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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的伟大与平凡

董炳昆

2018年05月30日16:17    来源:人民网

  一、晴天霹雳

  我们医疗组于1975年12月24日奉党中央之命来到平壤为金日成主席治疗眼疾。1976年1月9日凌晨1点钟,金日成主席的秘书把我们从梦中唤醒,沉痛地传达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噩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9点57分逝世!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象晴天霹雳一样把我们给震懵了。难道这是真的吗?真不敢相信,又不能不信。我们先是无声抽泣,接着就是一片嚎啕痛哭。哭声冲出了宾馆小客厅,划破了朝鲜静寂的山林和夜空!

  这一天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总有一种“天柱折,大厦倾”的失落感压在心头。一整天大家毫无食欲,回到房间心中憋闷,聚到一起只有泪眼相对,谁也说不出话来。午夜12时,朝鲜劳动党中央杨亨燮书记来看望我们,他说:“金主席得知周总理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他俩在共同战斗中关系非常密切。”还说:“我们党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已经发表联合决议,准备派高级代表团去北京吊唁,参加周总理的葬礼。金主席已给毛主席发了电报。”后来,听说我国不接受外国吊唁代表团,他们只好送去一个特制的大花圈以表心意。

  二、和医护人员在一起

  周恩来这个名字早在我的青年时代就深深刻在脑子里了。虽然无缘见面,但关于他的传说,特别是那些富有传奇性的故事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为我们那一代青年参加抗日革命战争的重大鼓舞力量,是我心目中最崇敬的伟大人物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61年春天。那时我调到协和医院不久,周总理陪送邓颖超大姐来住院。一见到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原来这就是我早在青年时代崇敬的那个伟大人物!

  邓大姐住院期间,总理经常来探望,都是在晚上10点钟他紧张工作了一天以后。每次都非常客气地向值班医生护士问寒问暖,询问工作学习情况,向大家道辛苦,对大家的工作表示感谢。总理还专门和我们聚会了两次。第一次是邓大姐入院时的有关医护人员和医院领导同志在医院六楼会议室,团团坐了20多个人。当我向总理介绍每个同志时,总理一一询问了每个人的情况,哪里毕业的,老家在哪里等等,显得格外亲切,谈笑风生,使开始有些紧张和拘谨的气氛顿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代之以活跃、和谐、热烈、愉快的气氛。邓大姐出院时,也是在这个会议室,大致也是原来的人又聚在一起,总理和大家更是象老熟人一样亲切交谈起来。一开始总理就对每个人一一指点,说谁是那个学校毕业的,那里人,大部分都说的很对,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使我们大吃一惊。万想不到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天天会见那么多人,竟然对只在医院见过几面的医生护士记得那么清楚准确。说来惭愧,我是见过多少次面的人也常常记不起人家的名字。我想这不单是个记忆力问题,而是反映了总理对人的尊重和对事业的责任心。

  总理对自己要求严格,从很多小事上也能充分体现出来。他来医院常因不是探视时间而道歉。有一次工作人员领他坐电梯,他问这个电梯平时工作人员坐不坐?当知道只是给病人使用,除紧急情况外工作人员不坐时,他说:“那我也要走上去。”

  1961年底总理和邓大姐为了酬谢医护人员,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了一次家宴。先是邓大姐出面招呼领我们参观了总理的家。不久,总理兴致勃勃地来到大家面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今天总理只睡了两个多小时的觉,刚刚起床就赶来了”。总理的到来,象一股温馨的春风,气氛马上活跃起来,总理要黄树则副部长唱了陕北小调,还亲自打拍子领着大家唱《洪湖水,浪打浪》。总理亲切地告诉大家,搞医务工作的同志不能光埋头工作,还要学会生活,工作之余搞点娱乐活动,对身体、对工作、对精神都有好处。

  三、关心斯特朗治病

  1970年3月,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病重住院。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医院秩序不好,虽然已经军管,但工作仍相当困难。尽管如此,对斯特朗女士的治疗还是给予特殊照顾的。由李邦琦教授亲为主治,安排了日夜特护。可是病人性格倔犟,加上病痛折磨情绪不好,不愿接受某些治疗措施。当时医护人员不时挨批斗,处处小心谨慎,不敢大胆进行工作。总理来看望时问道,斯特朗女士病这样重为什么不给输液?医生汇报了情况,总理对此完全理解,和蔼地说:“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现在年老体弱,情绪不好,你们要积极设法抢救她,治疗上不合作,要做耐心的说服工作,讲清道理会起作用的,你们实在有困难,我可以做工作。”接着就非常亲切的劝导病人,要她为了身体健康,也为了多给中国人民作点事,要与医务人员合作。并说:“你现在发烧不退,营养不够,输点液对增强体质恢复健康非常必要。”总理亲切诚恳的态度深深感动了病人,斯特朗女士当即表示一定听总理的话,接受治疗,同医务人员很好配合。看完病人后,大家陪总理到大厅休息,并详细汇报病情。在医生汇报时,一位军代表一再插嘴指责,说什么斯特朗这个老太太非常古怪,不听话,不接受治疗等等。总理当时很生气,严肃地对这位军代表说:“你应该负责。医生护士治疗上有困难,你为什么不去做工作?病人不接受治疗,为什么不告诉我?天天讲为人民服务,背诵‘老三篇’,怎么到了具体事情上就忘了呢?不是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吗?为了病人的利益,有困难就想法克服嘛!怎么一味地怪病人呢?要你这个军代表干什么呢?”一席话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四、最讲认真的共产党员

  周总理处理国内外大事的认真负责态度,几乎是尽人皆知的。而他对待一些具体事情的认真程度也是十分感人的。这里我讲两个具体事例。一个是,向总理写干部的病情报告或医疗汇报,必须简明翔实,逻辑周密,否则就会受到批评。总理对病情报告看得非常仔细,有疑问和漏洞之处,都用铅笔划出,连用错的标点符号也给以纠正。如果是口头汇报就更要作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会被问得张口结舌。

  再一个是,1961年总理到协和医院手术室,看到使用的手术器械都还是旧协和医院留下来的,便问为什么不使用我们自己生产的。护士告诉他我国生产的质量不好,血管钳子、持针器不是太硬就是太软,缺乏弹性,还对不上口。总理当即告诉陪同参观的崔义田副部长抓这件事。事后还让秘书打电话,把山东医疗器械厂厂长请到北京,同协和医院医务人员座谈,拿了样品回去研究,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五、远见卓识的模范

  “文化大革命”中医院秩序很乱,1970年的国庆节前突然接到通知,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要参观协和医院,而且提出要见见他们的老朋友林巧稚教授,想通过与林的会面了解一下“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情况。当时林大夫是靠边站的,军管会对她不信任。但由于是总理安排的,不让见不行,让见又怕出“乱子”,真是左右为难。当时我在军管会领导下负责业务组的工作,经过一番布置和安排制定了接待计划,外宾参观后很满意,同林大夫谈得也很好。但是也有一点是我们接待计划中所没有的,就是介绍情况时,外宾对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很感兴趣,特别对用针灸麻醉做手术很惊讶,要求现场看看。正好当天有两个人工流产手术,就让外宾看了,外宾看了很高兴,还照了像。但事后军管会主任找我去,说我们让外宾看针麻手术是泄密,要写检查上报国务院。军管会把责任一古脑推给了我,我只好连夜写检查报告。第二天,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来电话,说总理见到我的检讨报告很生气,质问是谁叫写的。并说:“斯诺是我们的好朋友,针麻为什么不能看?我已经把针麻向外公开的首发权送给了他,要他好好给我们宣传。斯诺先生说那天时间太仓促,没有看好,你们马上准备再给他安排一次,一定要满足他的要求。”放下电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想不到这件事竟成了一件好事。而且从这件事上,我也看到了总理的远见卓识。他总是把任何一件具体事情同革命事业、人民利益联系在一起。“人从虎豹丛中健,天在峰峦缺处明。”周总理的伟大矗于复杂环境问,寓于平凡事务中。

  《我们的周总理》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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