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怀念

　　新闻工作者常常有幸得到一般人难于获得的机遇，在采访中能接触到中央领导同志。我在广播战线担任新闻记者多年，有幸在周总理主持的一些会议上和周总理参加的外事活动中，多次聆听他的报告和谈话，领略到他的卓越才能。这些，虽说都已成为历史中的往事，但在我的记忆中，仍然是那么清晰、真切、深刻……

　　一

　　1948年，我到新华总社口语广播部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工作。由于正值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时刻关注着整个时局的变化，天天都要了解外界消息，又有许多新闻稿要他们亲自过目发出，所以，我们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他们，经常聆听他们的指示和教诲。这时，我才知道，从1940年党中央成立广播委员会起，周副主席就任主任，他亲自领导创建了解放区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一直非常关心广播电台的工作。转战陕北期间，周副主席亲自指挥广播电台的转移，他指示廖承志同志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止播音时，晋冀鲁豫广播电台要继续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转移到瓦窑堡，周副主席翻过几个山头，来看望和慰问广播工作人员，勉励同志们坚守岗位，努力工作，要及时播出党中央的声音，无论如何不能中断。1948年，广播电台又迁到河北省平山县境内，这期间周副主席对广播电台的关怀和指示就更多了。

　　1948年秋冬和1949年初春，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捷报频传，周副主席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协助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直接参与所有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他亲自起草许多重要作战文件和新闻稿件。最多时一昼夜间就达22份。他常常指示广播电台要及时迅速播出应发的重要指令、评论和我们在各方面的胜利消息。当时，编辑部的工作是那么紧张、繁忙、热烈，我们除了睡觉外，整天都在办公室里忙碌着。晚上每人一盏小油灯，一直工作到深夜。就是睡觉，也常常是和衣而卧，因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大都是夜间办公，随时都会有重要指令、文章和审阅后的稿件送来。我们常常被叫起来抄稿，为了争取时间，由几个同志分头抄写。抄好一份，马上飞马送往播音处，原稿再送到文字广播编辑部发电讯。1948年11月后，编辑部的工作更加紧张了。胜利的捷报象雪片样地飞来。今天歼敌几十万，明天活捉国民党军某某高级将领。编辑部不断往播音处传送着战报，我们虽然没有到过前线，可是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二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和安排，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同志随党中央进驻了北平，接收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后，改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建国后又改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总理更加重视广播事业的发展，关心广播电台的工作，尤其对政治、外事消息的播出更是关注。我长期做政治、外事记者，对此体会颇深。

　　建国前夕，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周恩来同志批准广播电台记者采访会议新闻，并批示播送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录音，使全国人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周总理批准广播电台现场广播实况。以后的国庆节、“五一”节、全国人大、政协及其他重要会议的实况和报道也都是经周总理亲自批准播放的。

　　周总理很重视在每天的联播节目中播出当天发生的党和国家的大事情。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总理对播出的政治外事消息很慎重。凡是他的讲话，常常要自己审阅。为了赶在联播节目中播出这些重要新闻，赶发稿件的时间很紧张。五六十年代欢迎国宾的宴会，都在晚上7时30分或8时举行。宴会前一般都有双方会谈。有时候，周总理已经坐到宴会主人席位上，我匆匆忙忙地把稿子送到他的手中，悄声说：“要赶联播。”他马上接过稿子一字一句地仔细看；有时候，总理正在同别人说话，我把稿子送上去的时候，他立即中断了谈话，耐心地看，耐心地改，就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常常把用错的“的”、“地”、“得”改正过来。

　　总理很注意稿件中的政策分寸，在审阅时，帮助我们把关。在政治外事报道中，排列领导人和出席人的名单是很重要的环节。周总理非常重视这一点。那时，我认为象邓小平、陈毅等几位副总理，都是征战几十年，打天下的老革命家，名字不能排得太后。因而常常把他们的名字排到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前面。每次总理总是亲自把位置改过来，把副委员长的名字排在副总理前面。有几次还批评我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说了多少次，你们为什么老不改。”

　　说实在的，报道中排列名单也不是简单问题，它和当时的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分不开。在什么场合，领导人用什么头衔，要突出哪些人也要根据政治气候和活动性质有所不同。用得不当，就会引起国内外很多猜疑。很多时候记者拿不准，就要请示周总理。总理考虑问题非常周密细致。例如在十年动乱中，廖承志同志被关押起来，他的中日友协会长的职务，被无形中取消了。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访之前，中日友好活动频繁，廖承志在总理关怀下获得解放，出来参加活动。我们在报道中，只写了廖承志的名字，未加职务。一次活动中，总理看稿时，亲笔加上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头衔，这就恢复了廖承志的职务，我们的报道也有了根据。在我的稿件中，总理改正过来的名单很多。有时他自己来不及改，就指出应该怎么改。

　　周总理对新闻稿件除了帮助把关，还帮助我们修改、完善。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次。一次是1957年12月，周总理陪同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所率的两个代表团到杭州上海访问，在上海参观江南电影制片厂，观看演员们拍“林冲雪夜奔梁山”的一场戏。演员演得很精彩，总理看得很高兴。边看边向吴巴瑞介绍剧情。看完这场剧后，总理和吴巴瑞走到“山神庙”前面同演员们一一握手。摄影记者抢上去照像。总理看见布景外边围了十几个青年演员，就招呼他们一起来照像。并且不断地同他们谈话，我把总理的话记下来写进新闻里，因为站得较远，记得不完全。在休息室里，周总理和吴巴瑞坐下来，同制片厂的负责人谈话。我急着要请总理看稿，又怕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迟迟疑疑的站在一旁。总理看见我手里拿着稿子，明白了我的意思，伸手要过我的稿子和笔，边看边改。改着改着，写不下了。他抬头问我：“还有纸吗？”我东张西望地找不到纸，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恰好旁边有一位服务员，拿起几张准备搽碗碟的小纸片送给总理说：“这纸行吗？”总理接过去在两张小纸片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然后递给我说：“这是我的原话。加上去。”接着又说：“写东西要有内容，要真实。”我发窘地笑了。

　　总理在那两张小纸片上写道：“林冲从正面教育了我们，陆谦从反面教育了我们，都是我们的老师。”“青年演员也来同我们一起照像了，很好。在山神庙前，古人、今人将要走到二十一世纪的新人。”“我们中缅两国人民都是由于殖民主义的压迫而走上反帝国主义道路的。也是一种逼上梁山……。”我把总理的话加上连接词写在新闻里。周总理在上海飞机场欢送缅甸两位副总理的讲话稿，我也从他的手中要来。上面有他亲笔改的话。我把那两张小纸片和讲稿以及改稿用过的笔一直珍藏了30多年。

　　还有一次是1971年6月初，周总理陪同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到南京访问。晚宴上，宾主一起观看南京市的孩子们演出的文艺节目。在观看孩子们的演出时，我把稿子送给总理，他正在同扮演白毛女的7岁小女孩和弹月琴的5岁小男孩问话。他接过我的稿看了一遍说：“可以，但是要把孩子们的演出多写上几句，要生动些。还有长江大桥上的欢迎场面。”确实我写的太简单了。关于孩子们的演出，只在宴会后面加了一句：“宴会后，宾主一起观看了红小兵演出的精彩文艺节目。”实在太一般化了。我衷心钦佩周总理，他简直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新闻记者。

　　三

　　周总理很关心记者的学习，期望我们能很好地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他会见外宾时，除了个别重要国宾外，都让我们坐在旁边听。有一次，总理在西花厅会见外宾，因为外宾只有两三位，人数太少，我和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在帷幕后边嘀咕，要不要坐到前面去听。声音虽然很低，却被总理听见了。他把我们叫到面前说：“要听，就大大方方坐到前面来，不要躲在后边。这样会使客人有很多想法。”他又说：“听听我们的谈话，对你们也有好处。”

　　总理对记者的要求也是严格的。有表扬也有批评。他常常一边看稿一边说：“你们写的东西太一般化、公式化，缺乏创造性。被框框套住了。”还多次说：“我们的记者太羞涩，比不上外国记者能抢新闻。”意思是说我们活动能力不强，过份拘谨。有时他也表扬鼓励我们。1960年5月26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英国反法西斯战争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说来也巧，那天到飞机场去采访的记者是女同志，去西花厅采访的文字、摄影和电视记者也都是女同志。当周总理和蒙哥马利站在客厅中央让记者拍照时，蒙哥马利一边整理领带一边环顾四周，好象在找什么似的。他问周总理说：“她们能照好吗？”周总理笑了。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放心，会照好的。她们做记者工作都有很多年了，很有经验。”

　　周总理深知记者的甘苦。1957年以前，规模不大的中型宴会一般没有记者的席位。而在这类宴会上，常常有很重要的即席讲话。我们如果站在屋子里听记，实在有碍观瞻，只能站在门边或窗外听记。这些情况总理都看在眼里。有一次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宾客，宴会结束后，总理走到我们面前问道：“你们吃饭了吗？”我回答说：“不要紧，等工作完了再吃。”总理很不高兴地说：“你们工作，外交部的同志也是工作。他们有饭吃，你们就没饭吃。”说着，把当时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叫过来说：“你为什么不给她们饭吃。大家都是一样工作。你们有饭吃，她们就没饭吃，对吗？”那位司长有点惶恐，不知怎么回答好。从那以后，一般的中型宴会甚至小型宴会都有了记者席位，我们的工作就方便多了。我深深体会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吃饭问题，它体现了周总理处处事事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对同志一视同仁。

　　四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一句名言。也是后人对他赤胆忠心，高风亮节的评语。10多年来，每当人们怀念起周总理的时候，就用这句话来总结他的一生。这也正是周总理自己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终生的誓言。

　　在那些动乱的岁月，周总理日夜忙于处理纷乱如麻的事务，身心交瘁。我不只一次的听到周总理说过“我这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语重心长的自白，说明他当时的处境，也说明他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很多难言之隐。

　　进入70年代后，周总理身患重病。“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形势刚刚有了转机，周总理不顾病重，为整顿国民经济、恢复生产和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国际关系也出现了好势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打开了新的局面，外事活动多起来了。周总理顾不上吃饭睡觉，争分夺秒地忙于国内外的事务。很多时间是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又接着会见外宾。有时白天有会，夜里会见外宾，从深夜谈到天亮。那些年，我们记者日夜守在办公室里，随叫随到。

　　在周总理会见外宾或开会时，他身边工作的同志知道他没吃饭，就让服务员送上几碟花生米、杏仁等一类干果。总理一边谈话，一边抓几粒放在嘴里。十年动乱以前，我从没看见总理有倦容。可在1970年前后，总理的面容显然消瘦下去，头发也白多了。会见客人的时间一长，服务员就送上去一块热毛巾，总理擦把脸，又精神奕奕的谈起来。有时，也在人民大会堂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听汇报。

　　有一次，我对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说：“总理太忙了，今天已经是第五场了。”那位同志笑笑说：“不是五场，是八场。这场活动完了，下边还要开会呢！说不定又是一夜。”

　　1970年4月5日周总理出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那天早晨在飞机场上，我发现总理面色灰白，连头发也没来得及理就匆匆登机而去。有位同志告诉我说，总理召集人开会，安排工作，忙了一整夜。1973年3月8日，在招待外国女专家的茶话会上，周总理出席讲话。亲自向在动乱中受委屈的一些外国朋友道歉。他代人受过，做自我批评，只管说自己工作没作好，把责任完全拉在自己身上。周总理情恳意切的话语，使很多外国朋友都流下了眼泪。

　　我最后一次在公开的大会上见到周总理是在1975年第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出席了大会并且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我作为新闻工作者，向全国人民报道了这个鼓舞人心的报告。周总理在报告中重申新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个振奋人心的百年大计，为中华民族未来的历史绘制出壮丽的蓝图，给中国人民指出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周总理的报告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他生前心血凝成的宏图，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的嘱托和遗愿。

　　的确，周总理艰苦卓绝的革命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但是并不是“死而后已”，而是“死而未已”。身虽去，功不朽，浩气长存。祖国历史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同志的革命风范和他的丰功伟绩。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