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

　　宴会的气氛热烈而友好。正当两国总理举起酒杯准备碰杯的时候，忽然大厅里断电了。

　　过了一小会儿，灯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周恩来不露声色，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多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的“洋相”，他心里肯定有气，宴会结束后肯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

　　可是，宴会完之后，周恩来根本没有提断电的事，回到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仿佛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身边工作人员都有些感慨和疑惑：一向严格细致的周恩来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大家也把这件事丢到了脑后时，却不料想，凌晨3点钟，周恩来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他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接到紧急通知后，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周恩来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与会者个个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周恩来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了不同的批评，并研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措施。

　　在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周恩来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陈家康无奈地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呐。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周恩来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这才缓和下来。周恩来看看大家，又看看窗外：天色已经开始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周恩来惩戒性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一夜的疲劳似乎全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周恩来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你来了，我气也生过了，火也发过了，不想再说什么了……赶快补救”

　　1954年，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日内瓦会议前后进行了3个月，第一阶段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讨论了两个月，无果而终；第二阶段开了不到一个月就达成协议，通过了最后宣言。作为周恩来的外交秘书，李慎之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任务是负责会议新闻，因此每逢开会就随团进入会场去听会。

　　7月21日会议闭幕的那天下午，因为事先知道要通过最后宣言，周恩来嘱咐李慎之不要去会场了，让他拿着最后宣言的初稿在别墅里等待会场的通知，每通过一段就交给电台向北京发一段，会议对初稿有什么修改就照改，等全文发完，就大功告成。

　　别墅楼上，只有李慎之一个人。他每等来一个电话，就改正一段，然后用剪刀剪下来，送到电台。没事时，就享受着日内瓦的阳光和空气，看看窗外花园的景色，自以为“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任务。等到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回来，他便回到日内瓦湖边的旅馆去，过了10点就上床睡觉了。

　　孰料，到了半夜12点左右，床边电话铃响了，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陈浩打来的。她说：“你快来吧！你怎么搞的？从来没有见总理发这么大的火！”李慎之大吃一惊，急忙赶到别墅。待他赶到别墅，陈浩说：“北京来电话了，说我们发回去的最后宣言比别的通讯社所发的少了好几段，总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等着你哩！《人民日报》已经印了24万份了，因为新华社把你发回去的稿子同外电对，对出了问题，已经停机不印了。”惊慌不已的李慎之仔细回忆，才想起可能是打在极薄的打字纸上的原稿，在被他剪成一段一段的时候被风吹走了，因为他的办公桌正好临窗。

　　李慎之怀着极其惶恐的心情走进周恩来的卧室，看到周恩来似乎余怒未平，就叫了一声“总理”，等着挨一顿严厉的批评。不料周恩来说的竟是：“你来了，我气也生过了，火也发过了，不想再说什么了。你到机要室去看看我给中央的电报，然后赶快补救，北京还等着呢。”

　　李慎之去看了周恩来亲笔写的电报，电报上一个字也没提到直接责任人，只说自己“应负失察之责，请中央给予处分”。

　　那天晚上，李慎之把最后宣言的中文同英法文原文仔仔细细重新校订了一遍，也改正了一些错误，最后发回北京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校订完以后，李慎之一个人在屋里写检讨，又誊正了一遍，第二天早晨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叫他交给李代表（即李克农）。李克农笑着对他说：“要好好向总理学习。”

　　回到北京后，有人告诉李慎之，那天的《人民日报》到中午才出版。李慎之以为这次玩忽职守罪是逃不了了，做好了被起诉的心理准备，坐牢半年或者3个月也决无怨言。不料第二天，也就是7月23日，周恩来又叫李慎之随同一起访问柏林，然后是华沙、莫斯科，最后回到北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事不对人，而且就事而论严格，过后相当大度，允许和倡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前往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这时，他突然接到一份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周恩来读着这份电报，陷入了沉思：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未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先留在开罗进行访问考察，以便观察形势变化，再做进一步的打算与安排。

　　此时，在周恩来之前打前站的外长陈毅，已经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由于许多亚非国家都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建立了友谊，都认为陈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戎马一生，性子豪爽、刚烈，是闻名遐迩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而且一定要开好！”他这一番表态没有经过沉着冷静的思考，结果一下子就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一点余地。

　　此后，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导致亚非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由于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当然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十分生气，连连踱步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周恩来。刚进西花厅前院，他就开始对见到的工作人员不断地喃喃说：“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到了门口，陈毅悄悄问了一句：“总理干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和周恩来私交很深，随意得多，平时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周恩来的浓眉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桌旁。他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3下桌子，气愤地大声说：“这是不允许的！”

　　这3声虽然敲得不狠，但令自知理亏的陈毅羞愧不已，仿佛那3声是敲在自己脑壳上。他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得更紧，站得更直。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低声发自肺腑地承认错误。

　　“就这一句就完了？”周恩来转过身来，用犀利的目光盯着陈毅，“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周恩来的声音很少这么大。他喘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像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向陈毅，目光和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待陈毅走后，见周恩来心平气和了一些，周恩来身边的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免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在场的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其中一位秘书借机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这时的周恩来的气已经基本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才告诉我？”

　　1969年3月初，当时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姬鹏飞，为抵京履新的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接风洗尘，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参赞泽契·阿果利等使馆外交官员应邀赴宴，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等出席作陪。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姬鹏飞、乔冠华作为东道主，更是热情异常。为人谨慎的罗博大使不敢造次，浅尝辄止。而人高马大的阿果利倒显得非常活跃。可他似乎没有料到姬、乔这两员“酒场骁将”的英雄酒量，根本就不是对手，更何况又是“二对一”，没有几个回合，阿果利就抵挡不住，颓然败下阵来。

　　曲终人散之后，喝得醉醺醺的阿果利钻进了自己的小轿车，开车向外交公寓驶去。当轿车沿着东长安街行至灯光较暗的建国门外大街时，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一个中国工人倒在了阿果利的车轮之下。

　　这一突如其来的恶性事件发生后，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层立即下令调回阿果利。与此同时，有关姬鹏飞的宴请活动以及阿果利酒后开车肇事的情况自然都被写进了外交部的值班简报。不过，简报的编辑对酒后驾车等要害问题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所以，周恩来一直不明此事的前因后果。

　　3月23日下午5时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罗博，对阿果利车祸肇事就事论事地表示：“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在场担任译员的范承祚内心很不平静。因为范承祚对此事的前前后后都十分了解，他认为，此事不仅人命关天，而且涉及两国关系，作为当事人和目击者，自己有责任向周恩来汇报实情。

　　获悉真相后，周恩来震怒了。他马上召集姬鹏飞、乔冠华等当事人开会，狠狠地批评了姬鹏飞、乔冠华等有关负责人，并责成他们在一个会议上作深刻检查。周恩来大声责问：“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才告诉我？”甚至连他一向信任、欣赏的韩叙也未能幸免挨批：“如果我处在你礼宾司负责人的位置，就会专门要一辆车陪送阿果利参赞回外交公寓。怎么能让人家醉酒后驾车回去呢？”

　　周恩来对垂首不语的外交部领导厉声言道：“你们外交部，看着阿果利过量饮酒不仅不劝阻，反而一再劝酒。阿果利是在中国，又是我们的客人，出了事，责任主要在我们。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容易误事……”周恩来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再一次重申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外交人员有关规章守则：各种外交场合，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1/3。

　　3月28日，周恩来再次接见罗博、阿果利，商谈阿果利交通事故的处理问题。周恩来再三向罗博大使表示，此事责任在我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因车祸不幸死亡的工人同志善后事宜由中方负责处理。也请阿外交部不要处分即将奉召回国的阿果利。但是，阿方坚决不收回成命。

　　同年5月1日晚，周恩来得悉阿果利偕夫人已在当天离京转道上海，他立即派乔冠华和范承祚飞赴上海，陪同阿果利夫妇在沪、杭游览一周。阿果利夫妇在上海得知此事后，对周恩来充满了感激之情。

　　“你们到底明白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1972年9月25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开始了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破冰之旅，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在谈判的几天几夜里，周恩来率先垂范，废寝忘食，对每个细节都兢兢业业、细致周到地打理完好，生怕出半点差错会造成什么不可预想的影响。驻东京的新华社记者每天都及时地发回来很多材料，有日本政府的反应、日本民间的反应，还有日本的各种民间舆论、民间调查，为谈判提供参考。

　　一天，一份提及田中角荣私生活的材料，被送到了周恩来手里。

　　周恩来一看内容，脸就沉了下来，加之谈判中由于极度疲劳和紧张所导致的心情烦躁，便对参加这次谈判的周斌（曾长期担任中国外交部的日语翻译）等没好气地说：“你管这个干什么？你还来干扰我的时间，如果我不看，我送到毛主席那儿去，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还看这种材料吗？你们到底明白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周斌等工作人员很理解周恩来当时的心情，也马上意识到了工作上的疏忽和不妥。他们明白，周恩来是希望集中力量完成这个重大突破，希望自己的部下能懂得他、了解他。为此，他们立刻对工作流程进行了认真的纠正与完善。

　　在这之前，周恩来也因为大家不能明白他的意图发过一次火。那是在田中角荣刚刚就任首相的第三天，在周恩来的巧妙安排下，上海芭蕾舞团出访日本时临时换了团长，由熟悉对日关系的孙平化去传递中日友好的信息。

　　为此，《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刊载了这则重要消息，称上海芭蕾舞团东京首演成功；下面罗列了几十个来参加这个首演仪式的人员姓名，都是日本的一些友好人士；最后才写了一句，日本文化厅的官员也来了。

　　由于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以往中国政府派出去的这些艺术团体，日本政府一般都是不出面的，所以那实际上是日本政府表现出的一种态度，表明田中角荣方面也有意改善中日关系。可是《人民日报》头条却只在最后提了一句。

　　那天已经是凌晨3点了，周恩来心急火燎地走进谈判筹备组工作人员办公室，劈头就问：“为什么《人民日报》这样发？把潘非找来！”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潘非主管国际，是一位很有名的老记者。

　　周恩来严肃地问：“潘非，你懂不懂得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啊？这些‘左派’的同志、老朋友你不写也没有关系，现在就是他文化厅来，这是政府的一种表态，田中角荣对我们的一种呼应，这个为什么这样写呢？”

　　潘非解释说：“总理，我们《人民日报》在日本是没有记者的，我们是根据新华社发的消息而来的。”

　　周恩来一想，又立即把新华社社长找来。周恩来生气地说：“你新华社干什么吃的！懂不懂得要紧跟党中央的思想，紧跟中央的步骤啊，怎么能这样发消息呢？”语气和情绪表现得很激动。

　　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们都知道：周恩来很少这么激动，这次是因为大家跟不上他的思路，跟不上这个战略步骤，对此他有意见，才发这么大的火。他是恨铁不成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