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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领导我们开展人民卫生工作

徐运北

2018年05月30日16:17    来源:人民网

  1952年冬到1964年底我在卫生部工作,周总理对卫生工作的关怀重视,给我很大的教育。周总理日理万机,但总是把卫生工作看作革命和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心中怀着全国人民,时刻惦记着广大群众的生老病死。他领导我们开展人民卫生工作,从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制订到防病治病的重大决策,医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卫生队伍的成长壮大,医药科技人才的培养提高,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儿育女……各个方面都在他的关怀之中。现将我经历的一些片断情况追忆如下,以志对周总理永恒的纪念。

  一

  1952年,美帝国主义向朝鲜和我国发动细菌战争。政务院成立了以周总理为主任委员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的工作。在毛主席“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乎,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下,全国城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防疫卫生运动。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老鼠等病媒虫害,清除了“垃圾山”,填平了污水沟,广大人民革除陋习,精神振奋,城乡卫生面貌从此为之一新,取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使一些传染病也得到了减少和控制。在运动中,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智慧。1952年12月卫生部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总结防疫卫生运动的经验。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时,对一年来防疫卫生运动的成绩给予高度的评价。

  为了使这一群众卫生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中央决定把防疫卫生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各级防疫委员会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统归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周总理仍兼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周总理十分强调领导的作用。1952年他曾对北京市卫生局一位负责同志说:“爱国卫生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搞不好要批评。你们可以来检查政务院的爱国卫生运动,如果搞得不好,就点我的名登报批评”,“市政府搞不好,就点市长的名”。周总理处处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还不只一次地利用接送外宾的机会检查北京车站、机场的卫生。一次他在检查首都机场的卫生工作时,对在场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谆谆教导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卫生搞好了,能体现我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体现我国人民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传统,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和鞭策。1960年12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自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等参观了南京市卫生模范五老村,柬埔寨贵宾对那里的卫生工作非常赞赏。

  周总理反复教导我们,开展卫生运动一定要和生产紧密结合,为生产服务,不要搞形式主义。要把科学技术的力量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结合起来,要克服时紧时松的毛病。周总理非常重视用典型椎动工作。1952年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就奖励了一批爱国卫生运动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1959年我们发现山西省稷山县,大面积卫生工作做得好,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稷山现场会议。周总理指示我们城市也应该有典型。1960年,我们又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了城市卫生工作现场会。这些典型单位的主要特点和经验是:从生产出发,配合生产,为生产服务;结合城乡建设工作,整治环境卫生;注意培养卫生工作积极分子,把卫生科学知识交给群众,使科学技术和群众的劳动、生活相结合,因而能做到经常化和不断提高。几十年来,爱国卫生运动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有起伏曲折,但在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下,卫生运动为生产服务,先进带动落后,典型带动一般,总起来看是不断发展前进的。

  二

  团结中西医,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是卫生工作中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对此都作过多次指示,尤其周总理在领导我们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1954年,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继承和发展。”1957年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又及时告诫我们:在医药卫生人员中,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应该坚决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遵照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卫生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开展了对中医政策的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纠正对中医政策贯彻不力的情况。在组织方面,根据不同情况,对中医的工作做了安排,有的吸收到国家医疗机构中工作,有的引导他们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合诊所,有的采取个人开业,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推广中医带徒弟,使中医事业后继有人。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成立西医脱产或在职的学习中医班等。周总理强调西医学习中医要学而有成,学以致用。有一个西医学习中医的学员学后未能很好发挥作用,周总理知道后指示我们重新作了安排。

  为了加强中医研究工作,1955年筹建中医研究院,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从全国各地选调了几十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各科名老中医,组成中医研究院的骨干力量。中医研究院建成后,卫生部要求中央领导同志为该院题词,周总理批:“请主席、少奇同志为他们题几个字。”毛主席批“请总理题”。周总理热情地为该院题写了“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题词,为中医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从题字过程也体现出中央和总理对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视。

  举办中医学院,培养具有系统的中医知识又有一定现代医学知识的较高水平的年轻的中医人才,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周总理的启示和大力支持。1956年在筹建中医学院时,开始打算先办一所,周总理从全局考虑,指示我们在东南西北各办一所,于是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共办四所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由于上马仓促,准备不够,师资校舍等基本条件都很差,困难很大。我们曾打算搬到教学件条较好的南京去办,结果引起学生情绪波动,到国务院请愿。周总理得知后,专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批评我们办事不认真,分析了搬南京和留北京的利弊,认为在北京办虽有暂时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仍在北京办,并交代国务院齐燕铭副秘书长协助解决校舍问题。周总理还对培养方针和办学经费等问题作了批示,使北京中医学院终于克服了困难,在北京建成。1962年调整精简时期,有关部门曾打算将各地中医学院大大压缩,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同志认为中医学院刚办起来,如果这样做对发展中医事业极为不利,特写信向周总理反映。周总理当即指示有关部门重新考虑,作出了中医学院不动的决定,使中医学院得以继续兴办和发展。

  1958年11月卫生部在河北保定召开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主要是为进一步端正思想,更好地贯彻中医政策。但由于我们对党的中医政策认识不全面,又犯了抬高中医,贬低西医的错误,引起了思想混乱。加之当时正值“大跃进”高潮,搞“拔白旗”,在卫生部9月份召开的“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上,康生一手策划了批判西医专家的运动,更加挫伤了一些医务人员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发现后,严肃批评了我们,为此周总理还专门召集卫生、文化、体育等几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针对这几个部门当时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研究纠正办法。对卫生部在中医问题和知知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总理指示要采取正面引导的方法,写一篇全面阐述党的中医政策的文章,来澄清混乱思想。在胡乔木同志主持下由黄树则同志执笔,和有关部门反复研究写出了《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一文,由《人民日报》于1959年1月25日作为社论发表。文中提到,在我国卫生队伍中有中医和西医,在我国医药学术中有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这是我国医药发展的历史所形成的。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从我国广大人民防治疾病的需要出发,从我国医药科学发展的规律出发,必须既发展现代医学,又发展传统医学,中西医不仅要在政治上、防治工作上互相团结,而且要在学术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忽视文化遗产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是不对的,认为可以离开现代科学来整理遗产也是不对的。随后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卫生部门学习这篇社论,纠正贯彻中医政策中的错误思想。周总理在1959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应当团结中西医,组织他们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共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发展医药科学”,同时对党的中医政策作了精辟的科学概括。

  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我们在贯彻中医政策中开展了各项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及时端正了指导思想,使中医工作健康发展。

  三

  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办事、想问题都要有全局观点,要想着全体人民。卫生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为全体人民服务,卫生事业的发展要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旧中国卫生设施十分薄弱,特别是广大农村,许多地方还处于无医无药状态。周总理十分关怀卫生事业的建设,他在1950年9月30日所作的《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城乡卫生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卫生事业缺乏经验,当时许多医疗卫生机构是从旧社会接管的,许多制度作法还沿袭了旧的一套,在学习苏联中,也有生搬硬套的现象,因而在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城乡关系上,偏重城市,卫生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大部分用于城市,用于农村的比重则较小;在医疗预防关系上,防治分家,医院是卫生战线技术力量、物质设备等卫生资源集中最多的地方,却很少作预防工作;医疗制度上,从方便医务人员考虑多,从方便病人考虑不够,有的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也不够好;在机构建设和设备标准上,缺乏勤俭办事业的精神等。这些问题,有的我们还未认识到,有的习以为常,熟视无睹,有的虽感到应当改进,却没有想到好的解决办法。周总理见到卫生部的同志常问到卫生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如当前多发的是哪些疾病,群众看病有些么什问题,农民看病是否方便,工人下班后看病怎么办,医院收费情况怎样,医院搞不搞预防工作等等,周总理经常关注和考虑卫生事业的发展。

  1957年9月周总理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对医疗卫生工作作了五点重要指示:(一)为六亿人民(当时全国人口数)服务,城乡兼顾,扩大门诊,举办简易病床。(二)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医院和疗养院逐步交地方统一管理,党的工作一律交地方领导。(三)降低医院、疗养院的设备标准,适当降低药品价格,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实行少量收费,取消一切陋规,节约经费开支。(四)改革医疗制度,便利人民就医,加强医务人员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思想。(五)私人诊所不宜过早过急地实行联营。周总理的指示为医疗卫生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既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当年12月我们召开了全国医院工作会议进行贯彻,使医疗卫生工作有了明显的改进。

  1958年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卫生部门也出现了许多脱离实际的“大办”,急于改变所有制,把医生集体办的联合诊所,合并为公社卫生院所,有的不顾条件,把病人包下来,实行看病不要钱等。1962年调整精简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卫生工作不仅要考虑需要,还要考虑可能,要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根据当前经济发展情况,卫生事业要实行国家办、集体办和个人开业相结合。周总理的指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卫生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卫生工作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在保护人民健康,保护劳动力方面要走在前面,事业发展则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要把需要和可能,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落后或超前都是不对的。我们根据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周总理的指示,对卫生事业进行了调整,使卫生事业适应经济的发展,从而稳步地发展。

  周总理反复教导我们,要重视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旧有的东西要批判地吸收,学习外国好的东西,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他提出我国卫生事业建设要面向全体人民,城乡兼顾,医疗和预防结合,大中小结合,国家、体集、个人办相结合。要勤俭办卫生事业,改革旧制度,既提高疗效,又方便病人;既为经济建设服务,又要适应经济建设的可能,开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道路。

  四

  周总理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时刻挂念着人民群众的疾病痛苦,对防病治病工作经常亲自过问。他指示我们要抓住重点,对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要制订规划,有步骤地加以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是流行我国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种寄生虫病,患病人数约1000多万,受威胁的人口在1亿以上,是危害我国人民最大的一种疾病。1955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党中央决定,党内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领导这一工作。周总理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同样十分关怀,甚至在接见外宾时,也惦记着如何解决这种疾病的危害。1954、1955年他在先后接见印度和日本两个医学代表团时,亲自询问他们国家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有什么经验,并欢迎他们到我国流行血吸虫病的地方去看看,对我们的防治工作提出意见。事后,一位日本医学家深有感触的说:“一个国家的总理还谈到血吸虫病,真令人感动。”1956年周总理署名发表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消灭血吸虫病是我们当前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并提出:“为着根本消灭这一病害,必须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掌握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在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我们遵循上述方针,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检,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调总理对鼠疫、疟疾、副霍乱等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严重疾病的防治工作也亲自过问,及时给予指示,经常督促检查,使这些疾病得到控制和减少。

  “大跃进”时期,广大人民生产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总理密切关注着各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和有关部门打招呼。1959年10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把李德全部长和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询问当前防病治病的情况,周总理指示我们:除应注意当前疫情,还应考虑集体化引起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要根据这些变化的情况,做好卫生工作,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周总理还指出:今年天气不太冷,气候干燥,容易发病。水利工地、钢铁工地、农业集体生产都是人员集中的地方,要组织工作组摸一摸情况,注意这些方面的卫生工作,他还谈到,农村妇女劳动强度大,有的过于疲劳,要注意劳动保护。周总理从衣食住行都替人民群众想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关怀爱护,真是无微不至。

  1960年冬河南省发生了“信阳事件”。由于自然灾害和一些干部严重的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强迫命令,以致群众吃不饱,劳动强度大,造成大批得病和死亡。中央组成工作团前往处理,周总理指示要我一同前往,并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我们到了信阳地区的光山、潢川、固始、商城等县,发现由于营养不足造成的浮肿病,干瘦病,妇女闭经,小儿营养不良等比比皆是。我又到了山东鲁西南菏泽地区,也到处是浮肿病人。我们回北京后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这时中央也接到各省报告,陆续发现大量浮肿病人,死亡人数很多。周总理极为关切,即指示卫生部门要全力以赴防治浮肿病。1961年1月我们召开了卫生厅局长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确定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生产救灾防病治病,配合有关部门安排好广大人民的生活,抢救重病人,保护劳动力。并确定在灾区专区以上的医药卫生人员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区医药卫生人员百分之八、九十投入防病治病工作,卫生部组织了200多人的医疗队,由司局长带队,分赴甘肃、河南、山东等八个重点灾区协助进行防病治病和救灾工作。

  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吃不饱饭和缺乏营养,病人之多是空前的,死亡率很高。中央的方针是全党动员,发展生产,低标准,瓜菜代,艰苦奋斗,度过暂时困难。周总理为了安排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亲自和卫生人员计算男女老少最低的营养需要,并指示卫生部门研制代食品,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卫生部组织专家协同有关部门进行科学研究,试制出小球藻、人造肉等代食品。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有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周总理带头品尝了这些代食品,研制出的代食品很快推广应用。

  为了防治和抢救全国大量的浮肿病人,周总理指示卫生部要有专人负责。卫生部立即建立了防病治病办公室,掌握疫情,组织交流防治经验,每周向周总理作一次书面报告,紧急情况随时向总理办公室电话汇报。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努力战胜了严重灾害,度过了困难时期,数以万计浮肿病人得以治愈,众多干瘦病人免于死亡。这条战线的总指挥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五

  周总理对科学技术人员一向非常关怀重视,把他们看作革命和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从政治上关心他们进步,业务上鼓励他们成长,生活上给予殷切关怀,尊重他们的劳动,理解他们的心情。周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又是科学技术人员的知心朋友。周总理在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李德全同志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战士,党的忠实朋友。解放前,她拥护党的主张,为争取和平民主和妇女解放作了很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了第一任卫生部长,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她殷切期望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向周总理表达了她的入党要求。周总理对她的入党问题非常关心,指示我和张凯同志很好帮助她,做她的入党介绍人。经过一定时期的考验,她终于在1958年12月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周总理重视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指示我们要重在表现,积极培养吸收那些合乎条件的高级医药卫生科技人员入党。

  周总理对医药卫生战线的科技成果,总是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鼓励。1958年9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同时举办了展览会,展示医药卫生方面的科技成果。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半天时间,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他边看边问,特别对中医中药部分和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以及上海广慈医院抢救烧伤钢铁工人丘财康(他烧伤面积89.3%,这次抢救的成功在当时世界烧伤治疗方面居于领先地位)事迹的展览部分,问得很仔细,对这些成果表示赞赏。1963年上海钢模厂青年工人王存柏,在生产中不幸右手被机器完全轧断,被紧急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对这种完全断离的手,当时中外医学界尚无接活的先例。如按一般惯例,只有将断肢消毒缝合,痊愈后再安装假手。这既不违背医疗原则,也不担什么风险。但骨科主治医师陈中伟,外科副主任钱龙庆等由于平时深入厂矿工地,对工人兄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决心要千方百计接活这只手。在院内外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终于创造了世界上首例断手再植成功的奇迹。周总理当时在上海,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欣慰,他和陈毅副总理亲切接见了有关医护人员,周总理勉励他们继续努力,争取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周总理回到北京后,又让秘书向卫生部传达他的指示:这次断手再植成功的经验是很值得发扬的。一条是基本功,一条是经常下厂接触工人群众,一条是三结合,这是红专结合的典型事例,同意给予奖励。同时查一下,治疗丘财康烧伤的人员,曾否给过奖励,如果没有也可补奖。根据总理指示精神,我们先后对上述两个单位的有关人员以及其他在医疗、医院管理工作上做了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分别进行了表彰与奖励,并号召医药卫生人员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广大医药卫生人员对周总理的关怀和指示,深受教育和鼓舞,有力地促进了医药卫生人员的成长和医药科学的发展。

  1953年我国著名医学专家、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骞,因骑自行车摔了一跤,周总理知道后非常关注,随即指示我们,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一定要保护好,不仅要发挥他们精湛的医术防病治病,还要运用他们的学识经验培养人才,如果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将是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周总理还指示,对这样的专家上下班要派车接送。周总理的指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专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关系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大问题。周总理深切了解医学专家关心事业发展和接班人问题的心情,对为中西医专家配备徒弟与助手问题非常重视,曾指示我们一定要选派基础好、肯学习,专家和本人都同意的人当助手,务求把专家的学识经验继承下来。1962年他还指示我们对此问题进行检查,要求逐个落实。

  周总理工作繁重,身体劳累,右臂早年还受过伤。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医研究院骨科专家,名老中医杜自明为周总理做按摩,常于上午11时左右到总理住处治疗。周总理对杜老关怀备至,常留杜老共进午餐。困难时期,邓大姐送炖好的肉鸡给杜老营养身体。在当时物资供应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邓大姐自己生活十分艰苦,对杜老如此照顾爱护,感人至深。因杜老年过古稀,为了尽快抢救他宝贵的临床经验,所以出诊必有徒弟随从学习和照顾杜老。周总理和邓大姐常询问徒弟是否虚心学习,希望杜老培养更多的徒弟,也叮嘱徒弟要好好向老大夫学习。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关怀督促下,杜老的《正骨经验概述》于1960年出版,并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杜老正骨手法的影片,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提供了宝贵资料。1961年11月15日84岁高龄的杜自明老中医因病逝世。周总理深为哀悼,16日下午亲自去友谊医院向杜老遗体告别,并亲视入殓,18日在嘉兴寺举行公祭,周总理再次亲临参加,向家属表示慰问。周总理对老专家的关怀,充分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尊重爱护的一片深情。

  周总理不仅教育我们团结国内医务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还热情欢迎在国外和港澳地区工作的医学专家回来工作。侯宝璋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病理学家,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较高声誉。当时在香港大学医学院任病理科主任。1956年7月,中华医学会召开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邀请了侯宝璋和其他12位在港澳和印尼工作的中西医学家来京参加。7月28日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意见,还说愿意回来工作的我们也欢迎。周总理亲切指出,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学问也是很宝贵的。我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但学问,尤其是医学,我们是不反对的,并且可以用来为国家建设服务。周总理还特别问到侯宝璋的工作情况,子女情况,称赞他做了不少工作,有很大贡献。这使侯宝璋深受教育和鼓舞。他对周总理诚恳、直爽、没有架子和善于听取大家意见的民主作风十分钦佩。他对接待人员说:“中国人民有这样伟大的领导人是很幸福的事”。“今天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他们把知识分子当宝贝”。侯先生对总理给他的评价特别感动,他说:“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真正关心过我,想念到我。想不到总理对我这么熟悉,知道我这么多事情。”他表示“我是爱国的,我愿意回来多为国家做一些工作,我愿将我的余生献给祖国”。由于他和香港大学订的合同还未期满,暂时不能回来。1959年他又回来参加过一次国庆观礼。经过充分的思想酝酿和准备,这位年过花甲的著名病理学家,终于在我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的1962年初偕同夫人一起回到北京。根据周总理指示,我们对他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任命他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即现在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尊重他本人意愿,主要还是从事研究工作,并为他解决了助手、经费等问题。生活上住房、用车、副食品供应等更给予特殊照顾,他深感党的关怀和祖国的温暖。

  周总理尊重爱护医务人员,还有一件生动的事例。1961年邓大姐在协和医院作了一次手术,周总理为了表示对参加手术的医务人员的感谢和慰问,自己出钱在中南海紫光阁请了50多位中西医专家、医护人员和平日做保健工作的医务人员聚餐,并邀请卫生部、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几位领导干部参加。事前,工作人员在起草参加聚餐的名单时有化验主任,没有化验员,周总理亲自加上了化验员的名字。聚餐时,周总理首先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中西医务人员表示深切的感谢和慰问,还谈到保健工作要合情合理,不要特殊化。席间周总理以四菜一汤款待大家,大家无拘无束地和周总理、邓大姐亲切交谈。周总理还要大家表演节目,有的唱陕北民歌,有的唱京剧,气氛十分热烈。周总理还亲自指挥大家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大家的心情也象洪湖水一样激荡,久久不能平静。最后,周总理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当大家正为前后坐次互相谦让时,周总理亲自把蒲辅周老中医搀扶到前面说,您是我们的老师,应在前面。这次聚会,体现了周总理和医务人员心心相印,亲如一家。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终生难忘。

  周总理对人民卫生工作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关怀和教诲是难以言尽的。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们的周总理》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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