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之子回忆周恩来：我的父执、良友和严师

　　一个伟人与世长辞，他身后什么都没有留下，连火化后的骨灰也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当他的英灵返回大地时，人民千遍万遍地呼唤他的伟大名字：周——恩——来！

　　我是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认识周恩来同志的。１９３６年冬，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国难日益深重的形势下，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强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陕北红军。张将军和我父亲杨虎城基于爱国义愤，于１２月１２日举行兵谏，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西安事变以后，先是张学良将军被他扣押、审判，接着我父亲也被他步步紧逼，被迫“辞职”，出国“考察”军事。周恩来同志不忘患难与共的朋友，１９３７年４月，一到西安便来看我父亲，刚好我也从上海回到了西安。西安事变时，恩来同志留着胡子，大家都亲切称他“周胡子”。听家里人说，“周胡子来了。”我急于想见见这位传奇人物，便赶到客厅，迫不及待地扒着门缝朝里探望。当恩来同志看到我，便用疑问的眼光看了看我父亲。父亲会意，立即向恩来同志作了介绍。听完介绍，恩来同志快步走过来，异常亲切地拉住我的手，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然后才微微笑着和我们告别。和恩来同志的这次会面，前后不过是两三分钟里发生的事，但却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由于父亲的身份，我自幼曾接触过一些国民党的达官显要，他们大多是矫揉造作或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没有像恩来同志这样可亲、可敬，令人神往，给人力量。这初见的印象从那时起便一直牢牢地渗透在我幼稚的心灵里，一刻也未能忘却。我暗自思忖：这才是真正伟大的人物，我要跟这样的人走，到延安去，投奔共产党，干革命！

　　１９４４年秋，我从米脂县调到关中军分区工作，路过延安。由当时西北局安排，在同任弼时同志谈话以后去见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和邓大姐亲切地嘘寒问暖，询问我这几年在米脂工作的情况。谈到整风审干时，恩来同志仔细询问了米脂的审干情况，对所谓“抢救运动”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注意做好甄别工作。他和邓大姐一再鼓励我好好工作，要把西安周围的关系都利用起来，去挖国民党胡宗南的“墙脚”。一席谈话，恩来同志提问题，谈看法，讲政策，那么专注、认真而又细微。虽然所谈内容都是工作，但却使我觉得像是拉家常，既受教育、鼓舞，又增长见识，感觉如坐春风之中。

　　自“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几十年里，恩来同志始终像战友和兄弟似的关注着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安全，像前辈和亲人似的关怀着张、杨两家亲眷以及原有部属的成长。

　　从“西安事变”发生到抗日战争胜利，张、杨两将军竟被蒋介石毫无道理地囚禁了近１０年。蒋介石嘴里不断地高喊着“和平”、“民主”等骗人的口号，实际执行的却是内战、独裁的反动政策。因此，在抗战胜利以后，恩来同志代表我党中央，在重庆国、共两党的谈判桌上，在旧政协开会期间，一次次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张、杨两位将军的正义要求。为了从政治上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中央决定在１９４６年１２月“西安事变”１０周年之际，在延安召开纪念大会，从历史到现实，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领导通知我参加大会，并准备发言。我那时在县（今改作富县）任陕甘宁边区所属军分区副司令员，接到电话后连夜赶到延安。１２日上午，大会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还来了两名美国记者。开会前，我在礼堂的第一排木凳上见到了恩来同志。见面问好以后，恩来同志谈起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忍不住气愤地对我说：“你今天要好好地痛骂它一顿。至于我的讲话，拘于身份，还得有个分寸。”我说：“我憋了十年的气，今天要放。讲话稿已请西北局看过，请周副主席再审查一下。”恩来同志接过我的讲稿，看了一遍，迅速用钢笔在上面改了几个地方，然后退给我说：“行了。改了几处，就是给你加重了一点语气。”会议主持者致词完毕后，恩来同志上台讲演。他用愤激的语调，谴责国民党一手挑起内战，揭露蒋介石的各种伪装，怒斥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讲得义正词严，有理有节。台下那两个美国记者一直认真地听，认真地记。周恩来同志讲演一结束，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片掌声、口号声。我也上台把蒋介石国民党痛骂了一顿。会后，恩来同志又问了我近期的工作情况。当他得知我昨天赶了１５０里路到达延安后，马上说：“你下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再去广播电台骂它一顿。”随即指示我把讲稿压缩在２０分钟以内，并请当时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再帮我改改稿子。

　　１９４９年８月，中央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通知各方面代表陆续到北平报到，我随西北代表团来到北平。不久，接到通知：恩来同志要在北平市军管会大厅宴请原国民党起义人士，让我出席作陪。这时，我人民解放军已横渡长江，挥师南下，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如鸟兽散。在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刻，我又要见到敬爱的恩来同志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那天宴会开始以后，我向恩来同志敬酒，只见他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激动和高兴。他拉着我向坐在他那张桌上的客人介绍，让我和大家干一杯。他自己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宴会散了，恩来同志仍留在客厅同客人们谈话。我上前探问父亲新近的消息，他就大声向那些前不久起义的国民党人士问道：“你们谁知道虎城先生最近的消息，请告诉他。”在座当即有两位应声而至，恩来同志随即介绍他们与我交谈。

　　政治协商会议即将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我作大会发言，时间不超过５分钟。我表示不想发言了，来人告诉我，这是周副主席安排的，还有张学思同志也要发言。我明白了恩来同志的意图，便答应一定准备。我一边起草发言稿一边想，恩来同志主持着政协会议的内外工作，他在党员大会上作报告，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会谈、协商，随时征求会议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大会、小组会、宴会，都需要他考虑、安排。在工作如此紧张、繁忙的情况下，竟无微不至地想到要我和张学思发言，以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杨两家后继有人。事后我才知道，这是毛主席让恩来同志安排的。他们虽然日理万机，却把我们时时挂在心里。

　　我于１９４９年底回到西安。不久，就听到重庆解放和我父亲惨遭杀害的消息。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请示恩来同志，他指示我立即赶赴重庆，并对我说：“这不是你的私事，是党交给你的任务。要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他还亲自关照沿路有关单位予以支持。１２月１６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给我们发来电报，无疑是对我们的莫大安慰。父亲的遗体大殓之后，于翌年１月１５日上午１１时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嗣后从重庆沿江而下，到西安沿途各地又举行了多次公祭，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深切关怀。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上旬，我在北京参加计划工作会议。１１日晚接到通知：让我出席第二天晚６时周总理举行的招待会，纪念“西安事变”２５周年。１２日晚，与“西安事变”有关的东北、西北方面知名人士共２０余人应邀到会，张学思、张学铭夫妇都参加了。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相偕而来。同大家见面后，恩来同志说，原本要请叶帅参加，他去了延安。席间，恩来同志致词，充分评价“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深切表达了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怀念之情。当时台湾发表了经国民党御用文人篡改的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思同志提起此事，心情激动难以自持。他向恩来同志敬酒时竟泣不成声。整个会场的气氛十分沉重，恩来同志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２５年了，杨先生一家牺牲了四口，张先生还被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他的话，使所有到会的人心情无比激动，这表明伟大的党一刻也没有忘记张、杨两位将军，没有忘记他们的历史功绩。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解放了全国人民，也挽救了我，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对党的感激之情。我克制着感情，对恩来同志说：“多少年来，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有一件事总不甘心：‘西安事变’的真相至今众说纷纭。为了批驳蒋介石等人伪造的《西安半月记》，我们应当把西安事变的事实材料整理出来。现在不抓，再过若干年有些人不在了，就不好搞了……请总理考虑。”在场的东北、西北方面人士都表示赞成。恩来同志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最好由三方面有关人士组织一个小组，把它搞出来。”当场指定中央统战部负责组织工作。张学思同志伤感过度，未能终席。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特意到休息室去看他，亲切安慰。临行时，他说：“我今天为你们准备了三个小时，现在还不到。”然后同到会的人一一握手告别。

　　１９６６年我已调到天津市委工作。这年春节，恩来同志来到天津，我立即去看望他老人家。想到“西安事变”３０周年到了，我便问：“今年还搞不搞纪念活动？”恩来同志若有所思地回答：“这要看形势的发展来决定。”很明显，他已预感到“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前兆。在坐车去俱乐部参加晚会的路上，他突然浮想联翩地说：“有人问起，‘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看到他的面容十分清瘦，我不禁担心地问：“您还是不休息地那样工作吗？”恩来同志说：这次到天津，就是为了休息两三天。记得那天饭后，我陪他打了一会儿乒乓球。他兴致勃勃地说：“我身体很好，经常运动，冬天不戴帽子，一般不穿大衣和棉衣。”接着，他又讲了一件事：“有一次照相，主席不穿大衣，我穿呢子大衣，少奇是皮衣皮帽，三个人是三个样。自那以后，我就向主席学习，冬天不穿大衣，不戴帽子。”我再次敬告：“您年纪大了，还要保重身体。”恩来同志笑笑，说：“人，不要怕死。我想，死最好是打仗和敌人拼，一粒子弹结束生命。如果不打仗，那就拼命工作。什么时候消耗完了，就结束生命。”这就是恩来同志的生死观。

　　敬爱的恩来同志对我来说，几十年来既是领导，又是保护人。他是我的父执，可是从来不以父辈自居，总是平等相待，和蔼可亲。他是我的良友，他的关怀给我温暖，他的批评使我舒心，他的教导催我奋进。他是我的严师，表扬时告诫我勿骄躁，批评时告诫我不气馁，教我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他的高尚品德令我倾心，他的言行典范促我效仿，他的坚毅性格给我勇气和力量，使我对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８０２１０№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