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为古典文学书籍解禁

声明：本文原载于《党史纵览》2016年第9期，系《党史纵览》杂志社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周恩来的家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香世家,无论他的始祖宋代周敦颐还是他迁到绍兴的一代始祖周茂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读书人。因此,周恩来很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后来他投身革命、领导国家建设期间也都与书有着深厚的情感，并能恰到好处地掌握和运用书本知识。

周恩来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鸡鸣寺里曾3次接受美国当时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1889～1974）的采访，周恩来对李勃曼说：“我小时候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周恩来这么早的阅读能力是哪来的呢？按周家祖训，男童长到5岁时即入家塾馆读书、写（毛笔）字习颜体。周恩来在出生8个月时出嗣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后改名宗干）为子，不久小叔父就去世了，小婶母陈氏是位受过教育的女性，在周恩来牙牙学语不久，陈氏就超前教他识字了。后来，陈氏又怕周恩来到院子里和别的孩子们戏耍时有闪失，干脆把他关在房中，直到能上家塾馆时为止。

幼儿认字久了，难免会觉得枯燥和倦怠，陈氏便给儿子讲故事，说笑话，提高周恩来辨明是非、爱国爱家的思想和能力。可以说，周恩来是先听陈氏母亲讲述《西游记》而后再读《西游记》的。

在龚家书房，他读了《天演论》《革命军》

1908年的夏天和冬天，周恩来先后失去生母和嗣母，不得不带着两个更幼小的弟弟返回淮安城驸马巷周家老宅。酷爱读书的周恩来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内心十分苦闷，就向八叔周贻奎和八婶杨氏诉苦。周贻奎就让杨氏到家在东岳庙附近的龚家请周恩来的表舅龚荫荪帮忙，让周恩来和他的两个弟弟一起到龚家塾馆寄读。龚家的女主人是周恩来嗣母陈氏的亲姨娘，她的儿子龚荫荪就是周恩来的表舅。龚萌荪对周恩来兄弟3人进行简单的面试后，只同意周恩来一个人在龚家读书。而周恩来的两个弟弟一个因为年岁太小（周恩寿），一个因为顽皮（周恩溥）而被婉拒。

龚荫荪是一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由于其父亲龚怀朴多年任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的钱谷师爷（相当于今县一级的财税局长），家境殷实。龚荫荪在上海、南京、青岛等地开设有多家书馆、书店，家里也藏有大量进步书刊和报纸，一直是秘不示人。他见周恩来好学上进，谈吐脱俗，又能博闻强记，十分喜欢，不仅允许周恩来在家塾馆寄读，还破例允许这个表外甥进他的书房读书。

在龚家藏书房，周恩来第一次读到了《今日中华》等进步报纸，也先后读到了严复的《天演论》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进步书刊。《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号召民众起来救亡图存，“与天争胜”。这对当时的思想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革命军》是中国民主革命家邹容在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写的共约2万余字的作品。作者以通俗浅显的文字，宣传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思想，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共和国”。可以说，《革命军》《天演论》是周恩来童年所读书籍中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两本书。1952年秋天，周恩来在上海会见时任华东幼儿园保育员的表姐龚志如时，还深情地说：“表舅（指龚志如的父亲龚荫荪）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你们龚家塾馆的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启蒙老师。”

在陈家书房，他读到了《醒世恒言》《天雨花》

1908年夏天，周恩来生母万氏辞世后，嗣母陈氏的肺结核病日渐沉重。陈氏自知自己来日无多，就对周恩来提出想回一趟娘家宝应。因为她的侄儿、周恩来的表哥陈式周博学多才，也懂中医医术，陈氏想让侄儿给看看病，于是，周恩来就跟着陈氏一起坐上小木船顺水扬帆，来到了宝应水巷口3号陈家。

陈式周比周恩来大16岁，他是清末秀才，清废科举后在通州（今南通）上了通州师范学堂。

陈式周的国文造诣很深，后来到上海时曾当过《申报》编辑和李鸿章的家庭教师，教李鸿章的孙子李国超国文。因此，他家的藏书也颇多。

当周恩来随陈氏来到宝应陈家后，周恩来就提出到陈家塾馆读书。经过交谈，陈式周感觉这位小表弟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甚至对时局、政治都已有独到见解，遂谦虚地说：“我的家塾馆只收一些启蒙学生，哪能教你呢？你还是到我的书房看书吧。”就这样，周恩来就成了陈式周书房的常客。

在陈家书房里，周恩来先后读了明朝末年冯梦龙纂辑的《醒世恒言》以及《天雨花》和《西厢记》等文学、文艺书籍，还阅读了《绣像施公案传》（也叫《施公案》）等书。周恩来记忆超群，读了这些书不仅能记得书中情节、故事，还能熟知书中人物的行为举止和性格特征。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点多钟，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事先没同杨虎城商量，就拉上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悄悄乘车直驱西安西郊机场，送蒋回南京，连周恩来也没告诉。在听到张学良的卫队团团长孙铭久的报告后，周恩来立即驱车往机场赶。在疾驰的汽车上，周恩来最大的担心就是张学良可能会轻率地跟蒋介石飞往南京。然而，赶到机场时，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载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飞机已经起飞（到洛阳后两人分机）。这时，周恩来望着还在爬升的飞机叹息地说：“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连环套》正是《施公案》中一个故事改编的戏剧。这出戏写的是绿林好汉窦尔墩盗得“御马”，后被黄天霸以狡猾的手段骗走，窦尔墩在江湖义气思想支配下，还对黄天霸摆队相送。当时，周恩来很自然把这个故事和他眼前的这一幕联系起来了。

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1970年夏天，他随周恩来赴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那时周恩来的处境极其困难：他既要注意当时多种“左”的派系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既要灵活策略地执行毛泽东的想法和指示，又要尽力维持国家政务和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让全国老百姓能吃饭穿衣、有正常的生产生活；他生怕外交上出任何差错，又担心着军事上的任何闪失，真正是费尽了心血，倾尽了智慧。有许多时候他都处于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境地。当时，有人曾悄悄在周恩来面前说：“江青太难应付了。”周恩来悲怆地回答：“我何止要应付一个江青！”

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下午，周恩来正在休息，纪东到总理办公室整理文件和材料，无意中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张32K白纸字条，上边留有周恩来用铅笔写下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纪东曾对笔者说，这几句戏文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周恩来当时的心境和处境。但是周恩来虽注明《西厢记》，可是《西厢记》里却找不到这4句话，纪东期望我这个淮安人能帮他查找一下。经查找，笔者发现在《醒世恒言》一书的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有类似的这4句话：

江南有谣云：

做天莫做四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

秧要日时麻要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笔者推断，周恩来是在陈家书房同时读到《醒世恒言》《西厢记》《天雨花》等书的。因为他在陈家时间比较短，只有约3个月，他来不及反复看，几十年后，把在《醒世恒言》中的几句话误记为《西厢记》中的几句戏文了。

在东关模范学校，他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

1910年春，周恩来“应伯父召，趋辽东”，先到铁岭银冈书院，继之到盛京（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

东关模范学校有一位教国文、历史和地理的高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进步，极富正义感而又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当年，他是因为在山东济南高等学堂从事反清宣传遭清政府通缉而亡命关外的。他原名高守铭，字盘之，到东北后，常用的名字是高亦吾。周恩来进入东关模范学校五年级丁班时，刚好高老师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周恩来入学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高老师首先感到，周恩来是个懂事明理、人小志大的孩子，是他“执教以来碰到的最好学生”。

周恩来是个插班生，他并没有学五年级上学期的课程，但他比那些大他五六岁甚至七八岁的成年同学要自觉得多。他在课堂上用心听讲，课间、课后都能认真完成各科作业；对课余时间抓得也很紧，尤其注重和喜欢课外阅读，这是他在淮安老家就养成的好习惯，因为课外阅读可以弥补课堂上学习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丰富自己的各方面知识。这些都是其他学生做不到的甚至想都没有想过的事。

周恩来课外阅读涉猎很广，除了一些中国文史类经典名著外，一些刚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数学、理化和博物等自然科学书籍以及中外古今的军事著作，都成了他十分喜爱的读物。

他读书不是死记硬背，更多的是理解和消化。因此，课间常见到周恩来和同学们一起讨论他阅读书报时思考的问题，有时还向老师求教，找出自己比较满意的科学答案。周恩来小小年纪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那时，他的四伯母杨氏每天给他10个铜钱，让他中午可以在街头饭店吃一顿饭。周恩来舍不得到饭店吃，只花一二枚铜钱买上两块烧饼，就着学校老虎灶免费供应的开水就把一顿午餐应付过去了。余下的钱，他除了买些文具送给那些家庭困难的同学外，还订了一份《盛京日报》，天天阅读。所以，1958年12月31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及其夫人莫尼克公主，在南京中山陵意外遇见淮安新城的青年女学生曾树英时，还说：“我像你这么大年龄时，就十分关心社会上的事了。”

随着阅读书籍的增多，周恩来的知识面也越来越宽，向老师请教的问题也越来越广。高老师清楚地记得，当他在课堂上讲解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时，课堂上静得连一根针落地都能听到。这时，他看到坐在前排的周恩来，更是泪流满面，悲愤填膺。这使高老师对周恩来更多了一层看重。以后每遇阴雨雪天，高老师干脆留下周恩来。晚上，高老师批改作业，周恩来完成作业后看书，然后师生同床而卧，纵论国事，谈古道今，直到两人睡着为止。

为了加深周恩来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解，高老师将自己的《史记》《离骚》《汉书》《后汉书》等统统向周恩来“开放”，允许他读，允许他带回家。后来，周恩来又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伙食费买了《史记》《后汉书》，以便随时阅读。60多年后的1973年，毛泽东在启用并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时，他怕周恩来不理解，特意让身边工作人员将一部《后汉书?刘盆子传》送到周恩来那里，并嘱周恩来认真读一读。

原来，西汉末年，因王莽篡位，各地起义、造反的头领很多，他们都以姓刘的为汉朝的正宗传人，就像后来曹操将汉献帝控制在自己手里那样，试图“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反对王莽的赤眉起义军就拥立原本是个放牛娃的刘盆子为皇帝，一直打进都城长安。毛泽东当时用意很明确：刘盆子作为一名放牛娃，由于当时形势需要，被拥立为皇帝；现在也是形势需要，要将王洪文这个“娃娃”启用起来，让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接班人。其实，周恩来还在少年时期，就读过《后汉书》，熟知刘盆子的故事。他当时也确实遵照毛泽东的意愿，对王洪文言传身教，直到最后发现王洪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又与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走上祸国殃民的不归之路。

在日本，他读到了《社会问题研究》等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

在留学日本期间，周恩来一边读书学习一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涉猎很广，尤其是对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者、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的著作，周恩来特别爱读，先是读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所编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出刊后，周恩来便成了这本杂志的热心读者。

据有关资料记载，1918年，周恩来留学日本一年多，每逢寒暑假回国探亲时，他的行李中总捎带着河上肇的著作。当时，周恩来住在同学吴瀚涛在东京的租住房里。在那一段时间里，他大量地学习并接受了河上肇的思想。周恩来还曾托友人把他介绍给河上肇教授，但由于友人的不理解，他的要求未能实现。

受河上教授的影响，周恩来的救国思想也很快升华，以致在和吴瀚涛一起吃饭喝酒时，周恩来思考的全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事。因为他朝思暮想，口头上也不免有所流露，弄得他的同学兼好友十分不理解。就在周恩来大谈中国要用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社会变革，然后再进行富民强国的建设时，吴瀚涛竟气得“叭”的一声将酒瓶摔到周恩来面前，斥责说：“你到东京来，不好好学习功课，还大谈什么救国，如果照这样下去，连你自己也养活不了！”

周恩来没有和吴瀚涛争辩，更没有觉得没面子而生气，而是默默拿来笤帚、畚箕，将酒瓶碎屑统统扫起来，心里仍然想着如何救国救民的事情。

在专列上读《旅顺口》，最终不同意苏联在旅顺树像建碑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乘专列前往苏联，加入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中苏谈判。那时的专列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10天时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难得有个短暂的休息时间。所以，临出发前，他特意让随行的秘书何谦给他带上一本当时名噪一时的长篇历史小说《旅顺口》，以便他在专列上翻看。《旅顺口》是被当时一些人推崇为军事历史题材小说范本的，曾在1946年获得过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发的斯大林文学一等奖。可是，周恩来刚看了一半就对何谦说：“《旅顺口》是一本坏书。作者斯捷潘诺夫完全站在反动的沙皇统治阶级立场上，竭力美化、宣扬沙俄的侵华战争。”说完之后，周恩来还自言自语地说：“这样的书居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

当时因为访苏事关重大，周恩来没有进一步详谈。1950年11月，周恩来在一次同自己的军事秘书、毛泽东称为“洛阳小才子”的雷英夫聊天时（1994年9月笔者造访过雷英夫），又系统地谈到了对《旅顺口》这部小说的感想。他以敏锐的目光、犀利的言辞，对《旅顺口》一书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

“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

第一，这本书宣传的是沙俄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

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指沙皇俄国第一次攻占我国旅顺港——笔者注），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掠夺性的反动的战争。

第三，书中竭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气愤。

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1956年5月的一天晚上，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都剧场公演曹禺的话剧《日出》。戏演完后，周恩来上台接见演员后和大家座谈。当辽宁艺术剧院院长洛汀汇报到他们曾演出苏联话剧《在那一边》，戏里反映的是日军侵略我国东北、发生在哈尔滨一带的事时，周恩来立即警觉地问：“这出戏怎么写中国人的？”导演答道：“这出戏没有着重表现中国人，中国人在戏里是群众。”周恩来露出不悦的表情：“写在中国的事儿，不写中国人，算什么？你们谁看过一本小说叫《旅顺口》的吗？”“我看这本小说写得不好，光写中国人的愚昧，什么留长辫子，吸大烟，怎么能这样表现中国人！”

1955年苏军从我国旅顺撤走时，赫鲁晓夫对周恩来提出在旅顺建苏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城里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还提出要建当年沙俄攻打旅顺口的两座方尖纪念碑和沙俄海军中将马卡洛夫铜像。周恩来经过思考，同意苏方建二次大战时打败日本关东军的两组建筑，而对苏方想建的方尖碑和马卡洛夫铜像给予了坚决的否定。

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周恩来不会因为新中国刚从废墟上诞生、处处有求于当时的苏联“老大哥”而向苏方屈服。因为那样做，会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有伤中国人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为了国计民生，他读了许多必须要用的书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开始了日理万机的工作。由于工作太忙，看小说竟成了他的奢望。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内，周恩来整整放了两架子书，这些书大多是工作中经常使用的书籍，当然也备放了周恩来十分喜爱的《鲁迅全集》等书。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笔者说：“我们几乎就没看到总理有空去翻看《鲁迅全集》。”

1949年和1950年，淮河涝灾严重。尤其是1950年的大水，使皖北、苏北（当时安徽、江苏都还没有建省）7000多万人逃离家园，洪水夺去了成千上万条生命。毛泽东、周恩来在看了灾情报告后都流下了泪水。毛泽东为此挥毫写下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随即交给周恩来治淮的任务。为此，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政务会议，并制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总方针，批准开挖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人工大河——苏北灌溉总渠。在与水利专家们讨论这条河的走向时，周恩来特意让自己分管农业的秘书杨纯去北京图书馆借来一本《山阳县志》。

山阳县就是周恩来的家乡淮安县，在明清两朝时都叫山阳县，直到民国3年废府存县时，“山阳”这个县名因与陕西的山阳县同名才改为淮安县。周恩来这时候要看《山阳县志》显然与开挖苏北灌溉总渠有关，因为他要运用自己的智慧选择一个更为合理、更能发挥排水、灌溉和航运等综合作用的走向，以造福亿万人民。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本来集中全力从事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周恩来又不得不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参与其中。他既要协调党内的各种不同意见，又要到国际上去争取各方面支援，还要调动各军、兵种的备战、参战，要为志愿军的装备、后勤供给竭尽全力。1997年为筹划周恩来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笔者赴京从周恩来当年的外事秘书、后曾任驻匈牙利大使的马列那里，征集到周恩来在2月14日（具体哪一年，马列已无法准确记得）写的一张小纸条：“马列同志，请给我一本世界知识手册（即年鉴）。”

当时的外交部世界知识出版社，每年都出一本《世界知识年鉴》，作为外事工作者必备和常用的工具书。周恩来在看外事文件，处理外交事件和交涉有关抗美援朝的事情时，经常要查人名、地名、面积、人口、重大历史事件等资料，也要经常用这本书来查证、对照，以便做出准确的决策与判断。

1960年周恩来即将出访欧、亚、非的一些友好国家，在出国前他到北戴河休假。8月的一天，暴雨狂泻。周恩来想看世界地图以了解相关国家的情况，就让身边的卫士乔金旺给北戴河图书馆打电话，想借一本《世界地图》和其他有关图书。接电话的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不知道这是周恩来要用的书，就公事公办地说：“你要的这几本书只能到阅览室来看，不能外借。”

既然图书馆有不外借的规定，周恩来是不会带头破坏的。于是，他卷起裤脚，撑着雨伞，在乔金旺的陪同下冒着大雨走到了北戴河图书馆阅览室。进屋时，周恩来的裤脚全湿透了。周恩来请管理员将《世界地图》等几本参考书找给他看看。当管理员把这几本书捧过来时，这才发现借书人竟是周恩来，连忙不好意思地对周恩来说：“总理，真对不起您。我不知道这几本书是您要的。我应该给您送去，不该让您淋着雨来看书，耽误了您的宝贵时间。”“哎，小同志，你把书管得很好嘛！”周恩来笑着回答她，“没有章程制度办不好事。我为了看书，淋点雨、走点路根本不算什么。”说完，周恩来就翻开书，坐在桌旁认真地翻看起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担着风险，为古典文学书籍解禁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段长达10年的时间内，人们什么文学书籍也看不到，书店里也买不到。连世界公认的我国古代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都被斥之为“四旧”（指旧思想、旧风俗、旧传统、旧习惯），不准印刷，不准出售和阅读，当时市面上只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红书”。开群众大会时，要求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而这本书又都是红塑料封皮，所以，当会场上呼口号时，人们把手里的“红宝书”一举，就是一片“红海洋”。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专门同出版部门负责人谈话，要大家加强对各类图书的出版，其中特别提到：“青少年没有书看，旧小说不能统统都看作‘四旧’嘛！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看问题。”在那之后不久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还做了重要讲话：“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很滑稽吗？”周恩来还曾坦率地问：“旧小说能统统当作‘四旧’处理了吗？《红楼梦》《水浒传》能算作毒草吗？”

在一年多之后召开的有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和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周恩来又指示要想办法缩短时间，尽快地再版有关古典名著，还具体地提出要求：先印《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同时也要出版其他名著和新书。

笔者还记得，当年这批书印出下销时，一个公社（即现在的乡或镇）只能分配两部。在席桥公社，我有幸买到一部《红楼梦》。这一部平装本《红楼梦》共4本，定价是2.74元。为了得到这部书，手头拮据的我带着孩子走庄串户，花了个把星期去捡蝉蜕到供销社卖了才凑齐这部书款。

晚年，周恩来曾想写一部小说《房》，以介绍周家各房头的情况

2001年，笔者行将退休时，突然接到周恩来侄儿周华章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九凤老弟吗？我是华章呀，听说你不久也要退休了，我想到你那里去一趟，因为我有一件未了的心愿想请你帮帮忙。”

不久，周华章带了一瓶茅台酒和一袋书稿来到淮安，他告诉我，七伯（指周恩来）早在建国初在看话剧《家》时，曾深情地对身边人员说：“巴金写了一本《家》，将来等我退休了，我也要写一部《房》的书，以记述我们周家各房头的人和事。”周华章说，为此事，他已准备了20多年，有的已写成初稿。他在将这些稿件汇集时，一是自感笔力不够，恐难写成这本巨著，二是自感年事已高，完不成伯伯的这一心愿，因此想请我这个“老弟”帮帮忙。

我无法拒绝他。在周华章居淮的几天时间里，我俩商讨写作提纲，撰写有关引言，梳理有关人名。直到基本框架都排列好，他才满意地返京。然而，在我等待他再度提供相关资料时，他却再无任何信息了。后来我打电话过去询问，他告知我，已决定和七伯的另一位亲属合作，就不劳驾远在千里之外的您了。

我觉得周华章说得有道理。他和亲属合作，对周家的事了解起来更方便。不过，几年后，周华章再来淮安时，他告诉我，《房》写好了，但中央文献研究室没有同意出版。据他说的和我对这本书的内容判断，他的这本书的写法和所表达的内容与周恩来生前打算撰写的《房》根本不同。

周恩来为什么要写《房》呢？周恩来另一位侄儿、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周尔鎏在他新近出版的《我的七爸周恩来》一书的开头写了一个“小引”：

七爸（周恩来侄辈对周恩来的独特称呼——笔者注）退休后想写一本名为《房》的长篇小说。

从1946年在上海周将军公馆和七爸周恩来会面，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七爸曾十余次地和我谈起过我们的家世，而且每个阶段都有几次近乎半天或彻夜的长谈。七爸工作繁忙，可他为何如此重视这个话题？

我们所属的绍兴百岁堂周氏家庭，支系庞大，几经迁徙。在七爸所处的年代，家庭成员更是散居各方，而且职业不同，政治选择多样。

那么，在庞杂的家族关系中，七爸对待家庭亲情的原则是什么？这个有关悠远历史的家庭有哪些传承至今的家风祖训？

七爸生前珍藏着一本高祖元棠公遗存的《海巢书屋诗稿》，这册由家族后人刊印的诗稿甚至伴随他渡过了10年“文革”那段艰辛的岁月。他为什么如此珍爱这部诗稿？高祖的诗作究竟给了他怎样的精神慰藉，昭示着什么样的家族文化传统？

我在西花厅亲耳听七爸说，他打算退休后写一部名为《房》的长篇小说，内容就是根据大家庭的许多“房”的不同历史演变，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加以描述。他的这一未竟的夙愿或许和自己的家族有一定的关联。

周恩来没能写他心目中的《房》，但他一辈子爱读书，爱用书。他一生与书为伴，与各种书有着很深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