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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南昌起义

刘武生

2018年05月28日11:43    来源:《人民日报》

  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在这里,我们对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光辉业绩作些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以志缅怀和纪念。

  呼吁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1927年,正当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人武装斗争和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革命形势却发生了严重的逆转。“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周恩来根据他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切身体会,看透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多次向中共中央建议,趁蒋介石建立的南京反动政权尚未巩固之时,加紧组织武装力量,讨伐蒋介石。4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强调:“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方面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会后,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同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发出。意见书分析了当时军事势力的状况,强调趁蒋介石东南政权还没稳固,“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是在当时政治军事条件下,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提议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

  从5月下旬起,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工作,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他努力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移到军事斗争上来,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具体工作上,做好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为加紧酝酿决定组织武装暴动,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过许多意见和建议。在5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周恩来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在6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三省救各省,东南讨蒋”的斗争方针。在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先后两次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前往指挥这次湖南暴动。后来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反对,这个计划没能实行。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确定组织武装起义的新政策。周恩来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委员,和其他同志一起主持共产党的机关和党员紧急疏散撤离、隐蔽工作,把聚集在武汉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地,掌握工农武装力量,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并将一些从事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于南昌、九江一带,做联张(发奎)反粤的准备工作。在这期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经提出:“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

  正是在这种新政策的指引下,7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聚集在九江、南昌一带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周恩来当晚就向军事部的同志传达。传达后,他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先到九江去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交代说:“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谈话会。据李立三说:鉴于张发奎日益右倾,谈话会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会后,委托正在庐山的瞿秋白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都同意这些意见。7月24日或25日,周恩来在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上发言提议: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共产国际迅速接济军火物资。会议根据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最终作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

  指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举行南昌起义的决策确定后,周恩来立即紧张地进行组织准备和军事部署。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赴九江,向正在这里讨论起义问题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针对讨论中是否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起义政纲的争论,周恩来明确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会议同意并作出决定。会议研究了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结的部署,并派聂荣臻设法把在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住在朱德家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接着,前委会详细研讨了有关起义的事项,进行了周密部署,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7月28日,周恩来到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一见面,周恩来就坦诚地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贺龙爽快地回答:“好极了,我洗耳恭听!”周恩来风趣地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洗耳恭听怎么成?还是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听完周恩来的转达,贺龙立即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7月29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给中共前委接连发来两封密电,提出暴动宜慎重,要等他到达南昌后再决定。周恩来立即同其他前委成员商定,起义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准备工作。7月30日,张国焘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一致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暴动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会议没能解决问题。第二天早晨,周恩来主持中共前委紧急会议,继续争论了几个小时,直到得知张发奎已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指挥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黎明时分战斗结束,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胜利了。

  率领起义军南征受挫

  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决定,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参谋团委员会议,研究南下行动方案。8月3日起,起义军陆续出发南征。周恩来于8月5日撤离南昌,踏上南下征途。7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临川。

  8月12日,起义军进抵宜黄。起义军进占瑞金后,从缴获敌军文件中得知敌军准备在会昌集结18个团兵力同起义军决战,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参谋团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先击破会昌敌军。30日,第二十军从东北面向会昌发起攻击,吸引敌军主力;第十一军从西北面向会昌发起攻击,攻占会昌城。

  9月5日,起义军进驻长汀。在这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委会议,研讨攻取东江的行动计划,会上有两种意见。会议最后决定,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事实证明,这次分兵的决定是导致起义军南征失败的直接原因。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领起义军一个团进驻上杭。19日,起义军进占三河坝。按照长汀会议决定,起义军在这里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等部留守三河坝,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部队进军潮汕。23日,起义军顺利攻占潮州。24日晨,起义军进驻汕头。但这时敌军正分三路在潮汕周围集结。经过几天激战,起义军于30日晚撤离潮州,汕头随之放弃。

  周恩来这时已重病缠身,撤离汕头就被人用担架抬着行军。10月3日,中共前委机关和从前线撤退下来的起义军部队在普宁县的流沙会合。在这里,周恩来和其他起义军领导人召开了决策性会议。这时,周恩来高烧达40摄氏度,同志们劝他离开部队。周恩来坚决表示:“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持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会后,起义军余部由流沙经钟潭向去海陆丰道上的云落前进,进入乌石地区时遭敌军重兵截击,周恩来、贺龙、叶挺等指挥部队还击,被敌军截为两段,部队被冲散了。这时,周恩来发着高烧,常处在昏迷状态,还在喊:“冲啊!冲啊!”叶挺、聂荣臻守在他身边。后来,由一位当地党的负责人杨石魂帮助他们隐蔽下来,并找来一条小船,送周恩来、叶挺、聂荣臻一行人去香港。

  开辟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是在极端危急的形势下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不能由此而低估它的伟大政治意义。巴黎公社革命、辛亥革命都失败了,不是在历史上永放光辉吗?”肖克说得很在理,南昌起义如同巴黎公社和辛亥革命一样,在历史上永放光辉。

  对于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中共中央以及党和军队的一些领导同志都作过评价。早在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现在叶贺虽然是失败了,而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只有决定四省民众武装暴动,以及率领叶贺军队暴动反抗武汉反动政府之政策,是算党抛弃机会主义而走上布尔什维克道路的新纪元。”周恩来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说过许多,但对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说得很少。他仅肯定:“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他甚至谢绝观看歌颂南昌起义的话剧《八一风暴》。他说:“我那次领导失败了,你又不批评我,我就是不看。”这充分显示了周恩来谦虚的品德和严于自省的精神。

  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意义,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是一个闪光的标志。

  第一,南昌起义标志着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是摆在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面前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失败教育了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一条革命的新路。李立三曾经深有体会地说过:“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它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以南昌起义为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南昌起义标志着开展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直到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举起屠刀,血的教训才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毛泽东在论述战争和战略问题时这样说过:“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贺龙也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指出:“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高举起中国革命斗争鲜明的旗帜,坚决进行武装斗争”。这些论述都是真知灼见。

  第三,南昌起义标志着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南昌起义集中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所影响的军事力量,起义军经过战争的锻炼和考验,虽然大多数人牺牲了或失散了,但起义军余部却成为创建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经过南昌起义和南征战斗洗礼的起义军官兵,提高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积累了作战经验,从而为创建人民军队培养训练了一批得力的军事干部。其中很多人成为我军的帅才和将才。建国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就有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林彪等六人是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如果加上积极策应过南昌起义的叶剑英则多达七人。正因为南昌起义在我军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和作用,1933年7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批准中革军委的提议,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建军纪念日。接着,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周恩来发布了关于纪念“八一”的训令,指出“南昌暴动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胚胎”。

  《人民日报》1997年7月30日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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