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
2018年06月06日15:43 来源:光明日报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在会前、会上、会后都与井冈山革命斗争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既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对井冈山革命斗争成果的充分肯定,亦是在全国各苏区对井冈山道路进行广泛传播的历史反映。
一、会前,为朱、毛部队分配了代表名额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确立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国内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加上要派遣代表参加1928年春夏间在苏联召开的诸多重要会议,所以中央通过请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中央进行了一系列会议的准备工作,并于1928年4月决定了参会的代表名额。其中,基本上都是按照省份进行分配,如江西三人、湖南三人。另外,专门指出“江西湖南转毛泽东、朱德两部队各选代表一人”。此时的朱、毛两部还未会师,朱德率部在湘南地区开展武装暴动,毛泽东率部在湘赣边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拟让朱、毛分别派人参会,是由于两支部队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工农革命武装方面成绩斐然,而且通过各种途径已经传到中央,并进而被共产国际所了解。
如中央于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中写道:“你们的军队如已确实到达湖南的桂东、桂阳地方,你们工作的对象,便应从这几个县份计划起。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当时,中央要求朱德部在湘南扎根开展工作,并与湘赣边界的毛泽东部联络,以形成更大声势。
1928年1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指出:“在湖南,农民暴动正在茶陵、宁乡、醴陵以及湖南南部进行。在江西,苏维埃政权已在永新、临川、莲花、万安建立。”在提到红军的力量在发展时还指出,“朱德——1200人,700支枪”,“毛泽东的军队正在扩充”。可见,共产国际得到的信息比较准确,朱、毛两部的实力都较强,在湘南、湘赣边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不仅对朱、毛两部所产生的影响高度认可,而且希望他们能派人参会,分享其丰富的斗争经验。
二、会上,高度评价井冈山的斗争经验
因交通的断绝,朱、毛两部并未接到江西、湖南省委的通知,故没有派代表参加六大。1928年6月4日,中央在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中充满感情地写道:“只可惜这些材料不能达到你们,以前中央虽曾派人来找你们,但以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以致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
从1928年4月到6月18日六大召开前,江西、湖南省委还是尽力与红四军取得联系,通过各种途径获悉两部的最新信息,并及时上报中央。如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信中央,“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汇合,现已乘虚重复占领宁冈,并向永兴〔新〕方面发展。”及时使中央得知朱、毛两部已经会师,而且在湘赣边界多县打开了较好的局面。
党的六大上,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领导人作了重要报告,许多与会代表也作了发言。其中,有多处涉及井冈山的斗争经验,而且对其革命成绩作了肯定。
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大会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大会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上述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制定的路线方针,许多都已在井冈山实施,从而间接肯定了朱毛所走的井冈山道路是正确的。
周恩来在所做的军事报告中,总结了半年的军事状况,当提到由游击队到红军的建立时,除海南、海陆丰外,还特别提到了“朱德与毛泽东的红军”“万安与宁冈”,宁冈县为红四军所占领,万安县也受到红四军较大影响,这也意味着直接表扬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江西代表张世熙的身份是万安县委书记,他在介绍万安暴动的同时,也对朱毛红军作了介绍:“毛泽东准备进攻赣州,并调朱德由北江来赣南取会攻形势。”“遂川的群众继万安之后,奋起从事苏维埃政府之建设(正月初四成立,存在一周)。”毛泽东改编了以袁文才、王佐为首的井冈山农民武装,与朱德一起攻占永新县城,并准备攻打吉安、赣州,还亲手创建了第一个红色政权——遂川县苏维埃政府。总之,井冈山的革命形势可谓如火如荼。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毛泽东在井冈山探索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与实践,获得了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高度认可。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出中央委员23人。毛泽东虽然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而没有参会,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据周恩来回忆“得票是很多的”。
三、会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井冈山的革命经验
会后两年的时间里,全党上下贯彻执行党的六大路线。以此为契机,中央一方面进一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朱毛红军的指导,另一方面,高度重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并通过党内文件和党的刊物积极向全国其他根据地介绍和推广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
1929年初,党中央刊物《红旗》在一篇文章中,称赞“朱毛所领导的农民游击队,能以代表着一切革命民众的武装反抗的要求,横行于湘、鄂、闽、粤各处。这种英勇的斗争,无论他这一次的结果是胜利与失败,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将有非常严重的意义。”《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杂志还刊登了《朱毛的消息》《朱德来信》《朱毛红军的工作》等介绍井冈山斗争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主持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不仅十分关注井冈山和朱毛红军,并对推广井冈山的斗争经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他在中央军委创办的《军事通讯》(1930年1月15日)创刊号上,发表了陈毅撰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其中的编者按说:“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这就为井冈山道路在全国各苏区的传播,做了舆论上的宣传与引导。此后,井冈山斗争经验不仅对毗邻的苏区影响深远,而且对全国各地的根据地和游击区,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8年底,中共六大文件才传到井冈山,毛泽东看后比较满意,因为会议肯定了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他对六大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使“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九十年前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作出的主要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会议的路线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会后,全党认真贯彻执行六大精神,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得到促进,党领导的红军不断壮大。与此同时,会议高度评价了井冈山的斗争经验,使其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和推广,这对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最终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孙伟,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