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首页人民网首页|频道首页|网站地图
领袖人物纪念馆>>周恩来纪念网

红卫兵万人大会周总理一个转身遏制了一场凶涛恶浪

雍文涛

2018年05月31日16:16    来源:人民网

  1966年6月,中央决定将我从广州市委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和中宣部副部长。8月,又兼任北京新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新市委书记。时值“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因为工作关系,我同敬爱的周总理有过较多的接触,当面聆听他的教导,根据他的指示开展工作,处理问题,一直到12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为止。每当我想起这一段往事,周总理严肃坚定地与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在这篇文章里,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介绍“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全国局势,耐心说服青少年所做的不懈努力,并以此表达我对敬爱的周总理深深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一

  1966年8月24日,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地址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筹备了两天,26日即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

  一开始,市委决定我以市委书记身份兼任党委书记主持总站工作。当时,即将在联络总站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对于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总站和如何进行工作都缺乏思想准备,普遍有惶惑之感。但是,就在联络总站成立的当天,周总理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周总理说,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这就为我们明确了方向,规定了任务。紧接着于9月1日和9月10日召开了两次红卫兵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总理首先倾听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两次大会之后,我们不仅从开始时存在的困惑心情中走了出来,并发现站到第一线亲自解决问题,正确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的,首先是我们的周总理。从8月下旬总站成立到12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的3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总理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作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周总理在青少年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那种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激发了同志们宣传党的政策的热情,克服了畏难情绪。那段时间,联络总站平均每天接待人民群众来访上千人次(来信、来电话及外出联系办事的不计算在内)。迄今回顾起来,当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与周总理的身教言教是密不可分的。

  二

  在联络总站成立之前,北京市内已掀起了破“四旧”的浪潮,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形成全市性的高潮。据9月5日的统计,8月底止,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被抄家的1万多户。许多被斗、被打、被抄家的家属等到联络总站申诉。一些学校的校长、教员、支部书记被斗致死,不少学校校长、教师,被编入“劳改队”。革命烈士董振堂的女儿董光苦是女三中的支部书记,刚刚生下一个女儿,就被拉出去强迫劳改(后经毛主席批示由联络总站负责营救出来)。在抄家的同时,发生了驱赶市民的情况,从8月23日到9月9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4000余人,随迁的家属6000多人。红卫兵在一些服装店、理发店张贴了“最后通牒”。说他们搞了奇装异服、奇怪发式,勒令关门停业;有的红卫兵,在荣宝斋张贴了对联,“遗老遗少杂七杂八大毒草,黑诗黑画妖风鬼雨蛇神窝”,横批是“鬼聚堂”。那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对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情况,联络总站均以简报形式,分别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主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对我们上报的情况,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实际上已经不满,认为我们的观点、立场不对。9月5日,中央文革发了一期破“四旧”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称“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战果是“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扫除了封建迷信”,”消灭了资本主义”。紧接着,在9月30日的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公开表扬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说什么,革命的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林彪、江青一伙对红卫兵的这种“表扬”、“鼓励”,其实是在煽动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就连红卫兵中一部分人,也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干?焦躁不安地寻求解答。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总理于9月1日、10日、13日,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并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评批,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至于煞他们的威风问题,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所以,我们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是这样。在谈到对待五类分子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特别要争取团结中间力量。敌人总是少数,朋友总是多数,打击面太大,就会失掉中间派的同情。不是所有地富反坏右出身的都打倒,我们要打击的是那些暗藏的反革命,现在还在搞反革命活动的,有民愤、有血债、查有证据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只要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对资产阶级,我们要批的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对一般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我们也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能动不动就搜查、抄家,即使对逃亡地主,他们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分了,到这里已经落户了,也不需要再把他们赶走,不能把一切人都赶走。要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由你们去赶,那也不一定好。如果这样做,我看就是派出所想卸包袱,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了,你们就把这些人往火车上一赶,以为就完事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不能把一切黑五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清除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改造他们。对知名人士,一定要慎重对待。宋庆龄是我们革命的长期合作者,到她家里去贴大字报就不恰当。这只是说贴大字报,若进一步超过这个范围,如打人、搜查、抄家,那就属于法律制裁问题了。十五中同学同我谈话时说,理发馆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要了。我反问他们,北京几万理发工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家子生活怎么解决呢?有的同学说留长辫子不行,但短辫子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算资产阶级思想吗?他们一下子被我问住了。在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周总理说:不能把清真寺都办成学校,都做为公共的机关。象新疆一些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改变那个习惯,需要时间,宣传是可以的,强制就不对了。针对一些人破坏公共设施、烧毁文物等,周总理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保护群众利益。有些东西国内不能用的,可以出口,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出口,非毁掉不可,其实卖出去可以换取外汇,买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嘛!

  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联络总站和下属分站,立即用各种形式和办法,分别向各学校进行了传达。据9月24日统计,听传达的大、中学校的师生达数万人次。联络总站组织传达之后,下面反映很好。普遍认为周总理的报告象是一场及时雨,有的同学还说,这些问题我们都争论过,总理好象都知道一样。

  三

  1966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少年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联。他们到处造反,导致生产混乱,社会动荡。对这些被推上历史舞台的青少年是因势利导、苦口婆心地批评教育呢?还是推波助澜心怀叵测地蒙骗、利用?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反映了一场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江青多次借接见红卫兵之机,口蜜腹剑地吹捧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和“伟大”作用。所谓的理论家陈伯达,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作文章,胡说什么:同学们的发言水平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中进步很快,逐步逐步地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了,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巩固的保证,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保证,是防止我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保证,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把那些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使我们站到前面的保证。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竟无耻地把无知的青少年当作炮灰和工具加以利用,他们用心之险恶,对青少年毒害之深重,令人发指。

  “文化大革命” 初期在对待青少年的问题上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总理在9月10日对红卫兵讲话中,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具有朝气勃勃的精神,但必须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究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情况和党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新事物出现,你们的好处是善于接受下来。但要从实践中检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样的精神,你们是应该有的。周总理还多次指出红卫兵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他特别强调学习任务,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

  周总理针对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特点谆谆教导说:从学校走到社会,你们已碰到很多不熟悉的事情,要想自己少犯错误,就要抓好两头。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书;另一方面要练好基本功,先进行调查研究,这就得深入群众,接触广大不熟悉的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学生,要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人民永远是我们的先生。周总理的这些话,不只讲过一次,特别是在大型的集会上多次对红卫兵反复讲这些思想。他那循循诱导,诲人不倦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

  四

  1966年9月13日,周总理参加了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周总理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总理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周总理提到有人问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的人是不是黑帮的问题时,十分明确地说,不能那样讲。并说不应当滥用黑帮这个名词。这时,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正循循善诱地讲着话的周总理听到后,脸色骤然严峻起来。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周总理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这个明显的动作表明不同意这个口号的鲜明态度。总理这一举动震撼了大会,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立刘平静下来,全场千万双眼睛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周总理。少顷,周总理转回身来,面容依然十分严肃。一场凶涛恶浪过去了,大家长长地舒了口气,但刚才周总理威严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周总理作了较长一段讲话。他说:犯了路线错误能不能就说他不革命?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党中央曾发生过四次路线错误,即遵义会议以前,曾经胜利过,也失败过;发展过,也缩小过。周总理列举了四次路线错误的简况后说,从1924年到1935年初,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观还是革命的,但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党在那以后,还是领导人民前进的。所以,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分裂出去组织另一个党是不同的,要区别开。周总理最后更为严肃地说,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上面讲的,是我的亲身体会,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这时,会场安静肃穆,一直持续到周总理讲完散会。

  在此之前,即8月中旬召开的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同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已在一些人中传开。9月10日,在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个别红卫兵递条子问周总理毛主席写了大字报的事,说是从一位权威的人那儿听来的,问情况是否属实。周总理严肃地回答说:现在你们中传说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要正式声明,主席的文件,只有根据主席授权,党中央机关、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出版社发表的,才是正式的。任何传说,不管有什么根据,都不算数。今天我声明,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这句话,看成是对一切领导都打。否则,就成了一切党政机关都不能相信了,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对于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是怎样流传出去的问题,中央文革还贼喊捉贼地追查了一阵,胡说是某某高干子弟首先传开的。但事隔不久,林彪、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少奇同志,终于按捺不住,公开跳了出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部会见北航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时,戚本禹说了一段蛊惑人心的话,恶毒攻击刘少奇同志,他说: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1945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解散合作社(关锋插话:还有四大自由),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不能讲了。高岗、饶漱石早就公开了的。这几年,1962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候我们伟大的舵手若是不在,稍微离开,那我们国家就很危险。那时主张包产到户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而是从上面一条线贯下去。1962至1966年,有些党内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党的公报,可以看懂的。戚本禹这段话,既是明抢也藏暗箭。这是中央文革成员公开出来作政治大煽动,还提供了那么多的炮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所以很快流传,紧接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的大字报就是指的刘邓路线”,“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林彪这里所说的经过这几天才比较清楚的来源,其实早在10多天前,他们就已经在红卫兵中故意泄露出去,煽风点火,必欲打倒少奇同志而甘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五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指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更多的知识分子,又有意混淆当权派与走资派、领导干部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的界限,以致“文化大革命”初期“黑帮”、“黑线”被滥用,并由“一小撮”很快扩大为“一大批”,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曾经塞进了“黑帮”、“黑线”的内容,由于周总理和陶铸同志的坚决反对,并经毛主席同意后,才被删去,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在“十六条”公布后,继续在他们控制的刊物上登载与“十六条”相违背的文章,使用“黑帮”、“黑线”的叫法,诸如什么“在林枫大红伞保护下,众多黑帮分子始终不同大家见面”,什么“周扬--田汉黑线下的大毒瘤”等。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大讲:“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吴文彬(厂负责人)这条黑线”,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下,“黑帮”、“黑线”的叫法,到处可以听到、见到,揪斗“黑帮分子”、“黑线人物”之风,不仅在首都,在各省市也都越刮越猛。为此,周总理在红卫兵的几次大型集会上都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告诫大家,不要滥用这个字眼,要学会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9月10日,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接见哈尔滨工大的三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当汇报到省一级的领导除潘复生外,大多挨斗戴了高帽子游了街,省委已经瘫倒不能工作,厅、局长一级干部200多人中有100多人都挨斗戴了高帽子,对这些被斗对象,有的被称为“走资派”,有的被称为“黑帮分子”、“黑线人物”时周总理打断他们的汇报说:这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同学们,要冷静地想想这个问题。周总理接着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我跟北京红卫兵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所以,主席考虑之后,在“十六条”上没用这个话,本来草案上有“黑帮”、“黑线”,后来,主席考虑还是决定不用。接见结束,三派代表一致表示,回去之后,要贯彻周总理及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但是,滥用、滥揪、滥斗“黑帮”问题,始终没有停止。不久,即发生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要揪斗“黑帮”一事,上海市委打电话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在回话中说:“你们不是‘黑帮’,你们还是革命的。”10月13日,在先农坛红卫兵大会上,就有人向周总理发难,问周总理是否说过这个话。周总理坚定明确地回答说:我是这样讲的,因为今天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至于工作正确与不正确,那是路线上的问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10月15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江青参加了。在提问题时,一位造反司令部的成员挑衅地说:“上海以传达总理的讲话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为盾牌,压制革命”。周总理当即严词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但未说过他们一切都是正确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经讲过多次了。”江青一伙,在这个问题上虽不死心,但对周总理义正词严的答复,无力反驳,语塞作罢。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林彪、江青一伙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勇于针锋相对,严词驳斥;而对被他们迷惑和利用的青少年,则是耐心地教育说服。这种表面平静,实质尖锐的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日趋激烈。当时,周总理大义凛然的立场,敏锐的令人信服的宣传解释,在广大青少年、干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当时夜空中高悬的一颗北斗明显。他那忠诚、正直、不屈的光辉形象,长留在人民的心中。周总理在十年动乱中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呕心沥血,力挽危局,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所作的不懈努力将永留史册。

  《我们的周总理》

(责编:唐璐、张鑫)

光辉一生

全党楷模

周恩来纪念场馆

国内纪念地 海外纪念地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 巴基斯坦周恩来路 巴黎花神咖啡馆 朝鲜咸兴周恩来铜像 德国柏林联邦大道 日本岚山诗碑 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