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心系念着海外华侨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作为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不仅为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几亿人民的衣食住行呕心沥血、日夜操劳，而且还时刻系念着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数百万华侨，为维护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而竭诚尽力。他始终亲自过问侨务工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建国后我一直在周总理、廖承志同志领导下做侨务工作，研究侨务政策，深深感到，正是有了周总理这样熟悉华侨的领导人指导侨务工作，才使我们能比较顺利地排除“左”的思想干扰，始终坚持正确的侨务政策。这是广大华侨和侨务工作者深感庆幸的事，直至今天，许多华侨和侨务工作者都念念不忘周总理对华侨工作的教导和对华侨的亲切关怀与体贴。

　　圆满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起了根本的变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东南亚等华侨众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过艰苦的斗争，也相继摆脱了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妥善解决华侨和当地政府的关系，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等问题，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

　　在帝国主义统治东南亚各国的时候，所谓双重国籍，实际上只是个形式。海外华侨和所在国人民一样遭受压迫和剥削，根本没有民族权利，所以当时很少提什么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然而，随着东南亚各国的独立，他们要维护国家的主权，要进行公民选举，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华侨的国籍问题，就必不可免地突出起来。我国建国初期，据不完全统计，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约有1000多万人，他们中约有百分之八十是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华侨，根据各国的国籍法和旧中国的国籍法，他们都既有居留国的国籍，又保留有中国国籍，是有双重国籍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者仇视中国人民的胜利，他们千方百计地想孤立我们，妄图利用华侨问题挑拨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关系，致使那些对我不友好或对我有疑虑国家的华侨遭受歧视和迫害。对于这些海外侨胞的困难处境，周总理十分关怀；对于邻邦之间这种历史遗留的问题，周总理决心予以解决。1954年9月23日，他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值得指出的是，华侨的国籍问题是中国过去反动政府始终不加解决的问题，这就使华侨处于困难的境地，并且在过去常常引起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又指示我们解决华侨国籍问题，一定要从华侨长远切身利益和华侨居住国家的民族独立出发。他指出，凡已经或自愿取得当地国籍的华侨，就当然丧失中国国籍，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是亲戚关系。华人成为所在国公民以后，应当效忠入籍的国家，应当同当地人民一道为所在国政治、经济独立和文化繁荣作出贡献。同时也希望海外华人为促进所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为两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起积极作用，以利于促进我国同华人众多的国家的友好关系。

　　在周总理领导下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首先谈判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因为两国政府和华侨都有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愿望和要求，因此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1955年4月22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签订了中、印（尼）两国政府关于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1956年新加坡前首席部长戴维·马歇尔参加新加坡工商考察团来中国访问考察，10月9日周总理单独接见了他。接见时马歇尔说，新加坡准备独立，但新加坡的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百分之七十多，关于中国人民政府对双重国籍问题的态度，人们还有些疑虑。他指出，这次来中国访问，其中重要问题之一是要了解中国政府对华侨双重国籍的政策。接见中，周总理向他详细说明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原则。马歇尔听后表示赞赏。接见后发表了会谈公报，使新加坡政府和华人了解了中国人民政府对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消除了他们的怀疑和顾虑。

　　以后，我国又先后和华侨较多的国家在两国建交公报中列入解决双重国籍的条文。1980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坚持了周总理提出的有关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原则，并将这些原则吸收到国籍法条文中。

　　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总理指出：“华侨应当遵守所在国的法律、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与当地人民友好合作，为所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不要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和一切政治组织，我们也不在华侨中发展共产党员，中国其他民主党派也共同商定不在国外华侨中发展党员。”

　　3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在周总理领导下制定的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原则，表达了我国贯彻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真诚态度和国际主义精神，它得到各国政府的理解和赞扬，同时有力地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各种保守势力在华侨问题上的造谣和诬蔑。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关心华侨切身利益，尊重他们愿望的原则立场。使数千万华侨解除了各种思想顾虑和阻力，愉快地加入了所在国国籍，取得了公民权。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积极参加了国家政治、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许多人成了他们国家出色的政治家、经济企业家、专家和教授，并为促进中国和各国和平友好，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关心华侨的切身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就在全国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为贯彻保护华侨、归侨、侨眷合法利益的既定政策，制定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处理的优待办法，周总理做了很细致的调查研究，分别找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侨领和华侨集中的广东、福建两省的叶剑英、张鼎丞等负责同志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记得1950年11月的一个晚上，总理要廖承志、李初梨和我去研究修改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处理办法草案，这是一个综合了各方面意见后提出的草案。总理听我们汇报后说，土地改革是一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大革命。大多数华侨是由于在旧中国不堪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无法生活才背井离乡，出走异国的，或者被当作“猪仔”贩到国外的。大多数华侨眷属在土改中会得到好处，他们大多数人会拥护土改的。但估计还有百分之二至四的华侨地主，他们的土地要被没收分配，这些人是不会满意的。如果我们在华侨地主的房屋问题上给以照顾，就会波而不动，这对我们团结国外华侨有好处，而且他们的房子大都是用寄回的侨汇盖的，不是封建剥削得来的，要把这些情况向干部和农民讲清楚。我们照总理的这些指示办了。1950年10月6日周总理主持政务院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这个政策。后因“左”的思潮干扰，在有些省没有得到认真贯彻，遗留问题很多，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按总理审批的《土地改革中对华侨的土地财产处理办法》进行落实，并把没收错了的华侨房子退还原主。华侨房屋是华侨在故乡的根，保护华侨的房屋是合理的。事实上给农民讲清楚后，农民是赞成的。

　　总理还非常关心华侨赡家汇款问题，亲自主持制定了正确的侨汇政策。

　　由于历史的原因，全国解放初期，沿海各省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有约三百万侨眷，他们由于家庭主要劳动力在国外谋生，家庭生活来源依靠海外寄来的侨汇；另外还有约三、四百万侨眷是半依靠国外华侨接济的，也就是说有约六、七百万侨眷温饱问题要靠华侨赡家汇款解决。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解放后允许不允许侨眷依靠侨汇生活，成为一个关系到数百万侨胞切身利益的大问题。有一些受“左”倾思想影响的人，说侨眷、归侨接受国外亲属汇款是不劳而获，不允许他们接受侨汇，或以各种名义侵占侨眷对侨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周总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生气，立即责成中侨委草拟一个保护侨汇的命令，坚决保护侨眷对侨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准任何人侵犯。当时正处在经济恢复时期，我们的货币还不稳定。为了不使华侨吃亏，周总理采纳了陈嘉庚先生的建议，指示中国银行对华侨赡家汇款可根据自愿原则采取原币（即寄汇时原系哪个国家货币）存款，取用时按当时汇率取出人民币，从而保证了华侨赡家汇款的币值，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借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下令禁止华侨汇款赡养在中国大陆的眷属，其他国家也受美帝影响，限制华侨赡家汇款金额。为了解决数百万侨眷生活困难，周总理一方面指示财政部拨出专款救援由于断汇而生活无以为继的侨眷；另一方面指示中侨委调动一切可行通道，采取各种可行的办法沟通侨汇。不久就在国内外有关各界通力合作下，迅速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沟通了华侨赡家汇款通道，解决了华侨眷属的困难。

　　为稳定物价，全国实行了统购统销，侨眷因大部分居住在农村，一向靠商品经济生活，现在要靠生产队根据生产情况解决粮、油、肉、布等生活用品，很不习惯。加上侨眷劳动力少分配的粮、油等定量比其他农民还低，意见很大，纷纷要求国外亲属寄粮、油、布、罐头等生活用品。如何根据侨眷的实际情况解决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侨区出现的新问题呢？当时有两种意见。一部分同志提出根据侨眷所有侨汇的多少发给他们侨汇证，依证卖给一定数量粮、油、肉、布等生活必需品；另一部分同志认为发侨汇证办法，违背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根据侨汇量发侨汇证，要求中央增拨统销物资统筹解决。这些意见报告总理后，周总理认为管理侨汇是经济工作，必须用经济办法去解决。他立即批准采用发侨汇证办法，并责成当时负责财委工作的李先念主任召集有关部门制定办法和调拨物资。这样不但解决了侨眷的实际生活困难，而且也调动了华侨寄侨汇的积极性，减少了华侨向国内寄食品的困难，既便利了华侨，又增加了国家的外汇收入。

　　在某些国家发生大规模排华逆流的时候，是周总理下决心派船把无法生活的华侨接回国。在五六十年代，华侨热爱祖国，送子女回国升学，为了使华侨子女能及时考入大学，周总理指示中侨委大办华侨补习学校，为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功课，使他们迅速跟上国内学生，考入国内高等院校跟班学习。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侨务政策的奠基人，是华侨、侨眷、归侨的贴心人，他处处从华侨长远和切身利益出发，一个一个解决侨务工作中的重大政策问题。他的教导永远刻印在侨务工作者和华侨心中。

　　《我们的周总理》