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

　　周恩来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崇高精神和优良品质对广大红军指战员具有极大的感染和带动作用。可以说，周恩来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培育者，也是长征精神的不懈践行者。尽管不同时期党对长征精神内涵的阐释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但总的来看，有几个要点是共通的。

　　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这成为长征精神最基本的思想内核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被迫走上了长征的道路。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但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努力发挥自己在重大决策上的影响力，坚定红军指战员革命必胜的信念。红军长征前两个月，周恩来在《红星》第60期社论《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中提出：“我们要坚决地挺到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战略部署的变动，以在运动战中消灭白军。”这就已经宣示了周恩来对于即将到来的战略转移必胜的坚定信念，也向苏区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宣扬了这种信念。

　　在长征途中，虽然红军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但周恩来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状态，同时耐心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以此增强部队的信心。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对此曾有过生动的记载：“经一高山，几无路……山上泥水极深，两腿全在泥沟中爬走。上下此山共只三十里，但自天明走起，后卫部队半夜才达山顶。既无人户，当然找不到火把，所以大部伫立于泥沟中，待至天明后才下山来。赤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为国共合作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亦在山顶泥沟中站立一晚，次晨我见其虽仍神清气爽，但已满身污泥矣。”所有红军战士“人人面有喜色而未出怨言”，且“军心一致”，坚定“有无限之前途”。

　　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周恩来一样有着坚定理想信念，并为之不懈战斗、至死不渝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党和红军才得以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挺过来，从挫折走向胜利。坚定理想信念，是周恩来为长征精神贡献的最基本的思想内核。

　　周恩来在长征中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是他为长征精神灌溉的重要养分

　　长征初期，周恩来实事求是地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遵义会议中，周恩来更是实事求是地确立了毛泽东关于军事路线的主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军事路线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这些胜利的取得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凭空得来的，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道：“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能发挥这种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能始终做到实事求是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对红军面临的处境有清醒认识。黄火青在回忆中说：“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就今后战略方针进行争论时，周恩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的报告中，针对“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地区宽大，好机动”，二是“群众条件，人口较多”，三是“经济条件”。他据此实事求是地对川西北的懋功、松潘、会理地区进行分析，结论是这块地区的地域虽大，却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前进的方向只能是去“川陕甘”。他的意见随后得到毛泽东、朱德、博古等人同意。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形成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了北上进军的正确方向。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受挫的惨痛教训警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长征途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斗争道路，并最终取得胜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个道理。周恩来在长征中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是他为长征精神灌溉的重要养分。

　　周恩来在长征中体现出的顾全大局、团结统一精神，成为长征精神重要的思想源泉

　　长征之前，毛泽东已经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只出任中华苏维埃主席一职。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没有向毛泽东透露这一消息。由于博古、李德不准备让毛泽东参加长征，1934年9月，将毛泽东安排到于都去调查研究。是周恩来和朱德出于维护党的团结，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毛泽东去留问题上据理力争。周恩来强调毛泽东在红军与政府的地位与影响，从维护党的利益全局出发，坚持让毛泽东参加长征。当时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在回忆中说:“后来我才听说，中央决定红军转移时，开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泽东随军行动，还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一再坚持，说毛泽东同志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应该说这是周恩来和朱德同志为我党立下的一大功勋。”

　　在长征中，为实现长征胜利的大局，周恩来始终坚持与毛泽东合作，同时注意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的报告起初只强调客观原因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作用，仍未承认军事指挥上的主观错误。张闻天作了“反报告”后，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为了打破会议的僵局，在第三天的会议上，周恩来主动承认错误，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对“三人团”所犯军事路线错误的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他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周恩来顾全大局、力求团结、相忍为党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与赞同。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并逐步成为红军军事行动的指挥者，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

　　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始终坚持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周恩来“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高度珍惜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是他在长征中身体力行的信条，也成为长征精神重要的思想源泉。

　　从斯诺这个外国人的视角中，也不难看出周恩来对培育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的贡献

　　1934年10月10日，周恩来随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出发开始长征时，他的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只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周恩来在长征中也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全身心地投入到长征的战略转移工作中去。

　　10月21日，红军接连突破敌军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当红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部队进入山区小道，行进速度缓慢，又有国民党军队前后堵截，情况十分危险。周恩来迅速命令红一师率一个团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要求他们抢占白石渡，掩护全军突围，向湘西前进。周恩来还亲自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交代任务，嘱咐“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11月8日，周恩来赶到作为先头部队的一师三团，亲自看望部队战士并部署指挥行动。后来，时任三团党总支书记的肖峰回忆道：“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年青人一躺下就睡着了。当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在空前激烈的湘江战役中，周恩来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枪林弹雨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渡口，指挥部队抢险渡江，终于跳出敌人的重围。

　　长征以来，周恩来一直处于忙碌的工作状态。白天，他要和部队一起行军。一到驻地，他又继续处理繁琐的事务。他常常整夜不睡，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眯一会儿，抬起头来接着又工作。后来，他终于积劳成疾，幸得苍天眷顾，方才化险为夷。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赞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英勇的红军具有“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斯诺看到的这种精神，正是红军伟大的长征精神。从这个外国人的视角中，也不难看出周恩来对培育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的贡献。

　　（作者单位：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