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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中央专门委员会

杨明伟

2018年05月28日11:33    来源:人民网

  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为中国成功地研制和试验第一颗原子弹,为推动中国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决策、领导和组织实施的核心作用。周恩来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已众所周知,但是,作为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领导该机构为实现我国尖端科学技术腾飞的曲折过程,却鲜为人知。探讨这一过程和周恩来的特殊贡献,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周恩来的科技思想和工作方法,促进今天的科技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自1955年1月在周恩来的建议和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起,我国原子能事业从无到有,逐步解决发展规划、机构、技术、人才……等问题。在我国原子能发展的初期,也曾得到苏联方面的帮助。但不久,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撤走专家,带走图纸??????使刚刚起步的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受到沉重的打击。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此后,我国的原子能事业非但没有停滞,反而走上了自力更生、迅速发展的道路。随着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至1962年秋天,在我国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的时候,成立更高一级的领导机构以加强原子能和尖端科技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中央专门委员会应运而生。

  1962年10月30日,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十五人委员会的建议》,《建议》提出“最好是总理抓总”。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后,周恩来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担负起了又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

  11月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原子能事业领导的决定,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正式成立中央专委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共十五人组成。在它的组成人员中,有共和国的一位总理,七位副总理,七位政府部长。如此强有力的领导阵容,显示了专委会极大的重要性和权威性。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此后,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过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至周恩来去世,他又主持召开了若干次中央专委会会议,这期间,专委会的职能、任务和人员进一步扩大。

  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两个星期后的11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针对我国核工业的薄弱环节,会议决定加强具体组织领导核工业建设和发展工作的二机部的科技力量及其党政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优秀人才500名。在选调的这些人员中,许多领导干部和科技专家是经周恩来亲自提名或审定的。这批力量和二机部原有队伍一道,不久便投入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和建设核工业的工作。

  12月4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刘杰关于两年计划的汇报和朱光亚对原子武器理论设计的介绍后,原则同意两年计划。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努力争取实现1964年目标。并提出: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他还要求大家尊重并掌握科学规律,要不怕失败,争取多次实验求得成功。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恩来连续三次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使这一特殊机构的工作迅速有效地开展起来。

  进入1963年,中央专委会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了第四、五、六次全体会议。讨论解决有关首次核试验的两年规划和今后工作安排以及有关设备制造、原子靶场、建立政治部和增设卫生防护等问题。在3月21日召开的第五次会议上,周恩来针对二机部提出的力争1964年实现首次核试验的“两年规划”,肯定了这一规划是全体职工努力的结果,并强调:“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一定能够搞出来。最重要的是,大家必须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为此他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做到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要求有平凡而伟大的风格,要有终身为这门事业的思想”;“高度的科学计划性,要求一环扣一环,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克服松、散、乱、慢的现象”。 “三高”的要求,很快被贯彻到二机部及其他国防尖端部门,成为中国尖端事业队伍建设的长期的指导方针。

  年底,鉴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近过关,12月5日召开的中央专委会第七次会议根据周恩来所提意见决定: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根据周恩来的要求,第一颗原子弹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极为绝密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1964年,是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这年也是中央专门委员会工作最辉煌的一年。4月11日, 鉴于1月份我国铀浓缩厂已经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问题,周恩来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原子弹爆炸试验工作按9月10日前作好一切准备,等待中央常委派骨干到现场,试验时间由中央常委会决定;请国家气象局负责把气象预报搞准。他要求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还提出,要防止事故,把革命干劲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现场的准备工作基本作好以后,专委会的工作更为紧张而有序,周恩来也更为忙碌。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预演总结、正式试验时间及其有关问题。21日,周恩来将罗瑞卿根据会上意见写的可以在10月进行正式试验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转交在外地的毛泽东并附信说:核爆炸“时间以不迟于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20天;如决定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10月作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作,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 周恩来对第一次核试验提出的这一决策性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

  9、10月间,周恩来多次约中央专委会委员研究有关原子弹试验的问题。10月14日,他再次致信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提出:“这次试验,决(定)采取公开宣传办法,以便主动地击破一切诬蔑和挑拨的阴谋,并利今后斗争。”当日,周恩来亲自下达了核装置就位的命令。根据试验场区的气象情况,中共中央常委会议根据前方和中央专委的意见,决定把第一颗原子弹装置试验的起爆时间定在10月16日15时。在试验前,为防止意外,周恩来一再叮嘱:“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试验成功。中国的尖端科技事业从此进入了划时代的时期,正如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致参与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全体同志电中所说:这次成功的试验,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对美国核垄断、核讹诈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中国政府在当天发表了周恩来授意起草好的声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

  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虽然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认为“人民中国突破了核垄断俱乐部的大墙,在整个地球上引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亚洲和世界和平能得到更有力的保障。”但是。中国首次核试验只是一个核装置的爆炸,必须解决原子弹的武器化问题,才能真正打破核垄断。为此,周恩来在10月19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原子弹的爆炸,会引起我们思索一些问题,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迎头赶上,要搞新技术,不要走老路。

  周恩来“不要走老路”的思想,给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明确指示二机部:要加速研制氢弹。就在这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也曾对我国核武器发展问题作过明确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根据中央的精神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要求,12月3日,二机部在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小型会议研究进一步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的基础上,向中央专委会提交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一方面要加速原子弹武器化,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另一方面要尽快突破氢弹技术,向战略核武器高级阶段发展。报告表示,力争在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

  为解决原子弹的武器化问题,运载工具的研制也成为当务之急。这样,核弹头与导弹的结合试验也提到了重要的日程上。为此,周恩来设想,1965年我国尖端武器事业进入“‘两弹’结合试验年”。

  在进入“‘两弹’结合试验年”的1965年2月3日、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会议要求通过1965年至1967年的核试验,完成原子弹武器化工作,并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统一领导,大力协同,一竿子到底,搞好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为加强领导,周恩来在会上提出扩大由十五人组成的中央专委会,增加七机部、四机部、五机部等部门的有关人员。

  3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他在会上指出:我们的核试验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凡是通过试验应该得到的科学知识,我们都要得到,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成为尖端科技工作者的又一个座右铭。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1965年5月,核航弹(由飞机运载的原子弹)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5月4日、5日两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对这次核试验提出要求:(一)要有把握,不要勉强。(二)安全保险系数大一点好,太低了不好;要普遍检查一下,凡是有漏洞的都要补起来。(三)要加强政治工作,积极谨慎,戒骄戒躁,要特别细心,一点不能疏忽大意。

  经中央常委批准,5月14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核航弹空投试验,爆炸威力与理论计算基本一致。从此,我国的原子弹开始真正成为可供实战使用的核武器。我国从首次核装置试验成功到制成核航弹,并空投试验成功,仅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

  按中央专委会的要求,在原子弹武器化的工作初见成效后,二机部于8月呈报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问题的工作安排》。8月9日、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同意《安排》中的意见,并要求各有关部门给予积极支持。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我们的试验都要从最大的节约出发,不要浪费。”“开专委会的作用,在于促进,群策群力。”

  为解决氢弹研制和两弹结合试验过程中的问题,并讨论国防工业争取两年时间完成三年任务的规划,12月29日至31日,周恩来主持召中央专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了二机部“关于核武器科研、生产两年(1966至1967年)规划”。他在发言中提出:今年为两弹结合试验年,明年是导弹年,明年在导弹上要前进一步,希望后年要出更大的成果;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要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否则落后,任何时候都要谦虚谨慎。会上,周恩来还号召大家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精神来对待国防尖端科技事业。

  二

  正当人们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精神投入尖端科技事业时,历史进入了1966年。政治上的不祥之兆正在袭来,尖端科技事业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干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也在艰难环境中开展。

  1966年上半年,继3月11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后,周恩来又在4、5月间连续三次主持专委会会议,研究进行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等问题。抢在“文革”开始前,5月9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即我国第三次核试验)。

  下半年,政治风暴来势汹猛,尖端科技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周恩来丝毫没有放松对尖端科技事业的领导。9月25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会上宣布:中央已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了的,要协商取消。把劲头用到科研生产上去。原子弹爆炸,有专家的功劳。这些人不是资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们积极工作,即便是在思想上有毛病,在工作上还是要团结。我们有最大限度的民主,又要最高限度的集中。集中的权利不能放。如果不给群众以最大的民主,不放手发动群众,这是右倾;如果不实行最大限度的集中,把专政工具交给群众,做了尾巴主义,这也是右倾,形“左”实右。 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专委会之所以能够最有效地开展工作,正是实行了“最大限度的民主”和“最高限度的集中”的结果。

  在“文革”政治狂热中,针对有人只强调“抓革命”,不重视抓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情况,周恩来斩钉截铁地指出:“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 抓尖端项目,加强国防力量,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这是一个响亮的口号,也是周恩来排除“文化大革命”对尖端科技事业干扰的一个挡箭牌。

  1966年10月8日,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会议上研究导弹核武器试验问题时坚定而果断地提出:一切工作都要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没有问题才行。对核试验要武装保卫,排除红卫兵的干扰,保证试验安全进行。 两星期后的10月20日,周恩来又召集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关于导弹核武器试验的汇报。他强调:根据过去发射的经验,还是要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不要因时间来不及而急了。临试时要沉着,要保证万无一失。他在谈到群众运动的冲击时说:这对共产党员是个考验,等于我们过去坐牢。要把鲁迅的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用在这次试验上。

  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形势下,造反之风愈演愈烈。某大学的红卫兵代表竟然跑到天安门去贴党的领袖、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更需要在艰难的环境中排除巨大的干扰。在中央专门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国防科技工作者齐心努力,我国尖端科技事业才得以稳步地前进。

  10月27日, 我国用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个地对地导弹东风二号装备核弹头,成功地进行了第四次核武器试验──导弹核武器试验 。这次试验,开创了在本国领土上进行两弹(导弹、原子弹)结合飞行试验的世界先例。

  政治上的动乱,增加了尖端科技发展的紧迫性。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为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上天”的梦想,会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制人造卫星。周恩来在会上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提出:1968年要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东风四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

  1967年,为使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势中尽可能少受冲击,周恩来费尽了心血。他一方面尽力阻止造反派夺权之风,另一方面全力保护中央专委和国防科技战线的骨干力量。他在2月份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针对二机部“造反派”夺了党委领导权一事,他气愤地说:你们简直没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部党委靠边站。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宣传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又说:国防工业部部长、司局长除中央已宣布停职反省的外,你们一个也不能扣留。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没经中央批准,你们宣布罢官是不算数的。现在对干部的斗争方式已发展到打人、挂牌、游街,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我看了心里很难过。如果不指出来,让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在“文革”中,周恩来多次对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所属各部的“造反派”说:夺权和批判要分开,有的只要批判,不需要夺权。对领导干部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许揪来揪去,否则,就是排斥一切,怀疑一切,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还把一些处境困难的中央专委会委员接到中南海保护起来。这期间,周恩来还嘱秘书告诉受到冲击的二机部部长刘杰: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

  为防止造反派夺权,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首先在国防工业等系统实行军管。从1967年3月至11月,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人连续签发电报,指示二机部所属企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军事管制,不准串连、不准夺权、不准停产,要进行正面教育。正如4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国防口军管干部时所说:军管是过渡办法,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事管制。他还明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不是二元论,不是又抓革命又抓生产,是以革命推动生产”。他提出,军管单位的革命和业务的最后决定权属军管会或军管小组,对群众要有最大的耐心,但忍耐不等于容忍错误。

  经过排除干扰,到这年的5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全部完成。5月9日,周恩来主持第十八次专委会,着重讨论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会议认为,这是我国第一次全当量氢弹试验,不仅在政治上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在军事上它将使我国的核武器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会议要求6月20日以前做好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于6月1日至10日陆续提出6、7月份试验场和烟云经过地区的详细的气象资料,再决定试验日期。

  正在国防尖端部门加紧进行准备工作的同时,“造反派”的活动也越来越猖厥。6月初,一个名为“九一六”的七机部“造反派”组织居然占据了国防部大楼。6月3日,周恩来嘱秘书责令占据国防部大楼的七机部“造反派”组织“九一六”:立即撤出,如不撤出就不予接见。当晚10时至次日凌晨4时,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会代表,指出:七机部“九一六”在国防部门口搞大喇叭,“万炮齐轰聂荣臻”,这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你们要承认错误。批判领导干部,要把他们的工作时间留出来,任务下来了,就要把批判推迟一点。军工厂,不能过份疲劳,疲劳了容易出事故。 周恩来的讲话,使“造反派”稍稍收敛了一些。

  1967年6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研究解决进行氢弹试验的时间等问题。为加强领导且保护聂荣臻,他亲自决定,派聂荣臻亲临现场指挥这次重要的核试验。五天以后的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我国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

  实际上,这次氢弹爆炸的时间比预计的还早。提前实现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也实现了周恩来关于“不要走老路”,“要加速研制氢弹”的要求。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用了4年。当时法国已花了4年多的时间研制氢弹,但未成功。而中国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这次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仅用了2年零8个月,无论在速度还是技术水平上都超过了苏美等核大国,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际社会公认,中国的核技术已进入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然而,内行的人和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在中国这一巨大成就的后面,有一个强有力的决策和领导机构。只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一机构的名字叫“中央专门委员会”,它的主帅就是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

  这年12月10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研究即将进行的第七次核试验问题。他在会上说:我们在空中只做必要的试验,在生产上也是节约的。这次时间较紧,要争取在24日以前准备好。为保证试验成功,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科委要下命令,把正副司令员、政委、参谋长的名字都点上,就像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给各条战线下命令一样,要他们绝对负责。除了参加试验的人员,任何人不许进入试验区。针对“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周恩来下命令说:一切两派争论都要停止,服从最高利益,全力以赴,形成整体。基地有人说,现在为试验,试验后再算帐,再造反,这是错误的。造谁的反?要去掉派性,增强党性。 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还提出:“东风四号”、“东风五号”都要安排,目标不同。不能松后劲,世界上把我们估计过高是不好的,我们要藏一手。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和安排下,12月27日,我国第七次核试验取得成功。

  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央专委会开会的次数明显减少。这种干扰严重影响了国防工业的发展,这也进一步加重了周恩来力图保证国防工业生产不致于停下来和尽力保护国防工业功臣们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忧心重重。正如1月17日他在接见国防工业各部代表,并批评该系统“造反派”热衷派性,不顾生产时说:我很难过,国防工业我过问了很久,为什么谈了这么多次,就是不能联合起来,非要造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作怪。去年的国防工业生产指标你们完成了多少?就我的心情来说,三个不安:不安、不安、不安!国防工业生产在你们的派性、武斗中完全停止生产,能安心吗?把生产科研放到一边不管,闹派性、打架,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破坏设备,破坏生产,打架,浪费,严格来说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他还指出:国防工业的生产和科研部门不应和社会上其他部门串连挂钩,要切断这个联系。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解放一大批干部,这样才容易把各个部门的业务生产抓得更紧。国防工业的科研、生产、教育部门的问题,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抓革命、促生产是国防工业各部门的一个最重要的口号,不可一日忘记。

  4月20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七机部等单位的代表说: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国防科委几位副主任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赵尔陆同志死了,有人还要打倒他。说句公道话,这个同志一直在后勤工作,勤勤恳恳。活的要保,死的也要保。聂荣臻同志我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不能说国防科研、生产中有坏人,领导就一无是处。国防工办、国防工业部门做了很多事情是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上也是做得对的。各有中心,各有重点,不然,我们的东西怎么能上天?现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急需把班子组成,不能再等了。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 7月初,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诬蔑聂荣臻“有捏造毛主席最高指示和林副主席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问题”等。黄永胜、吴法宪就此事写报告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为策略地保护聂荣臻,7月11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道:聂荣臻同志有错误,但“他还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人”。

  随着运动的深入,周恩来的忧虑也进一步加深。他多次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认为这两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他不同意因大批判而把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业务都停顿下来的搞法。他还告诫国防工业各单位说:一定要把生产恢复起来,把国防工业赶上去,我们已经耽误了两年,再不允许耽误了。

  1968年12月11日、13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的试验报告。14日,他向毛泽东建议批准这次试验,并说:“试验结果,无非成功或失败,即使失败,也可在发射过程中取得改进根据,以利再试。” 之后,他多次同中央专委会的人员研究导弹试验的有关问题。

  就在这月27日,为完成周恩来两年前提出的“1968年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任务,经过艰辛的努力,我国用自行研制的东风三号导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热核试验。这是我国进行的第八次核试验。

  试验成功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对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两派群众代表说:“东风三号”地地导弹试验正是七机部武斗打得最凶的时候搞的,许多部件不大合规格。但为什么能响?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工人阶级。老工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检查了多次,发现200多个问题,最关键的有70多个,老工人一个一个把它解决好。有些是重新搞,所以试验成功了。 其实,周恩来没有讲到“能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央专门委员会在动乱岁月里对国防尖端事业强有力的领导。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势中,周恩来在对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对派性斗争也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6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七机部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时严厉批评两派组织热衷于闹派性、打派仗的行为,指出:七机部是尖端部门,而你们还老打内战,非要争个你输我赢,对中央的指示无动于衷,你们两派在北京和全国是出名的了;我不相信广大革命群众会跟你们走,我呼吁你们砸烂派性,抓革命、促生产,把尖端搞上去!6月26日,针对两派在革委会问题上继续闹派性的情况,周恩来再次严厉地批评说:你们这样做是毫无敌情观念,你们现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是红卫兵嘛! 7、8月间,周恩来数次接见七机部有关人员,对该部两派长期闹派性、严重影响科技尖端工作的正常进行提出严厉警告:如再继续闹下去,最后只好实行纪律,宣布两派组织解散。“对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不痛击不行,还有资产阶级派性,这两者是七机部的致命伤”。对七机部等单位承担的某尖端科研项目,周恩来指示:要下一道死命令,所有参加该项工作的人员统统上阵,要求一个星期搞出来。“你们不是要革命吗?这就是革命。”他还指着钱学森说:由你钱学森去领导,党中央给你一道死命令,我看准灵。不到的就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还要开除党籍”,“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凡是不守纪律者,以破坏党纪、国法、军法论,轻者警告、扣薪,重者开除。” 这种严厉的警告,对国防科技部门的派性斗争起了重要的抑制作用。同时也给真正懂科技的领导者很大的职权。8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关国防尖端科研会议。针对一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放手工作、以全力突破工程技术难关的情况,他郑重地宣布:“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注:当时是七机部分管军工科研生产的负责人)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批准同意了一份需重点保护的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他郑重地指出:“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8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会上他从二机部汇报中得知,林彪7月2日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会议上下令要设在甘肃、内蒙的原子能工厂在1970年内全部迁往三线。为避免核燃料生产中断给核工业带来的损失。周恩来指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同时,为了战备,必须抢建三线工厂。”

  在“文革”中,无论局势如何混乱,周恩来在每次核试验前都要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以求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是我国尖端科技事业在十年动乱中仍能稳步发展的一重要原因。

  三

  进入70年代,我国尖端科技事业在艰难的发展中又取得重大突破。周恩来也为此耗尽了心血。

  1970年,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实现“上天”梦想和规划核电站的年头。2月8日,周恩来提出,要在国内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用电问题。 随着决策的做出,这一天也永载史册。据此,我国自行设计和建设的核电站工程被命名为“七二八工程”,由此拉开了我国核电站建设(即秦山核电厂建设工程)的序幕。

  在筹建核电站的同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准备也进入紧张阶段。4月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准备工作的汇报。

  4月14日晚,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从发射场回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韧等人汇报。会上,为使卫星发射工作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周恩来对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以及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入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等大大小小的问题,问得非常仔细。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周恩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入发射工作位置,随后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20日,他又通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发出指示: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在卫星准备发射期间,周恩来还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直到把检测中发现的问题全都解决后,周恩来报经毛泽东批准,才将卫星发射的时间最后定下来。

  1970年4月24日晚,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终于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试图上天探测宇宙的梦想。

  正当中国人民沉浸在“上天”的喜悦之中时,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成员们又在筹划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尖端科技问题。5月至10月,周恩来多次召集中央专委开会。在7月15日、16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他听取了核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着重审查了模式堆启动运行安全问题。他在会上强调:“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他要求二机部吸收本部门以外的一些专家来“挑毛病”,并对启动运行试验中的每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还指出,这次试验,是我们开发利用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建设的基础。会后,周恩来又于18日和20日两次电话指示参试人员:“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越要全力以赴,一丝不苟,才能符合要求。” 经各方面的努力,此次试验获得成功。

  在政治斗争和艰难而繁重工作的双重压力下,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正象他10月19日会见斯诺及其夫人时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因为睡得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

  健康的减弱反而促使周恩来加紧了工作。10月22日,周恩来在接见国防科委计划会议代表时,就国防科研系统今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防科研系统过去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问题也不少,不要满足已取得的成就,“应该向前看,我们还落后得很”。要有雄心壮志,要增加产品数量,提高质量,为第四个五年计划打好基础。他还说:现在事故多,就是因为革命的激情有点过了。任何事情做过了头,都要走到反面。关于原子武器,我们要有一定的数量、一定的质量、一定的品种。这不是三年五年可以完成的。

  此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多次中央专委会会议,研究如何向更高的目标前进的问题。而发展核电站、利用原子能为大众造福,成为专委会要抓的中心工作。在11月7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周恩来听取有关“七二八”工程的情况汇报。他从更高的角度对二机部的工作提出要求: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我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 12月份,周恩来又连续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七二八”工程有关情况汇报。他再次阐明建设核电站的方针:第一是安全,不出事故;第二是实用,要有发展前途;第三是经济,一切材料都用国内的,自力更生。 要求有关单位对该工程进行论证,具体方案可以“百花齐放”。

  1971年以后,晚年的周恩来着重关心卫星、核潜艇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问题。这些也是中央专委会会议的主要议题。1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有关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二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实践一号)和运载火箭的情况报告。使与会者惊讶的是,共和国总理对这颗卫星的轨道参数等技术问题都详细地作了记录。3月2日,在“实践一号”发射的前一天,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有关准备情况的汇报。第二天我国成功地发射了实践一号卫星。

  1971年下半年,我国的核潜艇试验工作也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6月2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有关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第一次启动的全艇联合试验的汇报。他在会上说:核潜艇我们第一次搞,试验工作要稳当一些,一步一步把工作做好,多花一些时间充分试验。要通过试验取得各种科学的数据和资料,积累经验。 9月,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安全下水(1974年8月1日,经过四个阶段试验的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在“七二八”工程方案基本成型后,,周恩来于本年9月8日、9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上海方面的汇报。针对设计方案周恩来以求实的态度指出:你们不要说得太美好了,要实事求是。科学家不要跟有些干部学,话不要说得太满,吹得不得了,神乎其神。要留有余地。他还深谋远虑地说:你们要通过这个工程带动其他工业发展。大家都要为国家的事出主意,共同管理国家的事,来推动全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并语重心长地交代:“上海这项试验工程要搞好、搞成,要实事求是,时间不要太急,稍微迟一些中央不会责怪你们,重要的是要搞好。” 这次专委会议原则批准了“七二八”工程方案。

  “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于9月3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刘西尧等人去国防科委主持工作,以进一步加强对国防工业的领导。此后,为恢复被林彪一伙搞乱了的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极“左”思潮,周恩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作了大量的工作。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央专委会工作的领导。这年11月18日,我国在西部地区进行了又一次地面核试验。

  1972年,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我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在尖端科技的成就面前,周恩来考虑的是如何总结经验,以利进一步发展的问题。3月1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次日将要进行的第十四次核试验的汇报。会上,他建议由钱学森、朱光亚二人牵头组织一个小组,认真总结一下国防科委系统自第一次核爆炸以来的经验。这期间,周恩来在与中央专委们的多次谈话中都语重心长地强调要认真总结经验,保证质量问题。并提醒大家在总结经验的同时不要满足现状。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形势下,“左”的思潮对尖端科技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有些试验由于事前生产部门盲目要求速度,缩短研制周期,不按科研规律办事,取消了必要的单项试验,甚至有些零部件未经验证便仓促投入生产,因此最终导致失败。对此周恩来并没有责怪参试人员。他一方面指示暂停试验,另一方面要求大家坐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找出失败原因,再决定继续试验。

  正是在这个时候,痛魔悄悄地向周恩来袭来。5月18日,医生确诊周恩来患膀胱癌。然而,周恩来却在为打开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大门加紧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专委会工作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8月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和“风暴一号”火箭参试单位领导汇报试验准备情况。在谈到尖端工业和基础工业关系时,他说:尖端工业要抓上去,提高推动基础工业的发展,二者要并肩前进,互相促进,互相协作,互相竞赛,推动整个国家工业的进步。他还强调:要严格把住产品质量关,把工作做细,努力做到万无一失。 此后,他多次要求国防科技战线的干部和科研人员:“大家要团结起来,反对派性,把精力全部集中到科研生产上。”

  进入晚年的周恩来虽然被病魔缠绕,但他仍抱病多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作为二十年来周恩来关心的两件大事之一,尖端科技的发展使他在最后岁月里又多了一些焦虑。

  1973年,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专委会会议。在6月19日、20日的会议上,针对国防工业发展中对水文地质情况不清楚的问题,他严肃地提出:建国已经24年了,全国水文地质情况还不清楚。国防工业搞多少项目,都得从头做起;搞个试验、搞个基地,都不知哪里有水没有水。就这么大个地方,搞了20年还搞不清,现在应该补上这一课。 不久,他又于8月14日、15日召开专委会会议,研究了“长空一号”卫星的发射问题。

  继上一年11月9日周恩来对“七二八”核电站工程建设方案作出批复后,周恩来又于1974年3月31日再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七二八”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汇报。他在会上提出:当前一方面抓批林批孔,另一方面也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抓重点科研项目。并强调: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对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尖端科研队伍过去被林彪一伙搞乱了,要整顿,要从体制上抓。 会上,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选派优秀设计人员支援该项工程建设,以此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会议正式批准了核电站工程领导小组提出的30万千瓦压水堆电站的建设方案。

  两个星期后的4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中央专委会会议,审查二机部一座核材料生产工厂的建设调整方案并讨论清华大学的试验性核电站工程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他在会上再次强调:要清除林彪一伙的影响,克服派性,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还处在初级阶段,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这是自1962年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以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周恩来留给中央专委会会议的最后声影。第二天,上海“七二八”核电站工程正式被列入1974年国家基本建设项目。

  1975年,周恩来的病情急速恶化。病魔已不允许他再回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桌上。1月13日,周恩来抱病最后一次代表国务院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虽然不能完全由自己念完报告,但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两步设想”,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令周恩来欣慰的是,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中国又于11月26日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且在卫星正常运行六天后,按预定计划将卫星收回地面。这是中国科技人员首次掌握卫星回收技术。

  1976年1月8日,伟人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周恩来留下了未尽的事业离开了热爱他的人们。然而,在他领导下的我国尖端科技事业,却蒸蒸日上,繁荣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坚定地站在世界强国之林,中华民族已经傲立在世界的东方。

  纵观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尖端科技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和重要环节上,周恩来都起到了核心和主帅的作用。周恩来的科技思想、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并仍在影响着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及其事业。

  《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版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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