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为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呕心沥血

　　敬爱的周总理以他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为中华各民族的解放和振兴无私地贡献了一生。他的不朽业绩和卓越功勋，将永远铭刻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我有幸青年时代就结识他，以后，我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和在国务院工作，又都在他直接领导下，由于他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创建和发展，为全国民族工作的开展，为各民族干部的成长格外关心，更由于他平易近人，待人以诚，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可敬可亲之感。他的很多往事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把一些印象最深的写出来，作为对敬爱的周总理的纪念。

　　民族干部的知心人

　　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是１９２８年夏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我在中山大学作教学翻译工作。周恩来同志是乘到莫斯科参加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之便，到学校来看我们的。１９２８年，是蒋、汪叛变，大革命失败的第二年，全国到处都是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我们在莫斯科，欢呼过革命军北伐的胜利，也声讨过蒋、汪叛变，大革命失败了，今后怎么办？不少人忧心仲忡，大家关心着中国今后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周恩来同志又来看我们，我们自然心情很激动。周恩来同志和我们一见面，就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关心地问这问那。他简要地给我们讲了六大精神和国内形势，问过了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后，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希望我们学成回国为我国革命贡献力量。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是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在交谈中，有人告诉他，我和几个同志是蒙古族，他的目光马上集中到了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身上，并带着微笑说：“嗅！你们是蒙古族，好极了！好极了！”他的格外关注，使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有点拘谨，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过后我们都为没能给周恩来同志多说几句话而无不感到后悔。周恩来同志与我们交谈时的深沉目光和亲切关注，长久地回荡在我心底深处。我们想，周恩来同志为什么对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那么关注？很显然是把我们看作是少数民族的代表，着眼于整个蒙古族乃至全国各少数民族。他的关注，饱含着对我们的无限希望。此后，我经过反复思索，萌发出了请求回国，投身到国内艰苦而又炽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的想法。经过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意，１９２９年我回到国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辟和坚持地下斗争，后来又开展了建立蒙古族武装的斗争。

　　时隔１４年，也就是１９４２年，在延安又同周恩来同志见面了。这时，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周恩来同志是从重庆回延安来参加整风的。这次相见同第一次见面时比较，１４年的艰苦岁月，使周恩来同志看上去老了一些，但他炯炯有神的双眼显得更加深沉，明快而有吸引力的谈话，表现出了随着阅历的加深，他更富有经验，更成熟了。见面后他就说：“云泽同志，你的情况王若飞同志已经给我讲过，我都知道了。”又说：“你回国后，在绥远地区做群众工作，做军队工作，还搞了百灵庙暴动和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斗争中培养出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干得很好嘛！”我说：“这些事都是按照党的指示做的，特别是王若飞同志在绥远（内蒙古西部地区）期间，代表中央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多重要指示和具体指导，过去工作中取得的这些成绩，是蒙、汉族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的结果。我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同党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后来周恩来同志又说：“赢得抗战胜利还要进行艰苦斗争，中华民族在危难中，我们肩上的任务还很重，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在谈话中，周恩来同志提到一些内蒙古地区的人物，而且对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基本情况都很了解。这说明周恩来同志很关心少数民族工作，很注意研究内蒙古的问题。

　　回想起来，周恩来同志对我一直是非常关心的。早年的不必说，仅就５０年代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他总促我发表意见，并很重视我的意见，就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记得１９５７年在青岛开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时，他已全面透彻地讲了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我不准备再讲什么了，可是他一定要我再讲一讲。于是我就讲了讲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几个关键问题。还有一次是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问题时，周恩来同志从历史到现实，从全国到广西，作了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的讲话，可是他还是要我再讲一讲。在他的促使下，我就按照中央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集中讲了把原广西省的行政区域全部划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周恩来同志对我这两次发言都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所以能为人民做些事，都是党培养的结果，这当中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是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感动，终生难忘。“文化大革命”中，我长期被“监护”，１９７３年党的十大召开前，经过周恩来同志多方努力，解除了对我的“监护”，恢复了自由，让我回到了北京。事后我了解到，周恩来同志为了让我参加十大并选为十届中委，曾据理力争，纠正和批判了说我“反党叛国”、“搞分裂”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他特意把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中央派我去苏尼特右旗解决那里搞起的一个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说成是“单刀赴会”。并说：“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他敢于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了不起的事。”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周恩来同志是冒着很大风险伸张正义的。“四人帮”给我强加了“反党叛国”的罪名，本欲置于死地。如果不是周恩来同志的保护，还不知葬身何地，更谈不上重新出来工作了。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我，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这是对一个民族干部的信任和爱护，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同志坚持党的原则，无私无畏、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德。每想到这件事，我都感到对周总理有一种无法报答的感激之情。周恩来同志对我的这种关心和爱护，远远超出了我个人，而是对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的关心和爱护。

　　执行民族政策的楷模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基本政策是经过长时期探索、酝酿才形成的。我党充分考虑了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特点，深刻分析了我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感情上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在近代革命中，中华各民族为反对共同敌人，更是团结一致，生死与共，各自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实际情况。从既维护国家的统一又让少数民族在各自的地区当家做主出发，英明地提出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中，周恩来同志是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是党的这一基本政策的第一次实践，而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３日中央批准建立内蒙古自治区的电报指示，正是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央集体决定精神亲自起草的。

　　１９４７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我国大部分地区尚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内蒙古也只是解放了东部大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确立和实施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内蒙古自治区，对增加我国革命力量，推进解放战争，扩大解放区，加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了我们党的政治远见，和革命胆识。而周恩来同志起草的中央电报指示，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电文中，除表示同意建立内蒙古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外，并明确指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并非独立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它所反对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独裁政府，及其取消民族自治权利的伪宪法和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同时，对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党的工作、政权建设、军事斗争，以及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其他问题，都做了明确指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根据这一电报指示精神，制定了自治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它不仅在解决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革命发展中解决全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取得了经验。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同志亲自起草的这一电报指示，为后来不断充实完善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同志被誉为这一基本政策的奠基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周恩来同志一向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划定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时，他的作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１９４７年５月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时，虽然中央对其辖区已有总的设想，但那时我们只控制着内蒙古东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客观上还不可能形成真正完整的内蒙古自治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内蒙古地区陆续解放，明确内蒙古行政区域的问题就提到了日程上。早在１９４９年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党中央就议论了这个问题。当时，周恩来同志曾把我整理的一个内蒙古基本情况的材料批发给与会同志。毛主席提出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逐步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的统一。自治区领导机关先由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待绥远解放后移归绥。按照毛主席这一意图，中央确定了内蒙古的行政区域。这一意图的含义很明确，就是撤销热、察、绥三省，形成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以彻底改变国民党反动派及历代统治者对内蒙古实行分割统治的状况。这样做既符合内蒙古的历史情况，也符合内蒙占地区蒙古民族和有关地区各民族的利益，深受蒙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当时也有少数人不理解，以种种借口拖延这一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同志深知各族人民的心情，坚定地贯彻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意图，并为贯彻实施这一意图，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毛主席，一见面他就问我，你搬家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搬。毛主席听了感到奇怪地说：“怎么！你们还住在张家口！？”我说还有人不理解，需再做做工作。毛主席对此非常坚定。我也把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说：这个问题是中央已经定了的，毛主席也说过了，按中央定的，毛主席说的办，我再做做工作。经过周恩来同志多次耐心的谈话，做通了有关同志的工作，这个问题才得到了圆满解决。１９５２年夏天，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由张家口迁到了归绥（呼和浩特）。后来又在周恩来同志的关心和主持下，经过几次区划调整，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域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做到了毛主席说的“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十年浩劫中，林彪和“四人帮”倒行逆施，把一个好端端的自治区划了个七零八落，破坏了已经恢复的“本来面貌”。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要我就此给中央写了个专题报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中，“本来面貌”才又恢复。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不单纯是个区划问题，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为全国各少数民族所注目，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内蒙古自治区。

　　周恩来同志重视民族工作，认真执行坚决捍卫党的民族政策的典型事例很多。在这无数事例中，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这就是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根本不承认民族工作，把中央一级所有民族工作机构都一扫而光。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大量有关民族工作的问题无人过问，长期下去是很危险的。周恩来同志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虽然他已病入膏盲，但却放心不下。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他经过多方面考虑，下决心提出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一个民族政策研究小组，并且提出“组长还得乌兰夫同志当”。这个研究小组建立后，我当然不能辜负他对我的关心和信任，要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当时连我在内这个组只有７个人，虽然那时“四人帮”在台上，我们的工作很难做，但是，毕竟有了一个民族工作的机构，不管怎么样，这方面的问题总是有地方管了，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逐步恢复民族工作机构，正常开展民族工作创造条件。后来中央任命我为中央统战部部长，我也就把这个组的同志带到了中央统战部，使得我们的民族工作得以连续进行。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政策研究小组，是周恩来同志为我国民族工作尽的最后一把力。这最后一把力，谁知道周恩来同志花费的气力要比正常情况下大出多少倍呀！更何况这是他最后的时刻！这件事办过后没有多久，周恩来同志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我向他的遗体告别时，回忆着这件事，回忆着他关心民族工作的无数事例，不禁默默地落泪了。

　　为少数民族发展呕心沥血

　　旧中国各少数民族都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内蒙古的情况也不例外，特别是居住在广大牧区的蒙古族，经济、文化水平低，疾病流行，人口下降，生活极为悲惨。解放后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在内蒙古牧区提出了“人畜两旺”的口号。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中央和全国各省市给予了有力支持和全面支援。这种支持和支援正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过问、直接主持下进行的。现在内蒙古的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历史上的悲惨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周恩来同志为此付出的心血却永远留在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记忆中。

　　５０年代初，为了解除内蒙古牧区群众的病痛，制止人口下降，开展过一场消灭梅毒病的驱梅斗争。那时候国家还很困难，为了支援驱梅，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从中央和一些省、市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组成驱梅队派往内蒙古牧区，同时还调进了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保证驱梅需要。在中央和有关省、市支援下，经过驱梅队医务人员的艰苦奋战，内蒙古牧区的梅毒病很快得到控制，仅短短几年就把给牧区群众造成灾难，危及蒙古民族生存的梅毒病消灭了。这一给内蒙古草原和整个蒙古民族带来欢乐和幸福的胜利，内蒙古人都知道，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关心和指挥下取得的。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食品缺乏，大家都在为如何度过困难积极想办法。１９５９年底，我在北京开会遇到了康克清同志，她对我说，上海和华东其他几个城市有些孤儿，由于食品不足很难办，问我能不能想办法帮助一下。我说：“可以。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送奶粉，能解决孩子们多少时间的问题呢？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给牧民抚养。牧民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说是两全其美。康大姐，你看怎么样？”康克清同志觉得给牧民抚养的办法好，当即表示赞成。后来周恩来同志知道了这件事。第二年初他问起了我，我把与康克清同志商量的意见和内蒙古接收、安排的设想及准备情况给他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很高兴，他说：“这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小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以后建设是有好处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但要注意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们安排好。”我说：“请您放心，一定会安排好，准保他们吃得胖胖的，长得壮壮的。”为了接收和安排这批南方孩子，我们成立了以自治区卫生厅厅长为首的专门机构，抽调了一批医护和保育人员，负责孩子们的医疗保育工作。在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１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七岁，来时多数身体已很疲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领。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黑圆胖的脸蛋，更加讨阿妈、阿爸们的喜欢。这批孩子现在已经３０多岁了，他们讲着流利的蒙古话，成了蒙古人，牧民的后代，草原上的新一代主人。其中有些还当了干部，成了科学家。如不知道这段历史，谁能相信他们的出生地在祖国的南方。在周恩来同志支持下办的这件事，就当时讲，为这批孤儿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就发展蒙古民族、繁荣牧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养育这批孩子的阿妈、阿爸们，看到这批已成材的孩子给他们和牧区带来生气和幸福，对支持办这件事的周恩来同志，怎能不发自内心地感激！

　　周恩来同志在内蒙古经济建设方面也花费了不少心血的。就他始终关心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包钢作为国家重点项目，包头作为重要工业基地进行建设，都是５０年代初制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定下来的。那时的包钢所在地，还是一片荒漠，在那里建设大型钢铁企业，建设新兴工业基地，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完成包钢和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任务，带动整个内蒙古经济发展，中央发出了全国支援包钢的号召。实现这一召号，周恩来同志是领头的。在他的支持和组织下，支援包钢、支援包头、支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的大军，从全国各地源源而来，设备和物资也成批地调进。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同当地蒙汉各族建设者一起，不知疲劳地在艰苦条件下共同奋战。在全国的支援下，到１９５９年，新兴工业基地包头已初具规模，包钢的大部分基础工程也已搞了起来，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包钢一号高炉提前一年建成投产。建设者们面对着已取得的成绩，感到无限喜悦。当一号高炉开始出铁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包头剪彩，庆祝包钢建设的初战胜利。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５日上午，周恩来同志到包头后，没有休息就听包钢建设情况汇报。他边听汇报边看蓝图，仔细询问了每项主要工程的进展情况，对包钢建设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下午我陪同他到包钢参加一号高炉剪彩庆祝大会。剪彩后，他又在包钢厂区视察，和工人交谈，第二天又接见了职工代表并作了报告。他谆谆嘱托要把建设搞好，要把高炉管好。他高兴地说：你们做出了历史上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胜利了。但是，这胜利还是初步的，还要用更大的努力，加快包钢建设，加快包头和内蒙古的建设，夺取建设的更大胜利！在文化方面周恩来同志对内蒙古也做过不少重要指示，并多次接见内蒙古的文艺演出团体。他曾高度评价、充分肯定内蒙古的文化轻骑兵--“乌兰牧骑”，曾热情赞扬内蒙古艺术家们的表演，并指示要他们到全国一些主要城市去巡回演出，以扩大影响，促进全国各民族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周恩来同志专程到包头并作指示，亲自接见内蒙古的艺术家，是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具体表现。他在包头讲的这些深情而又坚毅的话，当面对内蒙古文艺工作者的亲切教导，是对包钢建设者、对内蒙古的文化战士说的，也是对内蒙古各族人民和全国少数民族说的，字字句句都深深印在人民的心里，永远是激励我国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奋进的力量。

　　我国老一辈无产级阶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已被新一代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有了新发展。中华民族，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正在迎着改革的春风比翼奋飞。敬爱的周总理如九天有灵，定同我们一起拍手称快。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